“小说伴随着现代而诞生，记载了现代个体的希望、恐惧、苦难和伟业。”9月28日下午，洪涛《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新书分享会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以“个体的纪念碑”为主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洪涛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卫翔、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闳展开了对谈，活动由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主持。
文学故事是关于想象的故事
作为一部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文学评论集，洪涛在《文学三篇》一书中选取了《格列佛游记》、卡夫卡小说、奥威尔小说作为切入点来讨论现当代政治哲学问题，三篇文学评论写于2015至2021年间。分享会上，洪涛回忆了写这本书的缘起，“为什么会想到写文学？是与我当时的处境密切相关。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故事，尽管是想象的故事，但和我的现实处境发生了关联。”透过《文学三篇》，洪涛反思了现代科技对于人的规训，他认为，现代性通过技术给生活带来了便利，但与此同时也使每个个体置身于“流动的集中营”，身为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他希望把现代性的这一面告诉读者大众。
在《文学三篇》的开头，洪涛写了一篇题为《小说与个体》的长序，探讨了“想象”在古典与现代的分野上所具有的意义。“古典的哲学核心是想象能力，是人的想象这种心理活动的产物，”他谈到，想象能够在不同的感觉印象之间建立意义的关联，把各种各样的个体建构成统一的、共同的世界，“想象曾经是建构人类共同世界最主要的方式，比如古希腊泛雅典娜的节日中，在广场中吟诵《荷马史诗》篇，这完全是政治性活动，中国的礼乐政治也是如此。古代的政治在根本上是文学的，”洪涛指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今天的想象是私人化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创造者个性的体现，并不参与到对公共世界营建当中，政治个体和个体彼此外在。
徐卫翔认为，文学有不同的分类，但无论是怎样的文学，“人都是喜欢故事的，这恐怕是基于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人渴望了解其他人。”在他看来，今天的文化圈里分化严重，很多年轻人已经丧失了类似小朋友听故事的纯真状态，这样的分化或许会变成对完整人性的一种破坏，而对于文学的关注也许是一种对人性的关怀与好奇，让人重回最初听故事的状态。
“从古代开始我们就讲故事，古典时代的故事是想象的产物，是遥远的、不在场的，一般都是第三人称，讲别人的故事，实际上没有叙事人，现代的叙事把叙事人的主体确立出来了。”张闳分享了他对于故事和想象的理解。他认同《文学三篇》里讲现代小说与现代个体的诞生联系起来的观点，指出叙事主体的确立是现代小说的重要标志，即便同样是第三人称的叙事，也要讲述以叙事者的视角和方式所理解的世界，“比如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他最后讲我就是包法利夫人，他为什么讲这个人的故事？包法利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是通过讲述他人的故事来引出他对世界的理解。”
文学是一种“反治愈”
在《文学三篇》的序言里，洪涛还谈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部日记体小说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小说的源头。对此，张闳评论，《狂人日记》中个体的人是疯狂的，这是值得沉思的问题，如果说主体性是以疯狂的方式来建构的，那么个体的寓言是疯狂的寓言，而不是理性的寓言。
“想象力是狂人的乱想，而且是破碎的、不断瓦解和颠覆秩序的想象。”张闳说，在现代世界，疯狂是不断被挤压、被禁锢，又不断被消除的一种对象，也是最令秩序与大多数人恐惧和不安的对象。他将《狂人日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文学里有关疯狂和疾病的传统与路径，“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而寻找疾病，寻找疯狂，宣称‘我是一个有病的人’，用头撞理性的高墙。这条路径会给我们解读人和政治提供另一种启发。”
“在古典观念当中，政治是疯狂的活动。古典世界里，文学是疗治疯狂的药，是哲学家和诗人来疗治这个世界的疯狂状态。”洪涛回应了关于“疯狂”的问题。他认为，哲学家是最早的个体，曾经系统地提出了疗治个体的方式，而现代的问题在于，“我们把古典的梦境破掉以后，每个个体都要独立地来面对个体问题。这时，职权势力像‘救世主’一样降生在这个世上，丧失了共同体的孤独的人，全部进入了这个组织，这是我们现代政治的状况，它告诉我们，随着古典的想象世界的没落，人类可能不得不走向这样一条道路。”
面对这样的处境，张闳提到了文学的意义，“寻找对话语秩序的偏离和颠覆，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基本的语言策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不是治愈，文学是反治愈，甚至文学就是疾病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结核杆菌。”
分享会现场
现代社会的个体困境
在分享会上，黄韬指出，文学可以被看作一种存在的形式，对现代社会个体的探索有巨大的意义。“在现代小说里，有内向的自我探索的传统，这种传统不再是从伦理的角度、或者从追寻世界本原的角度等方面做自我的探寻，而是一种对无意识或者意识本身的探索，这种描述越来越多地呈现为对日常生活无限细致的表述。”他以《尤利西斯》为例，“这么厚的一部小说写一个人在一天之内的意识，这个意识是各种各样日常生活的场景，这样的文学给我们展现的是意义的丧失。”
对于个体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徐卫翔指出，现代个体一方面是“整体破碎后的个体”，“在文明的轴心时代突破以后，人们都认识到，以往是懵懂地融入整体，现在突然发现我们不是整体，是其中某一个碎片，往后怎么办？以什么方式回到整体？有各种方式的做法，狄俄尼索斯的方式是把个体消灭掉，理性的方式是认识到宇宙是整体，我们从属于宇宙。不同的文明都在想办法解决个体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个体指的是“有个性的个体”，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渺小的，但有少数人会坚持展现自我，这是有个性的个体。“在人类精神文明的长河里，我们远不是源头，我们在吴淞口，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运。”
洪涛引用尼采的话来形容现代个体面对困境的状态，“尼采说，哪怕我知道这是梦，我一定要把这个梦做下去。这是现代人最后的一条路。”张闳则认为，每个人或许只能解决个人内在的精神困惑，“我依然会回到鲁迅，回到尼采，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里寻找他们的精神路径，看他们走到了哪里，我们可能在哪里来作出我们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