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皇帝”石敬瑭与幽云十六州
在五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所有帝王中，后晋高祖石敬瑭无疑是最为后人所诟的一个。因为他向契丹称臣称儿，又割让幽云十六州与契丹，从而留下千古骂名。
石敬瑭的族属，一般认为是融入沙陀的昭武九姓胡人。他的父亲名臬捩鸡，似乎没有姓氏。史称他的四代祖名璟，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耶氏自灵武入附。所以我们将他建立的后晋，也归结到沙陀王朝。至于其自称本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西汉丞相石奋之后，无非是攀附古代名人的托词。
石敬瑭于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出生于太原汾阳里，母亲何氏，当是一位昭武九姓胡人。石敬瑭自幼沉默寡言，喜读兵书，崇拜战国时赵国名将李牧和汉代名将周亚夫。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时，对他很是器重，将女儿许配与他。之后，石敬瑭便跟随李嗣源转战各地。后梁贞明二年（916），在李存勖与后梁大将刘鄩对阵交战时，晋军初战不利，石敬瑭曾率十几名亲军掩护李存勖后撤，事后得到李存勖的大力称赞，说：“将门出将，其言不谬。”史称后唐“灭梁室，致庄宗一统，集明宗大勋，帝（即石敬瑭）与唐末帝（即李从珂）功居最”。不过在后唐庄宗朝，石敬瑭的官位一直不显，史称是因其“不好矜伐（即夸耀）故也”。
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后，石敬瑭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政治才能以及与明宗的翁婿关系，官位青云直上，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先后担任了陕州、宣武、天雄（魏博）、河阳等镇节度使，并一直兼任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职务，这是后唐握有实权的禁军统帅。
长兴三年（932）十一月，朝廷以北方契丹、吐浑、突厥犯边，需派一名大将统帅边军防御。石敬瑭主动请缨，愿意北上，唐明宗遂命他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并兼任大同（治云州，今山西大同）、振武（治朔州，今山西朔州）、彰国（治应州，今山西应县）、威塞（治新州，今河北涿鹿）等地军队蕃汉马步军总管，回到了后唐王朝的发祥之地。
据说石敬瑭在离别宴会上，捧杯为明宗祝寿，说：“我虽然微小怯懦，但想到边陲大事，岂能不竭力尽忠？只是要远离京都，长久见不到皇上，不能随时向您请安申报。”明宗为之动容落泪，后来果然再未与石敬瑭相见。
末帝李从珂即位后，石敬瑭迫于形势，不得不前往洛阳朝见，但当参加完明宗的葬礼后，便通过妻子魏国公主和曹太后的一再疏通斡旋，重新回到河东太原任职。
太原是石敬瑭的出生地，这里有他的宗族、亲属、故旧，因此他在这里具有比在他乡更大的号召力。后晋末年，刘知远在太原起兵时，其妻李氏就曾说过：“自晋高祖建义，及国家兴运，虽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福力同致耳。”指出石敬瑭和刘知远的兴起都与河东的“土地人民”有着极大的关系。
事实上，石敬瑭在长兴三年（932）首次出任河东节度使时，就是带着他过去的元随故旧如刘知远、李延韬、周环（一作周瓌）、景延广、王延超、李守贞、王饶、刘继勋、王继弘等一干人前往太原上任的，这也是唐末五代时期的惯例。到河东以后，他又创置新军，招募了如武行德、李万超等一批骁勇之士，建立起一支牙兵队伍。此外，在他身边还聚集了一批幕职官如节度判官赵莹、掌书记桑维翰、节度推官窦贞固、观察判官薛融、从事段希尧等，组成了一个文人智囊集团，这是石敬瑭文、武统治的核心班底。石敬瑭即位后，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霸府旧僚，皆至达官”。特别是桑维翰和刘知远二人，是石敬瑭的文、武两大领班。
石敬瑭当然也觉察到了唐末帝李从珂对他的猜忌，所以再度回到太原后，便积极着手从财力物力上做好自保甚至取代后唐朝廷的准备。他与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一起，以防御契丹为名，接连不断地向朝廷请求“益兵运粮”，赵德钧也妄图割据一方甚至成为“中原之主”。石敬瑭还奏请将河南地区怀州和孟州的租税输送到自己管辖下的忻州、代州。李从珂则先后下诏向河东有积蓄的人家征借菽粟以充军；令镇州输纳五万匹绢购买军粮，然后出车一千五百辆运抵代州；又诏令魏博开市购粮，运往河东。当时因水旱灾害，百姓饥饿，石敬瑭派人督催缴纳，致使崤山以东的百姓流离失散，民怨沸腾。最后，石敬瑭又将其在洛阳及诸道任职时积累的财货全部收拢送到晋阳。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清泰二年（935）六月，石敬瑭率大军屯驻忻州，朝廷派使臣为其军颁发夏衣，军士四次欢呼万岁。“万岁”只能用在皇帝的身上，石敬瑭对此深感恐惧，便命都押牙刘知远斩杀了带头呼喊的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以平息事态。但李从珂听说此事后，大为不悦，立即以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率兵屯代州，“以减敬瑭之权”。接下来便是石敬瑭招契丹为援击败后唐官军，这些前面已经提及，此不再赘述。
清泰三年（即后晋天福元年，936）十一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在柳林（今太原小店区刘家堡乡西柳林村）册封石敬瑭为皇帝。因河东和晋阳是春秋古晋国之地，遂建国号为“晋”，史称“后晋”，改元天福，石敬瑭也就是后晋高祖。石敬瑭起初以洛阳为都城，桑维翰奏称：“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于是天福二年（937）四月，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
需要指出的是，《资治通鉴》是将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称臣、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土地，放在天福元年七月“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时一起叙述的，即石敬瑭获得契丹的支持，是以此为先决条件的。但在新、旧《五代史》中，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约为父子”或“论父子之义”，是在九月契丹南下破后唐官军之后；而石敬瑭“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即耶律德光）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许之”，是在十一月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皇帝之后。《五代会要》更将“结为父子”“岁输绢十三万匹”（“十三万”当为“三十万”之误）“割雁门已北及幽州所属县并隶番界”均记在天福元年十一月。虽然，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称臣、割让土地是既成事实，但毕竟与以此为先决条件获得契丹的支持而当上皇帝稍有些差异。
还需要指出的是，石敬瑭从与后唐朝廷对抗，到向契丹称儿、称臣、割让幽云十六州，都有一个“智囊团”在出谋划策。如当初唐末帝要移石敬瑭去镇天平，石敬瑭拿不定主意，向幕僚征求意见，刘知远就说：“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而当石敬瑭欲“外告邻方，北构强敌”，结契丹为援，与后唐朝廷相对抗时，征求僚属意见，“掌书记桑维翰、都押衙刘知远赞成密计”。只是据说对于石敬瑭向契丹称儿割地，刘知远不赞成，说：“向契丹称臣可以，认其做父则太过分；用重金贿赂足可以使其出兵，不必割让土地，恐怕将来会成为中国大患，到时后悔也来不及。”如确有此事，倒是颇有见地（主要是割地一事）。不过刘知远后来却也荣幸地被耶律德光称“儿”。
至于桑维翰，则不仅主张石敬瑭拒绝移镇天平，而且说：“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州、应州，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可以说是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儿、割地的始作俑者。后来，听说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亦厚赂契丹，欲倚仗契丹做中原之主时，桑维翰又被石敬瑭派去见辽太宗耶律德光，跪在耶律德光的帐前，从早到晚，涕泣不起，苦苦哀求。耶律德光最终被桑维翰的“赤诚之心”所打动，拒绝了赵德钧的请求，立石敬瑭为帝。并说桑维翰对石敬瑭忠心不二，应该做宰相，石敬瑭即以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而就是这样一个桑维翰，后来却得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赞赏，说连赵普都不如他。
幽云十六州包括幽（治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州）、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原属北京怀来，今被官厅水库所淹没）、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蔚（今河北蔚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马邑镇）、朔（今山西朔州）等十六州。后来幽州改称燕京，所以又称“燕云十六州”，包括了今河北大部和北京、天津以及山西北部的大片地区。
幽云十六州的北部是燕山和太行山两大山脉，地势险峻复杂，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军事防线，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铁骑南下的重要屏障，长城北京至山西一段即位于这条线上；而十六州的南部，则气候温和，降水充足，适合农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农业发达、人口稠密之地，在我国北方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十六州的得失，无论是对于辽朝还是中原王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宋人叶隆礼在《契丹国志》中所谓：“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只是叶氏没有提到“幽、燕诸州”在“番、汉”之争中特别是辽朝一方重要的经济地位。
从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与契丹后，后周和北宋都曾试图收复，但均告失败，于是幽云十六州也就成为中原王朝三百年的一个心结，直到元朝建立，再次实现了南北的统一，这个心结才不复存在。
石敬瑭在位六年，在五代诸帝中，也算是统治时间较长的一位。抛开其向契丹称臣、称儿、割让幽云十六州而留下千古骂名这一点不说，在治理国家方面，一依后唐明宗朝旧制，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后晋建国时所面临的形势，按照司马光的话说，是“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石敬瑭采纳桑维翰的建议，“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于是在“数年之间，中国稍安”。应该说，这是一个可以与后唐明宗“小康”社会相媲美的社会局面。
欧阳修《新五代史》对于石敬瑭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评论，只是在其本纪中记载了若干史事。薛居正《旧五代史》则对石敬瑭的评价颇高，说其在称帝以后，“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絁（一种粗丝绸）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并说“倘使非由外援之力（即不借助契丹之力），自副皇天之命，以兹睿德，惠彼蒸民，虽未足以方驾（即比肩、媲美）前王，亦可谓仁慈恭俭之主也”。
所谓“旰食宵衣”，出自南北朝时陈朝徐陵的《陈文帝哀策文》，意即天色很晚才吃饭，天不亮就穿衣起来，形容勤于政事；而“高朗令终”，出自《诗经·大雅·既醉》，意为高风亮节，得以善终。说石敬瑭“旰食宵衣”尚可，而“高朗令终”，则是莫大的滑稽和笑话了，实际上石敬瑭是在一种忧郁恐惧的状态中死去的。
薛居正生于五代，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四朝。《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欧阳修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新五代史》成书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薛居正（包括他的修史班子）与欧阳修其实属于五代和宋朝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五代人对于石敬瑭向契丹称臣、称儿甚至割让幽云十六州，反应并不十分强烈，晋出帝石重贵时，宰相李崧就说：“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可以说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而欧阳修生活的宋朝中叶，随着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发展，以及辽、西夏压力的加大，传统的华夷观念也进一步加强。石敬瑭的向契丹“夷狄”称儿、称臣并割让土地，这在欧阳修看来，即使其把国家治理得再好，也难以抵消其卑躬屈膝的罪责。虽然，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无论是后晋、宋朝还是辽朝、西夏，都是建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政权，但在当时，毕竟属于不同的国家。
石敬瑭于天福七年（942）六月在邺都（即魏州，今河北大名）去世，年五十一岁，谥号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号高祖，死后葬于显陵，在今河南宜阳西北石陵村西，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使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至少对后人也有警示教育的价值，后来的秦桧、汪精卫也莫不如此。
本文经山西人民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沙陀往事：从西域到中原的沉浮》第十二章，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