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北魏开凿、历代维修、保存至今的伟大宝库，在历史、考古、佛教、艺术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进入20世纪，摄影发展在中国日渐成熟，相机小型化以及感光材料的发展，使得摄影变得更加灵活与方便，再加上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在西方列强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下，外国人在华活动变得越来越简单，这使得这片孕育“东方奇迹”的土地，成为万千外国学者向往考察的热土，正如彼时所言：“中国这片神秘的大陆成为了西方摄影者的‘新大陆’和新兴摄影技艺和摄影才华实验的最大场所”。而云冈石窟自被发现以来，就成了中外学者争相研究与考察的绝佳场所，他们把镜头对准石窟，对准佛造像，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影像宝藏。
民国云冈石窟大幅相册（60张）
1907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畹及摄影师一行人等，短短数月间，遍历我国河南、四川、山西、山东、陕西、辽宁、北京等地名胜古迹，采集了至可宝贵的一手图文资料。归国后于1909年在巴黎发布了著名的《北中国考古图录》。图录中共包含云冈石窟影像78幅，真实反映了20世纪初云冈石窟的风貌，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和历史价值。
沙畹云冈三年后的1910年，一位叫 山本赞七郎 的日本人沿着京绥铁路,由北京来到大同。当时的山本赞七郎在北京已是名声在外的摄影师，他经历过庚子事变，拍摄过大量的北京风景建筑民俗，甚至皇室成员都喜欢光顾他的照相馆。这次山西之行，山本也是十分兴奋，喜欢摄影的他对每一个洞窟都进行了详细的摄影，之后的关野贞以及新海竹太郎的著作中也使用了很多山本赞七郎的作品。
1918年 中国学者陈垣先生考察云冈，后在《东方杂志》第16卷2、3号上发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陈垣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为我国云冈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著《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四卷本），在伦敦出版。 书中共有云冈图版66幅，同时对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特点进行了论述，认为云冈造像明显具有印度式和汉地本土两种风格。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 中国营造学社 成员首次山西之行即选定云冈石窟为考察对象，并称赞道：“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主要从史学、佛教、建筑学角度对云冈石窟进行研究，探明了云冈石窟历史渊源和佛教本土化等问题，为日后的研究树立了典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侵略者在1937年掠夺大同煤矿资源的时候，考虑到他们已经占领了大同，以后会有很多的日本人来大同移民居住，于是就在1938年着手大同的规划与开发，由日本官方出面，组织由摄影、测绘、拓片、录文等各方面业务人员组成调查班子，对云冈石窟进行了长达7年的现场搜集调查。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学者就是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二人。在此之前，水野清一等人已经与于1936年春首先对 响堂山石窟 和龙门石窟进行了考察，为系统调查云冈石窟做了很多准备。在云冈，他们夜以继日，对石窟进行了大量的摄影以及测绘，获得了大量的图片、墨拓原件以及测绘数据。回国后转入编写《云冈石窟》调查报告阶段，自1951年至1956年，先后出版了十六局卷《云冈石窟》调查报告，震惊世界，成为1949年之前，最为全面的云冈石窟的影像记录。
相册对石窟内造像、壁画、浮雕、建筑作了全面的记录，并对众多佛像的脸部、衣饰、手印作了细腻的特写拍摄。拍摄细致，构图精妙，光线细腻，把 云冈石窟佛像 庄严肃穆拍摄的淋漓尽致。通过与不同时期云冈石窟影像的对比，我们可以判断此册为民国初年摄制，许多石窟佛像保存的还基本完好。照片使用大画幅座机拍摄，后使用相纸直接印相，清晰度极佳，佛像的面容与衣着纹饰均清晰可见，在经历了长期战乱及无数次动荡之后，本应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遗迹、文物等多遭破坏，有的已面目全非，有的甚至荡然无存。是研究中国佛造像的珍贵影像，也是目前市场上出现大尺寸原底洗印拍摄的云冈石窟原版影像。有鉴于此，这些视觉资料越发显得珍贵。
相 册 欣 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