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誉为“母亲河”的黄河与长江，既是国人们生命的源泉，也是我国发展的动力。但像中国这样，独占母亲河而无需与他国共享，实在是屈指可数。
多数国家不得不与邻国分享河流，这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争端。
独占母亲河对国家而言究竟有多重要？为何如此多的国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黄河和长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两条河流，全部流经中国境内，这在全球范围内十分罕见。
也正因为黄河和长江的独占性，中国得以避免与邻国在水资源问题上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给了中国极大的安全感和发展优势。
中国不仅可以自由地调配这些河流的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还能够通过水利工程（如三峡大坝）进行水能发电，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而那些未能完全控制河流的国家，则面临诸多问题。
比如尼罗河，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跨境河流之一。全长6650公里的尼罗河流经10个国家，其中包括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
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但在埃及境内的长度仅有1530公里，并非独有。
正因如此，尼罗河水资源的争夺一直是埃及与其他上游国家之间的核心问题。
早在1959年，埃及和苏丹就签署了《水域协定》，规定埃及每年可以使用555亿立方米的尼罗河水，而苏丹则可以使用185亿立方米。
可这一协议严重忽视了上游国家的利益。
很快，埃塞俄比亚等上游国家对这一不公平的分配极为不满，认为自己也有权利利用尼罗河水资源发展经济。
2010年，尼罗河流域的8个上游国家签署了《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要求重新分配尼罗河的水资源，这使得尼罗河水资源争端进一步升级。
特别是在2011年，埃塞俄比亚宣布修建“千年大坝”，计划通过水电项目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当时，埃及和苏丹强烈反对这一项目，认为它将严重影响下游国家的水资源供应。可埃塞俄比亚不为所动，继续推进大坝的建设，这让尼罗河水资源争端变得愈加复杂和紧张。
而幼发拉底河是另一条跨境河流，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
随着土耳其逐渐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大量水坝，河水流量显著减少，导致下游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水资源供给不断受到威胁。
土耳其通过修建阿塔图尔克大坝、凯班坝等14座大型水坝，牢牢掌控了幼发拉底河的水量。
在这些水坝中，阿塔图尔克大坝是最具代表性的工程，其库容达到487亿立方米，能够控制幼发拉底河80%以上的水量。
自此以后，叙利亚和伊拉克只能勉强分到10%的水量，这对它们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耕地逐渐荒漠化，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
尽管下游国家多次向土耳其抗议，要求增加水资源的供给，而叙利亚也尝试在幼发拉底河上修建了塔布卡水坝和复兴水坝等工程，但由于上游的土耳其掌控了大部分水源，这些水坝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好处。
直至今日，叙利亚和伊拉克并没有有效的手段与之对抗，只能默默忍受水源减少的困境。
可见，河流的控制权就是一个国家生存与繁荣的关键。而这个认知，早在历史上就获得了验证，也揭露了一个真相，要想拥有一条河流的完全控制权，并非易事。
古埃及文明高度依赖尼罗河的水资源，法老们也意识到掌控尼罗河源头的重要性，曾多次派出军队向上游进军，试图占领尼罗河的源头，但埃及的扩张在越过苏丹境内的六道瀑布时遇到了巨大阻力。
当时的努比亚人顽强抵抗，最终埃及的企图未能实现。而随着埃及文明的衰落，后来的外来统治者如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放弃了对尼罗河上游的控制。
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9世纪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曾有机会扩展对尼罗河的控制。
当时，阿里通过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并派军队向尼罗河上游进军，几乎占领了尼罗河的全境。
可由于阿里没能找到预期中的资源支持，最终撤退，并将注意力转向攻击奥斯曼帝国，也彻底错失了独占尼罗河的历史窗口。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控制河流源头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地势险峻的高原和山脉成为了扩张的天然障碍。
而像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这样的河流，源头通常位于这些难以控制的地区，导致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错失了独占母亲河的机会。
现代水资源争端的复杂性不仅仅局限于中东和非洲，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全球许多国家都在为争夺跨境河流的水资源而陷入冲突。
水作为生命的基本资源，决定了国家的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控制水源的能力直接影响国家的命运。
相比之下，像中国这样能够独占母亲河的国家，享受到了巨大的地缘优势。
黄河和长江的独占性大大减少了与邻国的水资源争端，为中国的农业、工业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水资源紧缺问题将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些无法独占母亲河的国家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而像中国、俄罗斯、美国等拥有独占母亲河的国家，可以在这场全球水资源危机中占据主动。
独占母亲河对于一个国家的优势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幸运，所以我们更应该保护水资源，避免污染和浪费，才能获得国家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