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这两天,我的微信朋友圈快被定州人刷屏了。我看报道,河北省第八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分会场设在了定州。网上网下热闹非凡,党政军警民,全员齐上阵,定州人似乎把所有的家底子都亮了出来,满心满意地招待如潮的游客,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到的全城的热烈热情热闹。

恰好前一阵,我趁着人还没那么多,专程到定州去转了转,瞻仰了久慕大名的中华第一塔——定州开元寺塔,转了转宋街和刚刚晋级国家一级博物馆的定州博物馆,紧赶慢参观了我国北方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贡院,赶到文庙去参观了著名的东坡双槐。吃了中山宴,喝了中山松醪,算得上不虚此行。当时,我一路参观一路感慨,定州还真是底蕴深厚,深藏不露,居然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两次建都史,自古至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历史事件,古中山国如同一头青铜巨兽疾驰而过,与李延年、崔护、韩琦、苏东坡、张寒晖、晏阳初等诸多名人产生过交集。

站在开元塔上,我起身环视,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唐河、大沙河遥遥在望,历史的烟尘仿佛扑面而来。

于是,我不由地感叹,定州呵原来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低调的城市!它的不安分的基因来自远古的记忆!

借着这个思绪,我对定州的历史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梳理,形成了本文,谨向旅发大会祝贺,向定州致意。

正文

很多人听说定州是从一人一物开始的。

“一人”自然是指那个被中国人爱了一千年也爱不够的苏东坡。其于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三月在定州任知州,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以人格的魅力,果敢的胆识,为定州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留下了许多佳话和传奇故事。直到今年,很多苏粉到定州还是本着东坡双槐和雪浪石去的。

“一物”则是被苏老先生誉为“定州花瓷琢红玉”、令乾隆一生爱不释手的天下第一瓷的定瓷。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的定瓷,刻花奔逸、印花典雅、辅以剔、堆、贴各得其趣,其盘、碗、瓶、樽、炉、枕、人物等。无不咸称圣手,妙道自然。

但其实,在苏轼的定州和陶瓷的定州之外,还有地理的定州、军政的定州、经济的定州、当下的定州。

先说地理的定州。定州是冷兵器时代能够决定王朝兴亡的关键要地,谁掌握了定州,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定州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要冲,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要冲,而是能够决定王朝兴替、影响全国政局的重要军事要冲。

宋定州知州宋祁在《论镇定形势疏》中言道:“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这里的“镇”是石家庄正定,“定”即为定州。

这种战略要冲的价值,越是没有大一统政权,或者说大一统政权一旦由强转弱,就越显得重要。

定州向西是连绵800余里的太行山,紧邻太行八陉的蒲阴陉、飞狐陉,是晋陕建立的政权东出太行山的门户之一;北连燕云十六州,是草原政权南下中原的第一关口;往东,连接沧州、瀛洲(今天的河间);往南,可一马平川直到黄河,深入中原腹心。

可以说,冷兵器时代任何一个王朝,要想巩固黄河以北,必须先固守住大同、张家口一线,而要固守大同、张家口等地区,则必须首先打开定州的局面。

谁占据定州,谁就可以掌握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战争的主动权。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虽然不大,却能在诸多强国之间顽强生存,十六国时期后燕慕容氏政权也因为定州处于险要位置而把都城建在这里,北魏拓跋氏政权也把这里作为州、郡、县的三级治所。

于是,在没有大一统政权的情况下,定州必然是中原政权对北方政权的第一战略缓冲地带。

这也是为什么“安史之乱”中,唐玄宗前期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大局在握,而一旦叛军攻克了博陵(就是定州)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慌忙任命元帅、副元帅,招募兵士11万应对的原因。

包括其后的宋辽相持,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定州、易县一带便成为宋王朝对辽作战的最前沿。

民国版的《定县志》有云,说“唐宋金元莫不以定为兴亡之枢机。”

此言不虚。

所以啊,定州从来不是一座低调的城市,在漫长的两千年多历史上,定州无数次决定了天下的兴亡,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再说军政的定州。定州两为国都,自西汉以至清末,先后为封国国都、郡城、州城、府城、再至州城,历经两千年一直是区域行政中心。

正是因为如此关键的地理位置,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一个普遍的共同选择就是赋予定州足够高的政治地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和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政权将之作为国都,北魏拓跋氏政权在此建立行台之外,定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始终处于统治者的重点关注之下。

两汉至两晋,均置中山国,尽管所辖县的数量多少不一,但今天定州境内的卢奴始终是封国中山国的国都。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天兴三年(400年),定州这一名称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

其后,隋唐宋金等,定州或为郡城、或为州城、或为府城,最多的时候所辖多达36州,从北京到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尽在定州大总管府的管辖之下,堪称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州”。

直到元朝以后,受“大一统政权+热兵器出现”的双重作用,定州的战略地位逐渐开始下降,下辖县逐渐减少。

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虽有短暂的专署时期,回光返照过十来年的时光,但终究大势已去,风光不再。

再说经济的定州。定州长期作为区域行政中心,必然也是区域的经济中心,曾经创造了富甲天下的辉煌。

前面提到,定州的军事价值,越是大一统政权或是大一统政权走向衰落的时期,就越重要。反之亦然。

历史上,一旦大一统的社会生态深入人心,和平发展成为主流,随之而来的便是定州的军事地位逐渐褪色,经济地位逐渐巩固。

定州的经济地位,主要有两个方面造就:

一是长期处于中原文明与北方文明的交融地带,边境贸易需求造就了定州商业的繁荣。定州西依太行,东展沃野,既富林木矿藏,又饶农植麻桑。据唐代河北学者张骛在《朝野佥载》载, “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这里提到的何明远是唐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冀商代表,也是唐代丝绸之路上家业最大的企业家。他在定州中三驿边做生意,专门与西域胡人进行丝绸贸易,家里有绫机五百张,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纺织手工业作坊,成为当时定州丝织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也是冀商从事丝绸贸易的大企业家。

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推算,仅何明远的“绫机五百张”,就可带动上游产业链缫丝、纺纱、整理、上缯等员工约4500人,下游产业链染色、仓储、物流搬运员工约4500人,这样的产业规模放在今天也非常可观了。

而这还仅仅只是何明远一个商人,定州彼时的繁华可以想见。

二是长期作为行政中心,必然引得各种资源的汇聚汇集。定州一度是华北的商业中心和最大的城市,是北方最大的丝织中心,后来定州织丝、制瓷等产业工人的南迁,对南方的诸如苏州等城市的丝织业和景德镇的陶瓷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以之而兴,必也因之而衰。一旦定州不再是两个政权交战的边境或是作为区域的行政中心,其经济地位也必然随之下降。这也似乎成为所有如定州一样军政型城市难以打破的“发展怪圈”。

随着周边城市的一步步崛起,定州作为周边中心的历史逐渐没落,尤其是明朝,正定成为河北省的省会;清朝,保定取代正定成为省会;当下石家庄取代保定成为省会,定州夹在新老省会之间,能够汲取的资源便所剩无几。

在这种情况下,定州想要续写昔日的辉煌,似乎极难。

最后说当下的定州。定州是河北唯二的省直管县级市,担负着为河北乃至全中国改革探路、蹚雷的重任,再次站在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当口。

2013年,一度在苦苦寻觅新的增长点却始终成效不够明显的定州,被河北省政府确定为省直管的县级市。

政策优先、项目直报、指标直达......

这是历史再次垂青了定州,定州也再次踏上了改写历史的征程。

在这种情况下,定州咬住京津雄石保,大打招商牌、狠抓营商环境,大手笔谋划发展,小情怀关注民生,一个政通人和、民心凝聚的新定州正如那座中华第一塔一般,日渐清晰而坚定耀眼地矗立在京津冀的广袤而火热的腹地之上。

以上仅是我的个人浅见,不值一哂。最后,我想把近期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有感而发写的一首小诗附在这里,贻笑大方——

假如没有定州,中国有何不同?

假如没有定州

就不会有国人对古中山国的无尽神往

也不会有战国第一位改革家李悝的壮阔人生

更不会有“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的名将传说

假如没有定州

就不会有五代乱世的终结、两宋盛世的繁华

也不会有末代皇帝被逐紫禁城的落寞与荒凉

更不会有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无限慨叹

假如没有定州

就不会有刘琨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的励志美谈

也不会有“万民击鼓留韩琦”的千古佳话

更不会有苏东坡豁达一生中那段最为充实的时光

假如没有定州

就不会有李延年笔下“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的倾城少女

也不会有王实甫笔下张生与崔莺莺的旷世绝恋

更不会有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黯然神伤

假如没有定州

就不会有开理学山门的程颢、程颐两位大儒

也不会有晏阳初那段引起中国人对民众“贫愚弱私”深刻反思的“平民教育运动”

更不会有张寒晖那首激发了无数国人抗日斗志的《松花江上》

假如没有定州

中华历史的长河就少了太多或伟岸或悲凉的背影

中华文明的高山就少了太多或有趣或深沉的灵魂

中华文化的根基就少了太多太多的味道和底蕴

不能没有定州

定州是如此深沉深邃

定州又是如此热烈热忱

定州更是如此壮美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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