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士人的疏离
1、士人们零星的、偶发性的对抗
东汉后期，越来越黑暗的政治现实，导致士人从对君权的绝对崇拜中日渐疏离，最后是其心中名教信仰的崩塌。
汉安帝在位时期（106-125），前13年由邓太后执政，还算不错。邓太后死掉了以后，汉安帝亲政6年，开始任用宦官、乳母的亲人、胡作非为，名臣杨震反对汉安帝乳母和宦官，被罢免回乡，半路自杀。引起巨大震动。这是士人开始对朝廷产生疏离感的开始。
汉顺帝在位（125-144）的后期，引来梁皇后的哥哥梁冀辅政，朝纲又开始混乱。梁冀、梁冀的老婆、还有宦官，形成黑暗势力联盟，政局大乱。
以李固为领袖，带动士人与恶势力做斗争。
汉顺帝也不是一味地昏庸，也有清醒的时候，也知道重用士人，所以让士人总感觉还有希望，试图力挽狂澜，但是斗争一旦到了上层，软弱又纵欲的汉顺帝，还是从了宦官和外戚。
比如，中央八路特派员之一张纲纠察地方吏治腐败，牵连到梁冀，张纲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目标直指梁冀，结果失败。张纲被梁冀穿小鞋，把他发配到一个比较难治的广陵郡做太守，结果累死在任上了。
汉顺帝死后，儿子汉冲帝是个婴儿，随即夭折，没了直接继承人，需要从旁支选一个继承人，梁冀和宦官势力为了继续掌控朝政，选择了年仅八岁的汉质帝，结果汉质帝童言无忌，说梁冀是“跋扈将军”，被梁冀派人毒死；接着再选皇位继承人，梁冀又操持着选了汉桓帝。
两次皇帝候选人争执中，以李固、杜乔为首的士人为一方，以梁冀和宦官集团为另一方，交锋达到白热化。
结果李固、杜乔等士人在废立问题的斗争中，输给了外戚和宦官。
李固劝名士黄琼出仕的时候，还是说，我明知道现在是乱世，但是如果总是等到治世才出仕，哪儿有那么多机会？而且，唯有沧海横流，方显忠臣的价值。
汉桓帝上位的时候，只有14岁，由于是宦官和梁冀一力扶持的，所以无论从恩德、个人利益、还是屈服于权势等方面考量，都不得不受到宦官和梁冀的挟持。
于是，在宦官和梁冀的挟持下，李固、杜乔遭到了清算，下狱，数十位士人替他鸣冤。名分上的最高主持人梁太后，还算有点分寸，免掉了李固的罪责。
但是李固出狱以后，京师里面到处“皆称万岁”，说明社会舆论完全导向李固。 梁冀大惊，觉得将来的社会影响对自己不利，于是又找机会把李固抓回监狱，把他折磨死了。引起士人寒心。
随后是朱穆事件。事情发生在153年，有人向地方官朱穆告发，宦官赵忠为其父亲的丧礼越制，于是朱穆发墓剖棺验证。结果这本来是忠诚于汉桓帝的行为，却引起汉桓帝震怒，要治朱穆死罪，结果引起普遍的不满。数千太学生为其鸣冤。
朱穆最后被放出来了，但是不久以后，郁闷死了。
2、两次党锢之祸与“道统”在野
如果前面这50多年，士人对朝廷的抗议还是零星的，偶发性的；那么在随后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士人的抗议，就变成了普遍、持续的，且越来越有组织。尤其是在声势上，形成明显的朝野对立，以皇帝（汉桓帝、汉灵帝）和宦官集团为一方，以士人清流为另一方，形成明显的朝野对立。
爆发点是两次党锢之祸。
（1）第一次党锢之祸：士人形成了独立于朝廷之外的“道统”。
159年，宦官集团帮着汉桓帝除掉了“跋扈将军”梁冀一党，但是黑暗的朝政不仅没有转机，反而随着宦官势力暴涨而更加猖獗。
于是，在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太学生三万余人以在野的郭泰、贾彪为其意见领袖，与仍然在朝的名士李膺、范滂、王畅，互相唱和，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义，对之毕恭毕敬。
到了这个时期，士人开始与朝廷离心离德，认为道义站在士人这一边，士人的高自标榜，成了时代特色。
【按：此时再回忆一下，前面董仲舒改造过的名教是怎么说的了？功劳都是皇帝的，过错都是大臣的。】
朝野士人的同声谴责，引起宦官集团反扑，士人被诬陷为搞朋党，大量被捕入狱。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汉桓帝的老岳父外戚窦武的救助下，被捕的士人们被释放出来了。士人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一场道义上的伟大胜利。于是，士人领袖们高自标榜，声望达到了顶峰。
士人舆论中，选出来“三君”------当世之宗也、“八骏”------人中英雄也、“八顾”------能以德行引人也、“八及”------能导人追宗也、“八厨”------能以财救人也。
于是，士人们本来是“君子群而不党”的，现在真的成了党。清人赵冀评论说：宦官镇压党人的祸越是暴虐，于是党人的声望就越大。最后好多人本来和党人没啥关系，却主动要求加入其中，承受罪罚。目的是对道义的赞同，乃至于宁肯受罪。
（2）第二次党锢之祸：天下沉寂、士人失望。
汉桓帝死掉以后，窦皇后和外戚窦武找来了12岁的汉灵帝，窦皇后成了窦太后，外戚窦武和士人联合起来，准备发动对宦官集团的总清算。士人们觉得朝廷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了。
结果窦太后耳朵软，被宦官百般说好话迷惑住了，窦武又优柔寡断，失去了机会。结果宦官缓过气来，发动反扑，挟持12岁的汉灵帝，发动政变，先把窦太后和窦武都给做掉了。
随后，又对士人进行清算，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此次杀掉一百多人，牵连六七百人，让士人彻底失望。
其间，士人领袖李膺、范滂，宁可受死，也不愿意逃亡。
范滂说：古代人都积德行善，善有善报；现在是行善就是受死。但这是我的大臣的节操。上不负苍天，下不抱愧伯夷叔齐。
李膺的老乡劝他逃亡，李膺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我已经六十岁了，去哪儿啊？
朝廷大权在手，自以为可以用刀来诛杀这些士人们，让领袖们从肉体上灭绝，让天下闭嘴。却不知道，闭嘴的士人，终于被隐隐地憋出来一种对朝廷，对皇权的疏离感，成为后来名教崩塌的潜流，这也是后来魏晋风度的社会历史前提。从此，士人们从汉武帝---董仲舒铸就的如同终极天理一样的纲常伦理中挣脱出来，再也难回去了。
罗宗强评说：两次党锢之祸，是士人与朝廷腐败势力的总爆发，也是士人心理对于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他们本意在维护这个朝廷，但是朝廷不仅不保护他们，反而以他们为仇敌，忠心而见疑，这是一种怎样的慷慨和悲哀啊。
据罗宗强的考证，著名的《古诗十九首》（无作者名、无朝代）就是这个期间的产物，诗中有一种含蓄的悲戚，浓重的苍凉，还有就是满满的疏离感。
选其一首，品味一下：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按：《古诗十九首》里面的情绪，很悲壮，但是仔细玩味这种悲壮的心理，还有一种从原有信仰中出离，但是又不知道前往何处寻求寄托的彷徨感，还带着大一统信仰的余温。】
作者：专栏《探寻魏晋风度的心迹》主讲人——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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