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一个早上，一架飞机迫降在已经解放的唐山的一处河滩上，飞机上印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志。
因为迫降带来的撞击和震荡，机舱里的年轻飞行员神志不是很清醒，人们把他从机舱里扶出来时，他喃喃说道：“我可算回家了。”
更让人们吃惊的是，这架飞机的机舱里，白花花地装满了银元，足有17万枚。
那国民党这架飞机为何会飞到解放区呢？这个飞行员又是谁呢？飞机里那么多的银元又是怎么回事呢？
贫家少年保家卫国，成了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叫杨宝庆，1923年出生在冀中一个农民家庭里。
1937年，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杨宝庆成为“卢沟桥事变”的历史见证者之一。当时，日本的侵华野心已完全暴露，华夏大陆战火四起，杨宝庆一家人与当时的许多家庭一样被迫四处逃难。
在逃难至河南省淅川县境内时，杨宝庆一家人盘缠耗尽。全家人经过讨论，最后商定让杨宝庆同他的表姐和三婶留在西川自寻活路，其余人“打道回府”曲阳县老家。
三婶待杨宝庆亲如骨肉，在她的全力支持下杨宝庆得以在乱世中继续学业。
1941年，杨宝庆初中毕业。他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但却遭到自己三叔的强烈反对。杨宝庆知道三叔是在关心他，担心战场上枪炮无眼。热血少年杨宝庆没有同自己的三叔争论一句话，而是选择自己把心一狠，孤身一人勇闯四川。
1942年底，一则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令杨宝庆激动不已。“像鸟儿一样在蓝天飞翔”，在那个时代当空军是所有有志青年心中的梦想。心怀“航空报国”热忱的杨宝庆果断报名空军军官学校。
天眷有志者，杨宝庆顺利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学员班，并由此开启自己的飞行员生涯。
1944年初，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杨宝庆被分配在重庆中美混合团第3中队任少尉飞行员。他驾驶一架B-25轰炸机，直接参与对日作战。在战场上的他就像一只勇猛无敌的“空中猎鹰”，表现不俗。
在某次作战中，杨宝庆和其队友获悉日军欲向武汉撤退。他们立即九机编队，有组织出击轰炸河南花园口黄河大铁桥，将日军的后路成功切断。
看不惯国民党作为，决心驾机起义
日本1945年无条件投降，此时的神州大陆，人人欢欣鼓舞。多年离家未归的杨宝庆以为自己归期有望，可以报答父母的生育之恩和三婶一家的养育之恩。只可惜这一次天未遂人愿，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并将杨宝庆调至空运十大队一O二中队，令其驾驶C—47型运输机，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打内战。
当杨宝庆意识到自己被迫做了国民党打内战的“工具”，心中的“航空报国梦”变成大笑话时，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一次剧烈震荡。
蒋介石点起的战火，让国民党政府一步步走向末路。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反思，反而想出别的歪主意。
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打着“保护的名义”将所有空军的家属送至台湾，以此挟制飞行员们，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打内战。
杨宝庆不得不与新婚未满两年的妻子刘敏璞分开。刘敏璞并非独自一人来到台湾，她还带着自己与杨宝庆的两个儿子。
也许是水土不服的原因，杨宝庆的长子刚到台湾没有多久就生重病住院。幼子病危，妻子又是初到陌生异地，杨宝庆心中对妻儿自然是一万个不放心，但他的上司却在此时硬将他派往南京驻防。
在南京驻防的这段时间里，杨宝庆每天都在台湾和大陆的上空中不停穿梭，帮助国民党军运输物资和撤退部队。国民党军的败势和国民党政府的不仁行径，像两记耳光重重打在杨宝庆的脸上。这一次，他选择正视自己的内心。他本就反对内战，内心对解放区的和平生活更是向往不已。
1949年2月18日，正在执行任务的杨宝庆在西安机场巧遇同为飞行员、同样在执行飞行运输任务的姐夫赵连景。二人许久未见，杨宝庆向姐夫直接诉说了压抑在自己心中许久的苦闷之情，谈及对解放区的向往之情他也是直言不讳。二人还在一起，对当时的形势作出细致分析。
姐夫对杨宝庆说：“我看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大势已去，你还是飞向解放区，去投奔共产党，另找出路吧！你先走一步，我以后也走这条路。”
经过一番认真权衡，杨宝庆终于下定决心驾机起义。他将自己身上的全部财物交给姐夫，并告诉姐夫——“如果自己不死，到了北平会通知你，请你及早把我妻子送出来；若遇不测，请将这些钱交给她做生活费。
偷了一架装满银元的运输机飞向了延安
2月19日晚，趁着夜色正酣，杨宝庆带着事先准备好的锯子、钳子和手电筒等工具，悄悄潜入西安机场的停机坪内。
姐夫赵连景陪在杨宝庆身旁做策应，他告诉杨宝庆在机场跑道的尽头有一架从兰州飞来的运输机，让其驾驶这架飞机逃走。
杨宝庆只身一人踏着夜色，大摇大摆地走向这架飞机。他先是闪躲到机腹下面，对飞机四周做了一个简单查看。接着，他凭借自己利落的身手取下飞机的夹板、幕布，扭断机舱的门锁，顺利进入机舱。
坐在飞机驾驶之位上的杨宝庆不敢有片刻迟疑，他动作熟练地打开飞机上的各种开关，检查各类仪表盘的工作情况。他还有细心的检查飞机的油量，并根据油量计算出这架飞机不出意外是可以飞到北平的。
深夜两点，万物寂静。杨宝平开动飞机的发动机。他没有丝毫犹豫，飞机的预热、滑动、起飞，一气呵成。
等到西安机场的哨兵发现飞机不见之时，杨宝庆已经驾驶飞机冲入云霄，留下一个飞机背影供众人仰视。
这是一次事先没有任何详细计划的飞行。杨宝庆的手中既没有目的地图，也无人会在北平提前接应他。尽管杨宝庆艺高人胆大，但飞机还是在厚厚的云层里渐渐偏离方向。
在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一直凭感觉飞行的杨宝庆开始下降飞机的高度。地下的景象越来越清楚，杨宝庆这时才意识到飞机已在不知不觉中飞到了唐山上空。
此时，黎明正欲破晓，光明的生活就在眼前，飞机的油箱却在此刻耗尽。机身直朝地面下栽而去。
杨宝庆没有慌乱，他看见下面有一片开阔的河滩，当即决定借地势完成一次紧急迫降。他放慢速度，把握机头，对准河滩，果断冲了下去。凭借着自己的过硬的飞行技术，杨宝庆使飞机成功迫降。
只是在降落河滩的过程中，巨大的冲击力使杨宝庆很快陷入半昏迷状态。在那种晕晕乎乎的状态下，杨宝庆大脑中只闪现出一句话：“我可回家了！”
周围的老百姓在发现国民党飞机后，赶忙联络人民解放军。几个大胆的老百姓见杨宝庆斜靠在座椅上一动不动，便鼓起勇气爬上飞机弄开驾驶舱门和机舱的舱门。
机舱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一道耀眼的白光从中闪出，只听见河滩上有人激动地叫喊着——“天啦！机舱里都是银元啊！”
事后曾有人问杨宝庆，这架飞机里到底装有多少枚银元？一架美国C—46运输机的载重量大约是4630千克，而当时每枚银元的重量为26.6971克，并且每枚银元含纯银量不低于23.4934克。由此可推算出，当时这架飞机上装有的银元当在17.34万枚左右！
负责营救杨宝庆的唐山解放军首长，是一位正直人士。他看杨宝庆不是他们的飞行员，主动提出要将这些银元归还给杨宝庆。杨宝庆也是一个行事光明磊落之人，他赶忙摇摇头并如实相告道：“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费尽心思向台湾转移各种财产，甚至挟持飞行员的家属们为人质，却没想到这架装满银元的飞机在绕了一圈后竟又奇迹般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这或许正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妻儿团聚，结局圆满
杨宝庆在唐山休养好身体后，终于来到他日夜思念的北平。他立即给远在台湾的妻子刘敏璞发去电报。刘敏璞在得知丈夫平安后，开始谋划到北平与丈夫的团圆计划。
刘敏璞不是一般女子，她曾在辅仁大学求学，有见识也有胆识。她利用台湾到青岛运货的运输机，在丈夫朋友们的帮助下，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从国民党政府的眼皮底下逃出台湾。
来到青岛后，面对封锁线的阻拦，刘敏璞租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和侄子轻松通过封锁线。
经过多日辗转，刘敏璞一行四人来到已经解放的济南。她一个人走进济南军管会，见人开口就说：“我丈夫叫杨宝庆，是刚起义的飞行员！”
1949年4月，刘敏璞终于在济南与丈夫杨宝庆重逢。后来，她跟随丈夫一起加入人民空军，并留在航空处担任会计一职。
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空运分队成立，杨宝庆是其中一员。
同年9月，杨宝庆所在的飞行队接到一个特别指令，他们将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这一刻，杨宝庆觉得自己心中的“航空报国”梦终于得以实现！尽管这一路走来，历经各种生命风险和危险，但是自己最想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和平安定的新中国吗？
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共有17架。这17架飞机两次飞越天安门上空。由于人民解放军飞行队成员的默契配合，当时有很多人误以为开国大典受阅的飞机是26架。
开国大典结束后，杨宝庆又负责起驾机迎送党和国家各位重要领导人的重任。邓小平、宋任穷、赛福鼎等人都曾坐过杨宝庆驾驶的飞机。
1955年6月，杨宝庆停飞，这一年他32岁。他没有就此放下自己的“报国梦”，而是选择继续为祖国发热。他先后在四川省重工业厅和中国机电公司工作。1988年，时年65岁的杨宝庆当选为四川省六届政协常委。
纵观杨宝庆的一生，既有个人的传奇色彩，也有时代的传奇色彩。个人的选择离不开历史的推动，历史的前进同样离不开人的助力。黑暗的岁月早已经过去，历史将那段岁月永远留下并归档封存。杨宝庆的一生，是历史的一部分；杨宝庆的报国之情，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回望历史，有些事你我不能忘，有些情深种于你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