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世家育英才

苏轼出生于一个文学世家,这为他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祖父苏序为人慷慨,乐善好施。虽年少时不喜读书,但成年后却喜欢写诗,且身手敏捷,诗作多达数千篇。上至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间渔耕之意,皆能入诗,是一位充满生活气息的民间诗人。苏序的洒脱、超越、散淡、仁慈的品质与粗简豪放的农民性格融为一体,颇得道家智慧。这种品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轼,使他在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时,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

父亲苏洵年少时游山玩水,对读书要求不严格,是 “唐宋八大家” 中唯一没有考中进士的人。但他在婚后为了给子女树立榜样,27 岁开始奋发图强,努力研读各种书籍,最终写出了像样的文章。苏洵对苏轼和苏辙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不仅指导他们写议论文,还抽查他们诗文的诵读与写作。同时,他也会巧妙点拨苏轼,在文学上给予苏轼更多的指导。正是父亲的以身立教、严格要求和巧妙点拨,让苏轼少年成名,拥有真才实学。

母亲程氏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深知礼仪。她在苏轼小时候就亲自担任启蒙教师,给他们讲古今成败的故事,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程夫人还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苏轼,她不向娘家求助,靠自己经营丝帛生意,支持苏洵读书。她对待钱财的态度也影响了苏轼,让他在宦海沉浮几十年中,无论穷达,始终守心如初。

在这样的文学世家氛围中,苏轼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二、名动京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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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涉科举展锋芒

嘉祐元年,苏轼与苏辙随父苏洵踏上了进京应试之路。他们从眉山出发,一路历经艰辛,满怀憧憬地奔赴京城。这一年,苏轼虚岁二十,已于两年前和王弗成婚;弟弟苏辙才十七岁,也于去年成婚。他们首先来到成都,拜见了成都的地方长官张方平。张方平对苏氏父子极为赏识,写了封信向欧阳修举荐他们。

随后,他们选择从陆路进京。从成都,到阆中,穿越剑阁,翻越秦岭,达到关中平原。接着经过凤翔、长安,再过潼关,仅用两个多月时间,五月份就抵达了京城汴梁。苏洵父子在汴梁找了一个寺院住下,一边温书备考,一边四处交游,还拜访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在看了苏轼的文章后,大为赞赏,直言:“三十年后,无人道着我也。” 一时之间,苏轼名声大噪。

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他精心构思,三易其稿,挥毫写下 600 言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考试结束后,考卷由工作人员重新抄写一遍,再交给考官批阅。考官之一的梅尧臣,第一个看到苏轼的卷子,读过后两眼放光,拍案叫绝,立马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也为这名考生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所倾倒,感叹多年没有见到这么好的文章。激动之余,决定将此文评为一等,可转念一想,这位考生会不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呢?他身为主考官,如果把自己的学生评为第一,恐有瓜田纳履之嫌。于是,苏轼屈居第二名。

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接下来由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苏轼兄弟毫无悬念地同科进士及第。仁宗皇帝看着面前器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家两兄弟,喜不自胜。回到后宫,他对皇后说,自己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苏轼当之无愧地成为不是第一名的第一名,文名传遍京师。

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可谓群英荟萃,被后世称为 “千年科举第一榜”。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大文豪齐聚,欧阳修担任主考官,苏洵经欧阳修举荐一举成名,苏轼、苏辙和曾巩纷纷高中进士。这一科共有九个人官至宰相,还有理学创始人相继入场,如程颢进士及第,其开创的理学思想与朱熹的学说并称 “程朱理学”;张载考中进士,创立 “关学”,写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四句名言。

三、人生起伏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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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守孝期满入仕途

嘉祐六年,苏轼守孝期满,又与父亲、弟弟一同赴京,准备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考试。苏轼以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考入第三等,按照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为虚设,第三等便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不久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正式开启了仕途之路。

(二)反对变法遭外任

北宋中期,国家面临 “三冗” 问题,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王安主持的新政,着重于开辟新的财源,增加国家税收,但这难免加重底层百姓的负担,且各级官吏在执行新制度时会歪曲新政,使得百姓生活更为艰难。苏轼多次给宋神宗上书,反对新政,也因此遭到王安石一派的排挤。公元 1071 年,苏轼自请外调,前往杭州担任杭州通判。在杭州,苏轼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等佳作。三年后,他前往密州任知州,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委婉地表达了期盼得到朝廷重用的愿望。之后又改任徐州知州,在徐州黄河决堤时,苏轼带领军民抗洪,最终保全了徐州城。苏轼虽辗转多地,但始终心系百姓,为百姓造福,赢得了百姓的好评。

(三)乌台诗案陷困境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当时的规矩,官员在调任之后要给皇帝上谢表。苏轼在《湖州谢表》中掺杂了自己对新政的不满。这份谢表被送往京城后,京城内的很多拥护新政的大臣借题发挥,弹劾苏轼,说他恶意中伤朝廷,反对新政,对皇帝不忠。“乌台诗案” 由此爆发。公元 1079 年七月二十八日,刚刚调任为湖州知州仅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随后押往京城。因为当时御史台附近种植大量柏树,有大量乌鸦栖息其上,所以御史台当时也被称之为乌台。苏轼的这个案子,也就被后世称之为 “乌台诗案”。苏轼被关入狱,受尽折磨。保守派和新政派在如何处置苏轼这件事上起了极大的争议,最终在王安石上书求情下,苏轼被贬谪为 “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且无权签署公文。乌台诗案让苏轼的人生陷入了困境。

四、黄州岁月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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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坡居士悟人生

苏轼被贬黄州后,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反而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他带领家人开垦荒地,在东坡之上辛勤劳作,自此自号 “东坡居士”。这片土地不仅给予了他物质上的支撑,更成为了他心灵的寄托。在这里,他深入研究美食,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等流传千古的佳肴。正如史料记载,“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对猪肉的独特烹饪方法,不仅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更展现了他在困境中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创作了众多名作。《赤壁赋》中,他以豁达的胸怀感悟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短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后赤壁赋》则进一步展现了他对自然的敬畏与对人生的思考。而《定风波》更是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表达了他在困境中不畏风雨、从容前行的豪迈气概。

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巅峰,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苏轼在黄州的岁月,是他人生的低谷,却也是他艺术成就的高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在困境中如何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五、命运波澜再起

(一)起起落落仕途路

宋哲宗年幼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苏轼也被召回。然而,他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这使得旧党也对他不满。苏轼再次陷入政治困境,被外放为官。

宋哲宗亲政后,对元祐旧党进行打压。苏轼作为旧党中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他先被贬至惠州,在那里,苏轼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尽管生活艰苦,但他与当地百姓相处融洽,还写下了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的诗句,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豁达。

然而,命运并未放过苏轼。由于一首《纵笔》诗传到京城,被当朝宰辅大臣章惇认为他活得太过快活,于是苏轼又被贬至儋州。儋州地处偏远,环境恶劣,“非人所居”,但苏轼并没有被打倒。他在这里讲学明道,传播中原文化,为海南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北归途中留遗韵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获赦北归。在北归途中,他的心情复杂,既有对过去坎坷经历的感慨,又有对未来的期待。然而,命运多舛,他在途中身患重病。

苏轼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他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

当船至真州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继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到二十六日时,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苏轼一生虽坎坷,但他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成就卓越。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作品流传千古,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品质也激励着后人,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他留下的作品和精神财富,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和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