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近藤麻里绘(Marie Kondo)自己的话说，她打小就与众不同——研读生活方式杂志，收集整理技巧，然后悄悄在家和学校实践它们，令家人和老师们迷惑不解。
她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 The Japanese Art of Decluttering and Organizing)在日本和欧洲已是畅销书，本月在美国出版。她在书中写道，她经常偷偷跑到兄弟姊妹们的房间，扔掉不用的玩具和衣服，课间休息时整理教室书架，打扫壁橱，抱怨糟糕的存储方法，渴望得到一个S型钩。
如今，30岁的近藤在日本几乎是个名人，有人根据她的事迹拍了一部电视电影，预约她的整理服务要等三个月。最近，她不再接新客户，而是专心传授整理方法。上周五，我把她的书带回家开始实践。
这难道不是思考和清理令人烦躁的袜子抽屉的最佳时机吗？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正从歇斯底里变为极其荒谬（埃博拉游轮事件简直登峰造极）。回到家里，其他头疼的事就开始向你招手了。在我位于第二大道的公寓里，我的壁橱就是整个世界，我正在跟我的T恤说话。
让我解释一下。近藤的整理理论独一无二，可以简述为两个基本原则：感谢那些要退役的东西曾为你服务，然后扔掉所有不能让你“怦然心动”的东西；不要买整理用具——你家里的存放器具已经够用了。
近藤带着对所有物品（哪怕是一双袜子）生命轮回的迷恋和关切，也带着一点自嘲，展示自己的整理宣言，像是禅宗的保姆，既是忠告，也带着万物有灵色彩。
“不要打开你的壁橱、匆忙看一眼就认定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让你紧张，”她写道，“你应该把每件东西拿在手上思考。”
“它能让你怦然心动吗？”——对T恤或牛仔裤来说，这个标准似乎很高，但结果证明，与传统衡量方法——比如，它过时了吗？过去一年中你穿它了吗？它还合身吗？——相比，这个分类机制更有效。
近藤麻里绘在日本以整理术闻名，图为她在一位客户的储藏间里。
我一个人在卧室里，看着两个塞得满满的壁橱，爱抚我的天鹅绒弹力裤（不要对我评头论足）和流苏围巾——这些围巾多得够给史蒂薇·尼克斯(Stevie Nicks)的粉丝大军们每人发一条——为逝去的青春掉了一两滴眼泪（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意识到，“怦然心动”这个标准比较灵活：穿着发痒或太热的衣服肯定不能带来快乐。所有松松垮垮、没精打采的衣服和喇叭裤也是如此。
近藤写道，整理是与自己的对话。
当然，在整理10个或12个小时之后，你会变得有点傻。你会忘记感谢要扔的东西（乡村音乐有所帮助。可以试试乔治·琼斯[George Jones]或露辛达·威廉姆斯[Lucinda Williams]的歌）。到晚上9点，近藤的书已经迷失在一层层衣服、衣架和鞋盒中了。我的眼镜也找不着了。
我为什么要买两件黑色高领毛衣？它们有区别吗？我为什么会买紫色紧身裤？到底什么是快乐？
凌晨1点，女儿来到我的房间，看着床上的一堆堆东西扬起了眉毛，把她的衣服也拿了过来。但是我要开始折叠了——折叠是近藤方法中最主要的步骤。
你能在YouTube上找到她的技巧视频，其实并不太难：把所有东西都叠成长长的矩形，再把它叠成小一点的矩形，然后卷成一个管，就像寿司卷那样。把它们竖着放在抽屉里。近藤鼓励你用心去做：感谢你的物品，因为它们一直在努力为你服务。
“我们把衣服拿在手中折叠整齐时，”她写道，“我认为，我们在传递能量，给衣服带来正能量。”
她还提到一个同样令人愉快的挂衣服技巧。把任何挂起来显得更快乐的东西挂起来，把同类物品放在一起，从左向右排列，把黑色厚重的衣服放在左边：“和人一样，衣服有同类陪伴会更放松、更自由，所以分类整理会让它们感觉更舒服、更安全。”
这样的拟人观和泛神论在日本文化中十分常见。伦纳德·科伦(Leonard Koren)是一位设计理论家，他写过关于日本美学各个方面的文章。前不久他告诉我，这样的观念对他这位西方人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科伦说，日本人对物品的过分在意甚至敬畏是对日本地形的理性反应。他在日本待了十年，曾出版《侘寂对艺术家、设计师、诗人和哲学家的意义》(Wabi-Sabi for Artists, Designers, Poets & Philosophers)。
近藤麻里绘说，整理是一场同自己的对话。图为一位客户的卧室，她整理之前和之后的对比。
“想一想日本的和服和折叠传统，”他说，“还有风吕敷——它其实就是日常裹包袱的方布。折叠深刻而普遍地存在于日本文化中。折叠是模块化系统的关键方法，是由于生活空间有限而演生出来的。”
他补充说：“从更深的精神层面讲，泛神论是与现实的一种关系，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有生命的，甚至包括静物。如果我们同情、尊重所有存在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然会同情抽屉里没叠好的袜子。”
的确，近藤对袜子的理解让人大开眼界。袜子努力为你服务，如果你把它们弄得一团糟，它们就没机会好好休息。就像她说的，“存放在你抽屉里的袜子实际上是在度假。”
我的袜子显然活得很惨，一个个东扭西歪，像坐在飞往欧洲的过于拥挤的航班上。
我的周末献给了近藤。三天后，我把四袋衣服和两袋鞋子捐给了救世军组织(Salvation Army)，一道送去的还有两台废弃的电脑（与纽约市的史泰博办公用品公司[Staples]和百思买电器商店[Best Buy]一样，救世军组织也是一个电子产品回收点）。我扔掉了冰箱里三分之二的东西——包括2010年的果酱和几管日期不明的番茄酱。
“吃的都哪儿去了？”我女儿悲叹道。
我头晕目眩地把丝带卷成圈，让它们和抽屉里的一堆纸巾、记事卡和透明胶带依偎在一起。我带着微醺的狂放，扔掉了那些单只手套。我自鸣得意地发现，我的囤积习惯还不算严重。近藤的书中有一章叫“我见过的令人震惊的囤积”，里面提到，有一位客户存了60把牙刷，还有一位客户存了80卷卫生纸。她说，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位客户存了两万根棉签。
对那位牙刷囤积者，近藤打趣道：“有趣的是，人总是努力从荒谬中寻找合理性。我发现自己在想，她是因为刷牙太用力每天都会用坏一把牙刷，还是因为她的每颗牙要用不同的牙刷来刷。”
我把两个60加仑的垃圾袋塞满了各种垃圾：口袋上有墨水渍的衬衫，旧剪报，家电保修单和信用卡明细。近藤对整理报纸的指导建议也许是她所有准则中最简单的：全部扔掉（对扣子她也同样无情）。
“没有比报纸更烦人的东西了，”她坚定地说，“毕竟，它永远都不会让你怦然心动，不管你整得多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