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届初中生，当时1969 届学生全部“一片红”。在金训华事迹的感召下，我也要到黑龙江去当知青，遗憾的是，我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所以没有被批准。
父母看我委屈，便鼓励我去江西，因为那是革命老区，是接受再教育的好地方。我又报了名，争取到江西建设兵团去。谁知也不让去，说是江西吃大米，离上海又近，许多“根红苗正”的人都照顾不过来，“黑六类”子女就不要抱幻想了。
连连受挫，我非常伤心，出身不好，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但我的心是热的，血是红的，为什么都不被接受？我想不通。此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招知青了，虽说是偏远蛮荒之地，要是它能接纳我，我就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开始了。于是，我坚定地报了名。
我母亲听到我的决定后被吓哭了，一个年仅16岁的孩子，突然自作主张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简直是要了她的命。所以她极力反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但是我已经铁了心，一定要去云南。我在家里翻找，终于在三门柜的顶上找到了户口本，自己去迁出了户口。母亲下班回来知道后，伤心得差点昏过去，只知道紧紧地抱着我痛哭，我茫然地看着母亲，第一次体会到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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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边疆还是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想象。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的硬板凳，又坐了五天带拖斗的卡车才到达了西双版纳的勐腊县。我以为，这里就是目的地了，其实，我们的连队还在几十公里之外。我们又坐上了拖拉机，沿着颠簸的土路经过勐捧，继续前行，直到中老边境的勐满乡。老乡却说，这还没到地方，我们的目的地在边境线的深山老林里！
好不容易到了勐满农场的连队，我真是百感交集！我们住的茅草房就像粗糙的鸟窝一样搭建在荒山野林里。太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有“一线天”的感觉；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小河流。我们的床是四根带杈的树枝插在土里的，上面铺上毛竹。
吃的是苞谷饭、盐巴汤，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每天上山垦荒，然后挖成梯田，种上橡胶树。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动，营养又不够，我时常感到饥饿难忍，体力不支，曾两次在山上晕倒。
那些日子，晨起望星，夜来问月，我总是坐在简陋的床前记日记。前途茫茫，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吃惊地发现，我床铺下的一只床脚竟然长出了鲜活的树叶！这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觉得生命真的太伟大了，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想，既然云南没有嫌弃我，那我就应该像这根细细的树杈一样，扎在红土地里起死回生！我更加坚定了扎根云南的信念，要为云南奉献自己的全部，争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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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已定，便从头开始。每天早晨，我第一个起床，清扫卫生，为大家打好生活用水，做好出工前的准备。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很快熟睡过去，我同样精疲力竭，但还是点燃油灯读书学习，硬是把高中课程全部自学完成。在连队里我的劳动也是最出色的，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74年还出席了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先代会。
那时，劳动的环境条件是很险恶的，我曾经三次差点丢了性命。第一次是上山砍坝（砍伐山林），不小心一脚踩空滚下了陡坡，幸好被树藤挡住。另一次是坐拖拉机出工，由于超载，半路上翻了车，有的人被甩出车厢，我被罩在了倒扣的车厢里幸免于难，我旁边的一个女生颈子被车厢边壁压断，当场就死了。第三次是我们放炮炸石头的时候，出现了两枚哑炮，我和一名战友前去排除，走到离一枚哑炮不远的地方时，它突然爆炸了，幸好药量不大，把走在前面的战友炸伤了，我的耳朵震坏了。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干着如此繁重而危险的工作，很多知青都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甚至一度陷入迷茫之中。我没有放弃，始终坚信自己只要刻苦努力，一定会有成功的机会。
1974年，我被推荐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招生老师已经让我做准备了。在急切的等待中，迟迟不见录取通知书到来。后来团部的领导带我到师部去询问，负责人说 ：“有人揭发，花泽飞的家庭成分偏高，入学资格被取消了。”真是晴天霹雳，打得我晕头转向。“家庭成分不好”这顶帽子压得我几乎绝望，我硬撑着咽下泪水离开了师部。
回来后想不通，连日失眠。但细细一想，是身边的群众和组织推荐了自己，说明我的努力还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我绝不能灰心，我要咬紧牙关继续拼搏。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名额被团部一个姓姚的知青，我的“好朋友”顶替了。组织上还是对我很负责的，在没上成学之后，团里派人到上海进行外调，搞清楚我父亲是个爱国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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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切便迎刃而解了。1975 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年代，入党对一个资本家的儿子来说，简直就像是做梦，算得上是一个奇迹。这让我深深意识到，人生最大的财富是遭遇挫折后的机会，只有在磨难中练就坚强意志的人才能获取成功的通行证。（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花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