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探讨吕太后的权力基础、统洽方式和吕太后时期的权力分配，以及吕氏一族、功臣、刘氏诸侯王围绕“诸吕之乱”的动向，试图阐明吕太后时期朝廷的权力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与以往传统说法不同的诸种史实，尤其是与吕氏一族有关的史实。吕太后及其家族从西汉建立前一直到“诸吕之乱”,几乎始终处于权力中枢，以各种形式与当时的重要人物、事件相勾连。因此，通过探明这一时期的诸种史实，能够深入了解西汉初期的诸多事件。
吕太后的权力基础与统治方式
一般认为，吕太后能够活跃于西汉早期的政洽舞台之上，是凭借其皇后或皇太后的身份。不过，从本书第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吕太后在刘邦举兵到西汉建立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功绩。并且，由于不受刘邦宠爱，她能被立为皇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兄周吕侯吕泽的军事实力。而皇后的地位使得吕太后有资格展开随后的政洽活动。西汉建立以后，刘邦经常离开长安，一走便是很长时间，吕太后便以皇后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政。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能力得到了大臣的认可，双方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任关系。身为皇后或皇太后的身份自不必说，吕太后自己出色的决断力与行动力、以两位兄长为首的亲族的影响力，以及与大臣的信赖关系，成为她的权力基础。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权力基础，吕太后不仅可以保全其子刘盈的太子地位，更可以在刘邦去世后的15年间继续掌权。
在15年动荡的政治形势下，吕太后的权力基础逐渐衰弱，她则每每采取各种措施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基础。最重要的是，吕太后始终通过以任命上(大)将军等方式致力于掌握军权。西汉的上(大)将军不是常设职位，主要出现在皇帝去世后或新皇帝刚刚即位的混乱时期，由皇帝的亲信担任，掌控包括都城长安南北军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因此，上(大)将军一职对当时的政权状态有重要影响。
吕太后时期的统治如何展开，是既往研究没能阐明的问题。一般认为，吕太后有着强烈的权力欲，行使了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巨大权力。作为其结果，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向来被认为是政洽中心。
但从本书第二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时最重要的军队是北军，而北军是负责守卫少帝居住的未央宫的军队。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中心不是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而是少帝居住的未央宫。因此，吕太后时期的统洽是以皇帝为中心，以大将军为支柱展开的。
西汉初期官僚任用原则与权力分配
为了运营国家，必须要任命数量众多的官员，而官员的人选则极受政权运作方式与权力分配的影响。既往研究认为，西汉初期的官僚任命严格以功劳为原则论功行赏，确定位次与职务。本书第三章的分析则表明，在刘邦时期并不存在基于军功的官僚任用原则。刘邦与伙伴们同为布衣出身，一起战斗，但这种关系在西汉建立后一朝改变，成为天子和臣下的主从关系。于刘邦而言，要统治国家，这种转变不可或缺，但武将们却并不一定能坦然接受这种转变，这种状况对刘邦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因此，刘邦采取了压制元勋宿将、重用文臣的策略。西汉初期的三公九卿中，军功高的列侯少，反之，秦吏出身者众多，可见当时的三公九卿任用是基于与职位相称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此种能力本位的官僚任用政策，是该时期统洽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
刘邦采取如此策略是基于他知人善任的一贯姿态。战争时期，他任用了很多善于战斗的武将与参谋，但到了和平时期，他必须任用熟悉统洽国家所需的法律与制度的人才。这正体现了刘邦应对时代变化的灵活性——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
吕太后时期，基本延续了能力本位的官僚任用政策与抑制武将的政策。这一点从第四章关于三公九卿的分析中可以基本确认。不过，吕太后时期与刘邦时期相比，也有不同情况，存在这一时期特有的官僚任用方法。这是因为刘邦去世后，17岁的惠帝即位，政洽形势发生了变化。朝廷上，君弱臣强；地方上，以刘邦去世为契机，作为先皇支持势力的刘氏诸侯王变成了现任皇帝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该时期政洽运作的困难程度是刘邦时期所不能及的。更不幸的是，尤其对吕太后而言更不幸的是，作为其强大后盾的仲兄建成侯吕释之与任大将军的妹夫樊哙相继去世。惠帝七年(前188年),作为吕太后权力基础依托的惠帝也在23岁的年纪去世。随着权力基础被削弱，吕太后时期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很大变化。
具体而言，作为继承刘邦时期抑制武将政策的一环，吕太后最初将公认战功第一的功臣曹参任命为相国，表现出与武将妥协的姿态。然而，随着吕太后的权力基础衰弱，她便废除相国，分割相权，以“怏怏”派王陵为右丞相，同时任命她信任的陈平为左丞相。又为了保持与武将之间的平衡，以周勃为太尉。但是，惠帝驾崩，吕太后的权力基础进一步被削弱，所以她从王陵手中收回相权，改用其心腹审食其，并起用了她信赖的任敖为御史大夫。最后，吕太后在临终前，为了保护孙子少帝与吕氏一族，将军队与行政的最高权力全部给了自己的侄子吕禄与吕产，在政治上做了最后一搏。大权集中于吕氏一族，不仅引发了武将的反抗，也引发了文臣的强烈反抗，结果爆发了“诸吕之乱”。就此意义而言，“诸吕之乱”可以说是大臣们在刘邦时期至吕太后时期的20多年间，所积累的对皇帝、对吕氏一族的不满情绪的瞬间爆发。
“诸吕之乱”的真相
既往关于“诸吕之乱”的研究，除个别例外，多数学者基本接受了史书中的看法。即吕氏一族在吕太后死后，为了夺刘氏的天下而作“乱”,但大臣与刘氏诸侯王提前察觉此事，诛杀吕氏一族，保全了刘氏天下。然而，从本书第五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诸吕之乱”完全是虚构的。“诸吕之乱”的真相，是齐王刘襄与朝廷大臣各自为了获得帝位与政治权力而发动的政变。一方面，从事件发生前吕氏一族的动向来看，他们既没有理由作“乱”,也没有具体的准备与计划。事件发生当天，吕氏一族也完全没有作乱的迹象。不仅如此，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吕氏一族对大臣们心存畏惧。另一方面，齐王及其兄弟将吕太后之死视为一次机会，主动举兵，想要称帝，公然要求铲除吕氏一族。对此，身在朝堂的大臣以吕氏令灌婴镇压齐王为契机，获得军权，开始了清除吕氏一族的行动。但是，随着加入大臣政变的齐王之弟刘章擅自杀死吕氏族人，事件不断升级。结果，不仅吕氏一族全部被杀，惠帝的儿子少帝及其兄弟也全部被杀。这一事件终结了惠帝一系的统洽，之后的皇帝都是文帝的子孙，可以说是西汉内部的“王朝”交替。
通过阐明“诸吕之乱”的真相，能够明确以下三点。第一，吕氏一族不想作“乱”,也不想夺取刘氏天下。第二，吕氏一族因该事件被清除，但事件的主谋却未必达到了目的。齐王未能称帝，周勃等大臣也没有长期掌权，两方都被文帝严加防范，未得善终。第三，“诸吕之乱”发生至今2000多年来，“乱”的真相一直被掩盖，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冤案之一。通过查明“诸吕之乱”的真相，可以揭示西汉初期的历史原貌。
吕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
从“诸吕之乱”的经过与结局可以看出，吕太后时期，国家权力的中心是皇帝和吕太后，其周围有功臣集团、刘氏集团与吕氏集团三个权力集团。
功臣集团是西汉建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集团，他们在西汉的建立过程中留下了卓越功绩，拥有优秀的军事、行政能力，且人数庞大，是力量非常强大的势力。这个集团与皇帝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对抗。一方面，西汉建立后，功臣获得了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保卫汉帝国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基于功臣集团内部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分配方法，他们可能存在着反对皇帝的一面。特别是随着西汉的建立，与刘邦的对等关系转变为君臣关系，功臣集团对此无法坦然接受。此外，功臣集团与刘邦一起夺取了天下，却没能充分获得管理天下的政洽权力，功臣集团尤其是武将们对此很不满。功臣集团的这种两面性在刘邦时期就已显现，到了吕太后时期，这种两面性显著地向后者倾斜。功臣集团凭借功绩，甚至在皇帝刘邦面前也毫不收敛。因此，刘邦采取抑制功臣的策略，而这当然招致了功臣的不满。这种抑制措施在吕太后时期得到延续，故不言而喻，功臣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面对这样的功臣集团，吕太后不得不一边强化自己日渐衰弱的权力基础，一边设法对抗。
刘氏集团是以刘氏诸侯王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虽然人数不多，但作为诸侯王，占据着西汉一半左右的国土面积。刘氏集团与现任皇帝的关系也具有两面性。刘邦在世时，刘氏诸侯王都是刘邦的子孙与亲戚，所以他们是皇帝强有力的支持势力。对朝廷的功臣集团与皇帝周围的吕氏集团等异姓势力而言，刘氏诸侯王能发挥很大的牵制力。至惠帝时期，诸侯王的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惠帝与刘氏诸侯王在守护刘氏天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只要天下不易主，地方的刘氏诸侯王就成了惠帝潜在的帝位竞争者。在这一点上，诸侯王与皇帝之间的对立非常明显。这种对立从惠帝即位时就已产生，至少帝时期愈发明显。因此对吕太后而言，压制可能挑战自己子孙惠帝系帝位的强大诸侯王就显得很有必要。
吕氏集团是指吕太后以外的吕氏一族。作为外戚，其唯一的权力基础是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只要皇帝在位，吕氏集团就可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与权力，所以保护现任皇帝的地位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自己称帝显然不是他们的目的，也几乎没有实际的可能性。因此对吕太后与惠帝、少帝而言，吕氏集团是牵制朝廷上的功臣集团与地方上的刘氏集团最可靠的权力集团。但是，这个集团在人数与能力上都不敌功臣集团。并且，越是重用这个集团，就越有可能招致功臣集团与刘氏集团的反抗。
吕太后时期的这种权力结构，随着其自身权力基础的逐渐衰弱而变化。尤其是朝堂中原本被文臣掌握的国家权力被渐渐转移到吕太后亲信的手中。不久后，在西汉建立过程中几乎没有功绩的吕氏集团受到重用。吕太后临死前，更是将中央的行政权与军权全部移交给吕氏集团，后者遍布宫廷内外，并手握全国最高的行政权与军权。至此，吕氏集团不仅要面对本已不满的武将的强烈反对，还要面对文臣的强烈反对。此外，吕太后死后，吕氏集团的力量进一步减弱，不再是支撑少帝刘弘的强大后盾。故而皇权受到了地方诸侯王中势力最大的齐王的挑战。所谓“诸吕之乱”,正是发生于吕太后时期权力结构剧烈崩溃的过程中。
吕太后与刘氏一族的关系
如前所述，在既往的西汉史研究中，吕太后时期并没有受到太多重视。此外，在以该时期为对象的研究中，受《史记》《汉书》的影响，基本上都是在吕太后对抗刘氏(刘邦与刘氏诸侯王)、吕太后对抗功臣的对立框架中加以讨论。但从本书的研究可以看出，这只是吕太后与刘氏集团和功臣集团关系的一个侧面，并非全部。事实上，吕太后很得刘邦信任，从刘邦时期开始就参与国政，为确立刘氏天下做出了巨大贡献。换言之，吕太后绝非刘邦的敌人，反而是刘邦最值得信赖的合作者。特别是在守护惠帝一系的刘氏天下这点上，吕太后与刘邦是毫无分歧的。
吕太后与刘邦的确在儿子刘盈的皇太子地位一事上产生了激烈的对立，但刘盈皇太子的地位确立以后，双方的根本性对立就不复存在了。换言之，守护刘邦的天下就与守护将来刘盈的天下联系到了一起。此外，刘邦去世后，帝位由惠帝、少帝继承，因此守护帝位也就是守护吕太后与吕氏一族的利益，故而吕太后不可能有以吕氏代刘氏天下的想法。因为，吕氏天下意味着吕太后的侄子们掌握天下，牺牲具有正统性的子嗣地位，冒着巨大的政洽风险为侄子们追求利益，这不符合常识。
在与刘氏诸侯王的关系上，吕太后软硬兼施。一方面，对威胁惠帝与吕氏一族地位，或有可能威胁吕太后地位的诸侯王除之而后快。例如，被吕太后杀死的赵隐王如意就威胁到了刘盈的皇太子地位。赵幽王刘友因说“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而被吕太后杀死。此外，少帝刘恭也对吕太后说：“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因此被杀。还有，吕太后认为齐悼惠王刘肥是一个威胁时，也想杀了他，但刘肥态度顺从，逃过一劫。至于其他六位刘氏诸侯王(刘邦之子燕王刘建、赵恭王刘恢、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之弟楚王刘交，侄子吴王刘溴),吕太后没有加害他们。
另一方面，吕太后对不会威胁惠帝及少帝地位的刘氏诸侯王采取了怀柔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是将吕氏一族的女儿嫁给刘氏诸王及其兄弟。例如吕太后时期成为大将军的刘泽、前文提及的刘章，以及先后两位赵王刘友和刘恢的王后都是吕氏一族的女儿。由此可见，吕太后并非想取代刘氏，而是通过与刘氏联姻，谋求吕氏一族地位的永久化。
吕太后与大臣的关系
迄今为止关于吕太后与大臣关系的研究，受到《史记》与《汉书》的影响，只强调双方的对立，这也是相当片面的看法。一旦采用这样的观点，就很难客观地把握西汉前期的历史。从本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惠帝去世前，吕太后与大臣的关系一直不错。吕太后确实杀死了韩信、彭越等功臣，但这是因为他们威胁了刘氏天下，至于毫无危险的萧何、张良、陈平和周昌等功臣，吕太后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好。正是因为有良好的关系，惠帝才得以保全皇太子的地位。此外，在西汉初期这种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时期，吕太后之所以能在刘邦去世后维持长达15年的实际统洽，正是因为有大臣们的支持与协助。这种支持与合作源自双方的信任关系。
不过到了晚年，吕太后与大臣之间产生了严重对立。由于惠帝过早离世，吕太后的权力基础严重受损，仲兄吕释之和妹夫樊哙的相继离世更令她的境况雪上加霜。不难想象，亲属接二连三的去世给吕太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政洽打击与精神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吕太后的心态逐渐封闭，官僚任用也从能力优先转向个人信任关系优先，最终变成只信任自己的亲族。吕太后与大臣的对立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不过，要是从此时的情况来考虑吕太后与大臣关系的整体状况，并不一定恰当，双方的关系要根据吕太后权力基础的变化加以动态研究。
“诸吕之乱”对文帝时期政策的影响
在文帝时期的相关研究中，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与“诸吕之乱”相关的研究。而从本书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文帝即位是以“诸吕之乱”这一严重流血事件为契机，依托大臣们的意愿才得以实现的。因此，文帝即位之初就存在正统性问题。这对文帝时期朝廷与地方诸侯王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成为当时各种政策与事件的具体原因。此外，由于少帝被大臣们杀害，故文帝对大臣们非常警惕，通过各种政策抑制其力量。文帝因“诸吕之乱”即位，故文帝时期的多数政策都与此事关联深刻。因此，在研究文帝时期的诸问题时，必须把“诸吕之乱”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
西汉初期历史的分期
关于西汉史分期，到目前为止，从刘邦至景帝为西汉初期，武帝开始为西汉中期的看法已经成为普遍观点，但笔者基于三个理由，认为有必要重新探讨对西汉初期的划分。首先，正如笔者指出的那样，吕太后从刘邦时期开始就在国政中发挥重要作用，加上惠帝时期与少帝时期，20多年来，她一直站在政洽舞台上，从这一点来看，刘邦时期与吕太后时期是一个连贯性与同质性很高的历史时期。其次，文帝的统治在“诸吕之乱”发生后，这一时期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各种政策。最后，从第五章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诸吕之乱”后，文帝及其子孙继承了皇位，正因如此，文帝被尊为太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帝的即位可视为刘氏内部的“王朝”交替，与刘邦时期和吕太后时期存在本质差异。打比方来说，刘邦时期与吕太后时期是西汉王朝的序曲，而从文帝时期开始，进入了主题曲阶段。因此可以认为，刘邦时期与吕太后时期是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在研究上应该与此后的时期相区别。
刘邦集团
从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刘邦及其伙伴组成的刘邦集团视为铁板一块以来，对刘邦集团的这种看法几乎没有改变。至今关于西汉历史的众多研究中，仍然把刘邦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来讨论。①然而，从本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刘邦集团与其他政治集团一样，也由各种各样的势力构成，根据文臣与武将的身份、出生地、每个人的性格与价值观，以及与刘邦的关系等，可以分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刘邦集团作为一个集体行动；但如果没有共同的敌人，则可以看到集团内部各势力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行动各异。事实上，从刘邦时期到吕太后时期，能看到诸多人物以各种形式协助或反抗皇权。吕太后任命三公时，正是利用了刘邦集团内部的对立与矛盾，使之互相牵制，从而展开统治。由此可见，对西汉初期的研究需要深入刘邦集团内部，展开更为详细、动态的讨论。
“三权并立”是否存在
西汉初期的权力结构并不像李开元先生认为的那样“三权并立”,皇帝权力明显处于优势地位。西汉初期，功臣与刘邦之间是伙伴关系，与惠帝之间则有着“伙伴之子”这一庶民时代形成的亲近感。因此，这一时期刘邦、惠帝与功臣的关系并非像武帝时期以后那样，是绝对的君臣关系，而是地位相对接近。因此才会有相国曹参在惠帝面前自以为是，或是右丞相王陵公然反对吕太后的情况。不过，这种情况只能见于一些比较特殊的人际关系。例如在萧何、陈平和审食其的身上就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言行，他们反而对皇帝与吕太后显示出顺从。最重要的是，无论相国还是丞相，任命权都在皇帝手中。如曹参的相国之位由惠帝任命，在惠帝面前必须称“臣”。反对吕太后的王陵也因为吕太后的一句话，被迫辞去右丞相一职。由此可见，在相对意义上，西汉初期的相国或丞相可能比后世的丞相权力更大，①但皇帝与他们的关系还是统洽与服从的关系，绝对不是“并立”关系。
刘邦时期的刘氏诸侯王都是刘邦所封的亲属，双方显然不是“并立”关系。至吕太后时期，吕太后一纸命令就更换了刘氏诸侯王的王国，或是杀死让她感到有威胁的诸侯王。从这一点来看，朝廷与诸侯王的关系也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而非“并立”关系。因此，西汉初期的皇帝权力确实没有后世那么大，但与功臣、地方诸侯王相比，仍然是高高在上的。
功臣集团与任侠精神
在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中，增渊龙夫的任侠理论是一个重要基础。增渊龙夫认为，功臣凭借任侠精神与刘邦联合，支撑着处于危险中的刘氏皇权，从吕氏一族手中夺回天下。如果这一观点正确，刘邦就不必采取抑制功臣势力的政策，吕太后也不必警惕这些“怏怏”的功臣。从本书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刘邦去世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中，特别是“诸吕之乱”的过程中，功臣们的身上是看不到任侠精神的。不仅如此，他们反而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行事。功臣集团不是为了刘氏，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发动了被称为“诸吕之乱”的政变，甚至杀害了刘邦的孙子少帝及其兄弟。如果说将吕氏一族全部诛杀是为了保护刘氏天下，那为什么连真正的惠帝之子、刘邦之孙少帝及其兄弟也要杀死?传统观点并不能解释这一点。由此可见，西汉早期历史研究中所谓的任侠理论是一个理想化的假设，它忽视了西汉建立导致刘邦与曾经的伙伴之间的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现实。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该理论的有效性。
西汉初期与吕氏一族相关史料的利用与甄别
从本书的分析可以看出，自吕氏一族被大臣们诛杀的那一刻开始，吕太后及其家族相关的历史就被人为地加以伪造。此外，以“诸吕之乱”为契机，与西汉初期历史相关的很多事实也以被歪曲的形式记录在正史中。
这种伪造与歪曲源于多种原因。一是记录者的主观判断。例如，《汉书》的作者班固有意将功臣集团作为维护刘氏天下的忠臣。因此，在关于“诸吕之乱”的记述中有美化功臣行动的倾向。这一点通过对比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关于此事的记载就可以清晰看出。二是当权者的意向。与班固不同，我们一般认为司马迁客观地书写了汉代历史。但即使是司马迁，应该也不能完全忠实地记载当权者忌讳之事，因此他在书中留下了不少模糊不清、前后矛盾之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对历史事件，能记录其目的与始末的只有胜利者。在历史事件中，偶发因素很多，各种势力在众多似是而非的信息中被卷入事件中，意外导致的结果也为数不少。但在事件结束后，只有幸存的胜利者能够谈论事件目的与经过，然后形成史料留存下来。因此，在利用西汉初期的相关史料，尤其是与吕氏一族相关的史料时，需要十分细致、严密考察。
吕太后其人
在史书中，吕太后被描述为虐杀刘邦宠妃、接连杀害开国功臣与刘氏诸侯王的残忍至极的毒妇。直到今天，吕太后都是如此形象。因此，吕太后与吕氏一族对西汉的贡献有被忽视或被恶意曲解的倾向。而从本书分析可以看出，吕太后并不一定是通常印象中的毒妇，反而是比普通人更强的女性。她是一位坚持自我主张的妻子，是拼命保护自己孩子的母亲。
吕太后从西汉建立到去世，确实杀了很多人，但她并不一定是胡乱杀人。她杀的人有三类，第一类是韩信、彭越等威胁西汉政权者，第二类是戚夫人、赵王如意等威胁惠帝地位者，第三类是赵王刘友等威胁吕氏一族安全者。在西汉初期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清除敌对者是保证生存的一种手段。
从本书的研究中还可以看出，吕太后在某种意义上是很有人情味的。她积极回报帮助自己和自己子女的人，并与刘邦周围的功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另外，吕太后非常能干，有着出色的决断力与行动力，在西汉初期的政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建国后，刘邦能够长期离开都城，大概正是因为有吕太后留守都城，刘邦对吕太后也有依赖。在这个意义上，对吕太后来说，只要儿子是太子，她在保卫西汉这一点上就与刘邦的利益完全一致，绝不会有取代刘氏天下的想法。
不过，吕太后也确实有贪恋权力与利益的一面。一方面，刘邦死后，其子刘盈成为皇帝，吕太后却把自己的外孙女，也就是鲁元公主的女儿安排为惠帝的皇后。另外，吕太后去世前将吕产之女立为少帝皇后。这是想通过自己的子孙与吕氏一族的子孙独占汉帝国的权益。笔者认为，这些举动与吕太后在刘邦时期多次面临太子被废的危机不无关系。即吕太后自己好不容易为惠帝一系子孙取得了天下，她不希望通过联姻将之分给他人(与吕太后、吕氏一族无关的皇后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吕氏一族则通过与刘氏诸侯王及其兄弟联姻，想要共享刘氏诸侯王的权益。这一行为一方面招致了刘氏诸侯王的反对，另一方面使得吕氏一族无法通过与有力功臣联姻来加强不断衰弱的权力基础，形成支撑皇帝的新势力。这是此后“诸吕之乱”发生的一个长期诱因。
在“诸吕之乱”中，吕氏一族全部被杀，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场悲剧绝不仅仅是吕太后自身的残忍与贪婪造成的，而是她面对的政治与历史状况引发的悲剧。秦朝是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但很快就灭亡了，因此大一统国家的应有状态与统治方式尚未固定下来。此外，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农民起义而诞生的帝国，皇帝与功臣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从帝国统治的角度来看，必须抑制功臣的力量，但此举势必招致功臣的反对。同时，西汉也面临着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的关系这一前所未有的问题。为了加强皇权，就必须压制地方诸侯王的力量，但这会招致他们的反抗。再加上史无前例的皇太后临朝称制，该如何处理朝廷上的功臣集团、地方刘氏诸侯王集团及外戚吕氏集团的关系，自然成了一大课题。
可见君主与臣下、中央与地方、刘氏与外戚等问题，在吕太后时期值得借鉴的先例很少，应当遵守的规则也不甚明确，只能摸索尝试。对吕太后而言尤其不幸的是，惠帝与自己的亲属相继离世。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的吕太后逐渐封闭了自己。不言而喻，这些死亡事件对吕太后在制定与功臣、刘氏诸侯王及吕氏一族有关的政策上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见，吕太后的悲剧是历史因素、其政策及其个人不幸遭遇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看待西汉历史时，皇帝之位由刘邦子孙来继承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西汉建立到刘邦去世，时间很短暂，在此期间，功臣的叛乱时有发生。并且，刘邦的后继者惠帝力量薄弱，万难保证刘氏天下的长久。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下，吕太后长达15年的统洽，可以说确立了刘氏天下的格局。不仅如此，甚至西汉的统洽形态，乃至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形态，都有一部分是由吕太后的统治塑造的。就此意义而言，吕太后是与刘邦一同创造了皇帝统洽形式的历史人物。
本文选自《诛吕: “诸吕之乱”的真相与吕太后时期的权力结构》（郭茵 著，陆帅 赵壮 译，记号Mark·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