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尚君就像一位唐朝长安城里的“片儿警”，掌握着每个诗人和诗作的档案
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明珠，是根植在每个中国人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然而，有些耳熟能详的唐诗，其实不是那个时代创作的，又有很多唐诗被沧海遗珠了。甚至，“床前明月光”“清明时节雨纷纷” “春风不度玉门关”等名作也存疑。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唐诗研究专家陈尚君，以一人之力纂校唐五代时期所有诗歌，穷尽目前可见的唐诗文献，完成了一场跨越40多年的学术长跑——近日面世的《唐五代诗全编》，共50册、1225卷，收录4200余位诗人、55000余首诗作，逾1800万字。这部全景式唐诗总集，构建了一个超大型唐诗文本资料库，完成了几代学人的心愿。
今天所见唐诗文本，多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清编版《全唐诗》，这部由十位闲居江南的翰林用一年半时间编成的诗集，虽然推动了此后的唐诗研究，但成书仓促、讹误颇多。“他为新时代的唐代诗歌海内外研究开了无限法门”，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李浩说，“大家有一书在手，就不需要再找其他资料了”。
个人完成一部如此体大精深、前无古人之作，其工作强度与难度之大，远超常人想象。最近十多年，陈尚君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几乎全年无休，复旦大学光华楼27楼那盏灯，总是亮到深夜。他每天经过复旦北门的小路，看到树叶绿了、黄了、枯了、掉了，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
显然，现在是唐诗研究的黄金时代。陈尚君研究唐诗的40余年，恰好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新的学术观念涌现，稀有文献材料迭出，更赶上了数字化时代，电脑写作、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技术都能为他提供便利。“我觉得这部著作回馈了时代，当代学人仍然可以在传统文化领域，做出无愧时代、超越时代的不朽功业。”李浩说。
嘉宾：陈尚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唐诗研究专家）、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主持：高渊（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
为什么要耗时40多年
高渊：40多年前，陈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决心开启这个浩大工程？
陈尚君：这套书的起源，可以回溯到1979年春夏之间，当时我看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所刊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一文，写文章与他纠商，那是我第一次涉及这方面问题。后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发现一些新作品可以做《全唐诗》的补遗，这是个人补遗的阶段；第二阶段，我和其他学校的前辈合作，希望做成这样一部书；第三阶段，我个人来做这部书，其中曲折很难一下子讲清楚。
我这两天心情真的很好，看到这套书终于出版了，能够贡献给学术界，也对得起我心心念念的大唐王朝。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明珠，我昨天晚上仔细看了第一册，也真的感叹，达到的成就我很满意，出版社也很满意。
能够以一人的力量整理全部唐诗，提供给中国学术界，我觉得我不惭愧，这是我尽了最大心力来做的。
高渊：这套书可以说是清代《全唐诗》的“升级版”，您觉得它跟《全唐诗》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陈尚君：“升级版”是我个人的说法。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徐俊认为，这是一部完全独立自主的著作，和清代《全唐诗》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
但是我要说明，它们彼此是有延续关系的，《全唐诗》里提出的任何一句，我都有回应。我书中的任何一首诗，如果是《全唐诗》里有的，我都有标识。我新加入的，但《全唐诗》里没有的诗，我不提《全唐诗》之有无，仅说明来源，如果逐一说这是“逸诗”，就有些低级了。
总之，这套书增加的唐诗数量之多，解决问题之复杂，最后能够达到的成就之完满，都是超出我想象的。
如何回到唐朝人的立场
高渊：您曾说，编这套书要“回到唐朝人的立场”，您是怎么解读这个立场的？
陈尚君：唐朝人的立场，就是唐人写作的原貌。唐人写诗的时候，原诗是怎样的，它是通过哪些途径保留下来的，保留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出乎意料的，有的是后人妄改的，也有的是后人因为编书体例的要求而改的。但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穷尽文献，而且所用的每一部书，都务求是善本、是最早的。
在这部书中有几个我把持的重要原则。第一，通目录学以掌握“经史子集”四部全书，并包括佛藏、道藏、敦煌遗书、石刻文献、域外典籍，还有各种各样来自各种途径的典籍。
第二，重史源学，务求溯源。我这里涉及的每一种书、每一条文献、每一个作者、每一首诗，都务求是最早、最完整、最可靠的记录。
第三，把每一个作者、每一首诗都做学术史来记录。
第四，充分利用古代到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就。
在整个著书过程中，我很过瘾，不是写一本平淡的书，而是要做成一本精彩的书，它里面谜团重重，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感到了无穷的乐趣。
高渊：李会长怎么解读“回到唐人的立场”这句话？
李浩：唐代的作品典籍到现在有1000多年了，它的变化由“一”到“多”，最早的唐人写本、抄本，到了晚唐五代，特别是宋代以后才有了印刷刻本，宋元明清又有不同的版本系统，所以最早的诗到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今天的学术研究是要上溯，从“多”回到“一”。尚君老师的学术目标就是要找到最早的，他还选了一个更难的目标——把从“多”到“一”的轨迹描述出来，把各种各样“多”的版本都记录和保留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定本，也是一个学术资料库，供学术研究做各种阐释和验证。
尚君老师的成果，不是结束了唐代诗歌的深入研究，而是把唐代诗歌的深入研究又推上了一个台阶，会引出很多话题，以后我们唐代文学的研究会更加热闹。他做到了求全、求真、求是、求细，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相当高的高度，这是难能可贵的。
多少唐诗是“伪诗”
高渊：陈老师，您在书中纠正了很多唐诗的错误，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您是怎么侦破的？
陈尚君：像杜牧的诗，至少有70首左右是伪诗或者有疑问；像李白的诗，从唐代开始，很多人就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我把疑问都罗列在相关诗的下面，供读者阅读，凭你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并不是所有问题我都要做结论的，但做结论的部分也非常多。
这套书最后25卷是“唐五代诗别编”，把前面删掉的多达几百人的诗作，都放在“别编”里，最著名的就是吕洞宾。可以肯定地说，在宋初以前，没有吕洞宾这个人，但他的作品以前被误作唐诗收录，这次我把他的作品全部罗列出来，在“别编”里收了5卷。
诗的真伪和诗的好坏，不是一个概念。我曾经写过文章，说唐人写的恶诗很多，让人看看唐人写的最坏的诗是什么样子，还有唐代的“伪好诗”——伪诗，但是很好的诗。
最有名的一首伪诗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这首诗和杜牧一点关系也没有，但确实是好诗。这首清明诗在《杜牧文集》里面没有，《全唐诗》里面也没有。
另外还有很多诗，我们通行的文本都是有疑问的。比如杜甫很有名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看了十来种杜甫集子的宋元本，“凌”都是“临”，现在中小学课本都错了。
高渊：您觉得，这个错误应该改正过来吗？
陈尚君：应该改，因为杜甫的意思是，我什么时候能到达那个山顶？而“凌”是神仙的超越，仙人飞跃泰山，两个意思是不同的，杜甫诗里没有游仙的意思，而是一种人生志向。
还有些情况可能是两通的，比方说“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是“春光不度玉门关”？我是倾向于“春光不度”的，我有大量证据，但现在“春风”更通行。还有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昔人已乘白云去”？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南宋以前的文本都是作“昔人已乘白云去”，“昔人已乘黄鹤去”是明清才出现的。
高渊：那从好坏来说，是“黄鹤”好，还是“白云”好？
陈尚君：“白云”是仙人住的地方，仙人乘白云去，实际上是回归白云之乡，出自《神仙传》的典故。后人从另外一个故事加以解释，神仙的故事变成了黄鹤楼的故事，所以是两件事。
再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个题目是明代人杨慎（杨升庵）提出来的，和陈子昂隔了很多年了。这首诗肯定不是陈子昂本人写的，是陈子昂最好的朋友概括陈子昂的一组诗，也就是说，诗句不是陈子昂的亲笔，但传达的是陈子昂的思想。
一个人的学术长跑
高渊：陈老师曾讲“现在是唐诗研究的黄金年代”，李会长怎么看待这句话？
李浩：20世纪以来，新材料不断出现，像敦煌材料、海外材料，整个学术环境是很好的。而且尚君先生研究唐代文学的这40多年，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他既能够利用前人已有成果，又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还赶上了数码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我认为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巨变”，他赶上了好时候，加上他本人的学术兴趣、学术坚持，能够成就这一番大事业。以前的学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只凭自己的感觉，依靠自己的藏书。
现在尚君先生用的不仅仅是他的藏书，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文献都可以检索，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契机。他善假以物，借力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这是最不容易的。
高渊：陈老师，您编这套书的时候用电脑吗？
陈尚君：用电脑的，但我的水平比较低。这部书是我用电脑做的第一部大书。做了以后才真正感受到，这是电脑写作的时代，我们用现代科技能够达到的学术成就，前人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可以开出许多文件同时写作，一篇文章我可以改几千次、上万次，这部书博引文献之多，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我是在博览群书中逐一记录，每天开几十个窗口逐一打字进去，坚持十多年，一直做这样的工作。
高渊：您说过，您每天要经过复旦北门，看到树叶绿了、黄了、枯了、掉了，一年又过去了。能不能讲讲，编这套书期间每天的工作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陈尚君：我每天晚上11点半左右回家，坚持很多年了。你刚才讲的这段话，其实我是用了《大梅禅师语录》里的话，禅宗修禅是没有时间感觉的，他只是看到了时光的变化。我每天经过复旦的北门，沿着一条小路回家，那条路有时候枝叶繁茂，有时候还带着雨水，到了秋末一片萧瑟，我一直这么走着。
时光真的很快，我的身体基本上还算健康，能够看到全书完成。对得起唐朝，对得起我们这个时代，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一代学人的共同成果
高渊：这套书出来之后，对于专门研究唐五代诗的专家学者，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呢？
李浩：第一，用升级版的《全唐诗》，来建构我们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部书的研究对象是从唐初到五代时期全部的汉语诗歌，研究方法和理念都是中国的；尚君老师恪守学术规范，把一部大书当作论文来写，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有很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成果，是尚君老师40多年来集腋成裘的成果。我们验证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一个标本。
第二，这部书以尚君老师的学术长跑，完成了唐代诗歌文本的资料库，是一个人几十年的努力。尚君老师说，如果在唐代长安，他可以做长安城的一个“片儿警”，整个管区里的每个人，他都做“拉网式”的梳理，每个人什么时候来、住在什么地方、有哪些作品，他有诗人的档案，也有诗歌作品的档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库，为新时代唐代诗歌海内外的研究开了无限法门，而且是一个方便法门，大家有一书在手，就不需要再找其他资料。
第三，尚君老师见证了上海包容、宽松的学术体制。这本书已经做了40多年，由复旦大学立项，经过几个专门项目的鼎力支持。上海能够给一个学者这样的包容和呵护，使尚君老师成就了他的名山事业，也验证了上海是真正的人才高地、文化高地。
还有，这部书是个人的作品，也是这一代人的成果，是唐诗研究共同成果的汇聚。怎样攀上高山、超越高山，作出我们这个时代对传统文化应该有的贡献？我觉得这部著作回馈了时代，当代学人仍然可以在传统文化领域做出无愧时代、超越时代的不朽功业。
高渊：有专家提出来一个概念叫“陈尚君精神”，说您是“用最艰苦的方式来追求学术，用最坚定的方向来认识人生”。您对此怎么看？
陈尚君：这句话是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在1947年给他儿子中学毕业的题词，但我也可以把它引为治学格言。朱先生说，一个人的才分有高低，但努力程度和成就高度是成正比的。
对我来说，我在复旦大学任教40多年，“用最艰苦的方式来追求学术”，这一点我还是基本做到了。客观做一个评价的话，我是一个中国的农民，在8年的知青生活中，和农民有最直接的接触，从事了8年艰苦的劳动，我觉得和中国农民的艰苦相比，所做的这点工作真的不算什么。
这部书形式是传统的，是繁体的，是文言的，是直排的，虽然书名署的是“纂校”，但其实这是一个人的专著。这一部书里，我写了4000篇以上唐代诗歌作者的小传，剔除了历代流传的上万首诗歌，对那些诗“为什么是假的”做了简要的考证和说明，并列举证据，同时对可信的文本做了详尽的校对。
唐诗的构成并不只是我们大家背的那几句，它牵涉到作者写作时的题目、他写定的文本原貌、诗后所署的官衔和时间，以及关于这首诗流传过程中最直接的记载。比如“人面桃花相映红”，必须要理解了《本事诗》里的那段故事，才知道这首诗在讲什么。我把这些内容都包含进去了，特别是在诗传播的过程中，把流传、讹误的轨迹都揭示出来了。
高渊：现在中国唐代文学的研究，包括唐诗研究，后继有人吗？
李浩：总体上说，应该是后继有人，发展得相当好。每一代学者有每一代学者的优长，特别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和学术重镇，我对未来年轻人的发展还是很乐观的。
但目前来说，像尚君先生这样有特殊表现的，在中青年里面还比较少。我希望他们能够耐得住寂寞，不要太急功近利，用最聪明的头脑下最笨的功夫，干寂寞的事情。只有这样，未来才能出现第二个陈尚君，甚至出现超越陈尚君的中青年，这是我对年轻一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