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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试试用一千字写清楚我这个教书匠身份的知识结构。
这么多年，我其实只教四样东西：西方史、政治哲学、英语、西班牙语。
接下来，我将用最短的话给每一门学科写一个极简入门：
入门西方史大致需要学三个时期——古典时代、中世纪、近现代。
你一定听说过「文艺复兴」：中世纪的人们无意间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古典时代（古希腊罗马）的思想遗产，于是将「古典时代」复辟。
在刚刚接触西方史时，你一定能读懂古典时代，因为我们自己（中国人）就正生活在古希腊思想征服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
你可以理解为：
古希腊思想 + 中国传统文化 + 普鲁士/苏联文化 = 中国现代文化
古希腊思想 + 阿兹特克文化 + 西班牙帝国遗产 = 墨西哥现代文化
古希腊思想 + 古罗马思想 + 启蒙思想 + 新教伦理 = 美国现代文化
这就意味着，「中世纪」是最难以理解的西方史，但一旦理解了，你便能理解一切「现代制度」的「术」的起源。
（不分国别的）现代商业、金融、教育、医疗、工业等制度的源头无一不是从中世纪开始奠定雏形；无政府或弱政府的失序状态是中世纪的典型特点；
这也意味着，学习中世纪，等于在实验室环境直接观察现代文明的二次崛起。
如果说古希腊思想是个种子，那么中世纪就是野火烧荒之后的沃土。
入门政治哲学大致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资源稀缺的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分配权力？
学政治哲学，最终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一项极其难以习得的思考方式，变成一种大杀四方的本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即实然与应然区分。
这个学问大致上讨论：
我们「应该」要政府吗？
即使「不得不」要政府，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呢？
有政府就一定导致「每个人让渡一部分自由」，那么我们「应该」让渡哪些方面的自由呢？
当我们「让渡了部分自由」，那么我们全体让渡的自由就变成了「政治权力」，这个权力「应该」如何使用，才是「正义」的呢？
请放心，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正确答案」。因为一旦有了正确答案，这个问题将不会被纳入政治哲学，而是「圣经」或「论语」。
学习这两门语言，你只需要做两件事：
这两门语言跟汉语一样，都是要表述：（怎样的）什么（怎样地）做了（怎样的）什么。
除了「做了」必须是一个词（动词），其他的所有部分都可以是一个词（形、名、副）或是一句话（从句：定从、主从\宾从、状从）。
记住这些词 → 应用这些词 → 精确犀利地应用这些词。
我之所以花大精力学习这两门语言，是因为学了它们再加上我的母语（北方汉语），世界覆盖三十多亿人的前三大语种我就都会了：
汉语（母语者九亿人，总使用者十四亿）
西班牙语（母语者五亿，总使用者六亿）
英语（母语者四亿、总使用者十四亿）
以上四门学科于我，
历史学构建了我的时空观：让我「知其所以然」——这是知识储备的框架
政治哲学构建了我的逻辑力：让我能极速「分析」然后「决策」——这是知识消化的效率
两门语言拓宽了我的信息管道：让我能不借助任何工具直接接收一手信息——这是知识获取的效率
这三者依次对应的是：龙骨结构抗击打能力强不强、排水量吨位大不大、弹药后勤供给快不快——有了这样的铁甲战舰，具体在哪片海域（行业）参与何种战役（职业）其实都不重要。
只是我走了太多太多弯路才跌爬滚打地获得了这些。当年分别教我这些学问的人其实也都不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除了自己不断试错与领悟，别无他法。
现在轮到我教书了。我是个教师，但我不仅仅是个教师。
从我的文字中你一定已经感觉到了我的野心勃勃，这些年我只做这一件事：最大程度压低把这些技能教给每个学生的成本。
我在自己身上花了数百万元将这些道理领悟，这代价太高，我不喜欢。如今我已经把这教育成本压缩到了几千元。
未来我还要继续压缩成本，这会潜在地给我带来巨大的利润与一支「钢铁舰队」——知识结构、思辨强度、语言能力三项值拉满的一个共同体。
对于我这混世魔王来说，任何令我神往的事情，若可能性有万分之一，我便去认真思考；若有千分之一，我便去尝试；若有百分之一，我便去投入；若有十分之一，我便不惜一切代价。
因为我不想多年后，在行将就木之时心怀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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