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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7年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姓‘资’姓‘社’”的讨论，颇具分量。经对《经济日报》高层领导的讲述、记者的亲身回忆及刊发文本的考证，本文认为“关广梅报道”展现了1980年代党报自我革新的过程。论文首先还原了记者组的“三访本溪”，指出他们通过一系列新闻实践，从混杂的新闻文化走向了真正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在理性与感性上达成双重联结。其次，论文考察了《经济日报》的刊发，其利用“静观其变”与“主动出击”的策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讨论。社论与大讨论最终达成统一，为群众路线融入了“人民性”这一特征。论文最后指出，此前关于该新闻实践的认识存在后视的问题，更反映出1980年代新闻学书写中存在的偏向，唯有“回心式”地挖掘传统党报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
作者简介
史承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导言
1982年11月11日，北京新闻学会在《北京日报》社召开了一场关于报纸如何为读者服务的学术座谈会。会上提到党报应着重开办“为读者生活服务”专栏，这既可以密切联系党和群众，又可以提供渠道，促进消费（张永义，刘虎山，1983）。这场名不见经传的会议可以被视为这一时期党报自我革新的典型。一方面新闻学界、业界都在挖掘党报理论的传统。党报记者需要重视“日夜思索的大问题”，就是“如何把党的路线和政策传达到群众中去，又把群众的真实情况和意愿反映出来”（甘惜分，1988：192），从而使党报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田流，1984：210）。理论的回溯反映在了部分新闻实践上。另一方面，他们亦在借用西方学界的术语及背后的观念，诸如信息、受众、服务等，来理解党报新闻实践（李良荣，1985）。值得关注的是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艾丰提出的新时期十点变化中的第三点，“从灌输式到讨论式，从舆论一律到舆论不一律，尊重受众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体现新闻传播过程中人与人的互动”（单波，2001：8）。
单看此句，自我革新似乎可以被划入追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意义上“公共性”的进程，但若结合历史文本与已有研究，旗帜鲜明的“人民性”相较于“公共性”更具解释力，即党领导下的“新闻与传媒服务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人民的特性”（虞鑫，刘钊宁，2023）。一个简单的例证是聂眉初（1983）关于党报如何自我革新的论述。她指出应该学习1950年代《人民日报》细致的信访工作，为每一封读者来信做登记、留存根、写档案，如后续相关部门没有跟进群众，就应该反复敦促，将情况转给其上一级党委，直至有处理结果。这番呼吁意味着尽管以“公共性”为核心的西方传学理论已在中国生根，但传统党报理论并未被鸠占鹊巢，二者正在不成熟地结合着，所以应是旗帜鲜明的“人民性”而非“公共性”的群众路线呼之欲出。
然而，并不能将“呼之欲出”视为认识旋即改造了实践。因此，要理解1980年代“群众路线”新闻实践如何落实，又推进至何种程度，仍需深入历史的肌理层面。
《经济日报》对“关广梅现象”的报道及后续引发的群众讨论恰恰是进一步认识与理解1980年代新闻史的一个绝佳案例。“关广梅现象”作为1987年全国好新闻奖的“连续报道”特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7：335），多次被经济日报社编撰的社史与优秀作品集摘录。彼时的报社领导范敬宜在接受陈崇山（1987）专访时回忆，“社会舆论反响之大，为近年报界所少见”。除去关广梅与中共本溪市委员的来信，报社刊发了7篇新闻报道、5篇评论、26栏读者来信（共54篇）与1篇问答，讨论重点涉及“如何看待关广梅的收入”“如何认识租赁企业中的职工地位”与“如何理解改革中的分配制度”。在此之后，其又刊发了4篇“追踪调查”，以判断宣传效果几何。如此看来，范敬宜的描述应该不算自吹自擂。
有意思的是，卢跃刚对“关广梅报道”颇有微词。他认为尽管“关广梅报道”推动了改革的深入，但不能回避署名为“关广梅”的来信（下称“关信”）并非由其本人写成的事实。这种新闻绝不符合真实性的原则，用卢跃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新闻、真相、真实严重不足”（张志安，2007：3，19-20）。如要回应来自卢跃刚的叩问，同样要求重视这段历史。
二
三次“本溪调查”：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关于关广梅的社会争议从未间断，“经济问题账目不清”“不要党的领导”“生活作风不检点”“市长是她舅舅”“市委书记是她姐夫”。还有人揶揄她撞了大运，“关广梅是初一、十五赶大集，赶上了”（王云汉，2010：309）。但相较于租赁企业在经济方面的情况，此类批评意见通常被一笔带过，最为“露骨”的表达也仅仅是提到两三句话，“有的说咱们这回可都攥在关广梅的手心里，……有的老职工担心这回退休算完了，生老病死也没人管了……”（蒋少武，1987年2月23日）似乎将关广梅塑造成经济改革先锋，就能让群众的批评声偃旗息鼓。
但是，这种报道策略并没有起效。随着1986年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被再次强调，甚至严厉到“至少还要搞二十年”（邓小平，1988：1214-1217）。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原先针对关广梅个人的非议，被部分群众上纲上线到更为复杂敏感的层面上。时任《经济日报》辽宁站记者的庞廷福，在“摆放在市内展窗里的她（关广梅——引注）的照片被人打上了‘X’”（庞廷福，2018：310）之时，开展了三次调查研究与采访写作。
（一）初探本溪：为何一定要生产“关信”？
到访本溪之初，记者庞廷福（2005：4-5）就已经意识到了“关广梅现象”绝不简单，“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这种迷茫不仅是对于中国改革走向的思忖，也有对如何开展新闻实践的考虑。这一点可以从“关信”的诞生过程中发现一些端倪。
“关信”，即《经济日报》1987年6月12日头版头条刊发的《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内容涵盖两个层面。第一，通过比较租赁集团的改革初衷与实际效果，对批评意见进行回应。文章先是简述了关广梅在租赁过程中采用的制度，随后强调了党组织在集团中发挥的作用，最后提及了商店重视顾客体验。第二，对支持改革的群众与领导表达感谢，“欢迎那些善意的帮助和出自改革愿望的批评”（经济日报，1987年6月12日），希望在报刊上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引发争议的，是这封信的署名问题。根据卢跃刚（2000：263）的调查，“关信”前前后后共经历了三稿，但无论哪一稿都并非出自关广梅本人之手：本溪市委政研室流通处的副处长李欣欣完成了第一稿，《经济日报》第一批记者组完成了第二稿，曾经就职政研室、后转投关广梅东明商业集团的李明完成了第三稿。
据当事人之一的李欣欣回忆，第一稿的内容大致讲述了关广梅在租赁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可分为五个层面：个人遭受非议、改革被议论、领导不理解、触犯了部分人利益和政策支持不够（卢跃刚，2000：264）。
客观地说，第一稿“关信”内容相对保守，与1986年的获奖报道《路，从荆棘地里蹚出来》（于贵华，1986年11月14日）中描述的关广梅披荆斩棘，并无二致，属于老生常谈。甚至可以说，这些困难与彼时各大报刊所报道的改革先锋遇到的阻碍，基本大同小异。因此，记者组认为这些问题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并没有让支持者与反对者围绕着核心“社资”问题直接交锋，因而重新撰写了第二稿。考虑到讨论潜在的政治风险，政研室并没有让第二稿直接见刊。此时，曾在1985年晋升为政研室流通处处长，又在1986年辞官转投关广梅租赁集团任职的李明，担任起了协调双方意见的角色。他修改后的第三稿便是后来刊登的版本。至此，被认为是“昧着良知”的“虚假新闻”正式出炉（卢跃刚，2000：271）。在卢跃刚（2000：256，269）看来，这是记者组犯了“先入为主、制造典型”的“老毛病”，换言之，“虚假新闻”的生产是为了“提升”和“拔高”关广梅。
但记者组核心成员庞廷福对关广梅的认识与卢跃刚的逻辑截然相反，报道“并非要单纯宣传关广梅的改革业绩，把关广梅当作了不得的先进典型来梳理”，恰恰因为“她本人的思想修养”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所以需要通过讨论乃至辩论，帮助改革者“在改革中完善自己”（庞廷福，2005：7-8）。这确实是党报工作者应该做的，但绝非易事，而记者组在“初探本溪”中犯了两大致命的错误。
一是记者组对“群众意见”的收集。记者组没有亲自采访，而是通过当地的会议纪要及来自政研室的二手材料，得到了被筛选过的群众意见。这种群众意见可谓“一面倒”：身为优秀共产党员的关广梅怎么能去搞租赁企业；关广梅开展了这般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凭什么还能评选辽宁省劳模和十三大代表……（庞廷福，2005：6）这种近乎绝对化的材料，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群众的真实意见，是存在疑问的。以这种群众意见与关广梅沟通，自然无法达到帮助关广梅提高认识的目的，因此，记者组第一个错误在于对群众意见的调查工作做得并不细致与扎实。
二是记者组对关广梅的采访。记者组并没有向关广梅解释“社资”问题，例如租赁为何及如何涉及“姓‘社’还是姓‘资’”，批评之声背后是什么心态，不回应批评可能会出现哪些后果等。记者组的做法，是开门见山地让关广梅自己谈“姓‘社’还是姓‘资’”。关广梅对此回忆道，“他们（记者组——引注）提示我，在全国租赁经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怎么看？我才谈了一些看法。原来我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卢跃刚，2000：256）。记者组忽略了关广梅个人的经营实践并不足以使她在理论层面阐述意见。这种急于改造关广梅认识的做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盲动主义”。
这两个错误共同体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无论是调查群众意见还是要求关广梅直接回应，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浮夸，即急于提高关广梅的认识，而忽略了实际情况。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目的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或许可以用“新闻文化”来认识。
虽无“初探本溪”时庞廷福的回忆，但“二访本溪”后的自述值得引起注意，“我思绪如潮，翻腾不息……提出人们都十分关心却不知怎么提或不敢提的问题，说出人们想说却又不知如何说或不敢说的话，不仅是党报记者的职责，也是新闻价值和新闻魅力所在”（庞廷福，2018：311-312）。无论是“提问”还是“说话”，都体现出作者强烈的言说欲望，而此处言说欲望既来自于“党报记者的职责”，也源于“新闻价值和新闻魅力”。前者可以明显看出自延安以降，朴素且强烈的“作为群众观点的新闻文化”（陆洪磊，胡钰，2023）的意蕴，可被划入这一时期“传统党报理论”一支。有意思的是，后者与前者的关系是并列，“不仅是……也是……”，即“价值和魅力”并非从属于“党报记者的职责”（庞廷福，2018：312），是其他理念下的职责，或不是职责都有可能，例如艾丰（1982：134）曾言“新闻价值是客观事实的一种社会属性”。与之对照的是深耕农村新闻的宋逊风的口述，“记者遇到新闻线索，首先要分析其性质，把它放在党的政策的‘天平’上称量一下，看其有无新闻价值，在哪方面有新闻价值”（王润泽，熊国荣，雷晓彤，2021：118）。显然，庞廷福的叙述更为暧昧。但若是将其理解为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也是牵强附会，只是更有另一支新闻文化，即西方传学的色彩。总之，他在情感上知道应该为群众做些什么，但在两种文化叠加之下，不知道做什么，该怎么做，这正是急躁与盲动的根源。
综上，将第一次的本溪调查置于失败的群众路线脉络中进行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记者组坚持生产“关信”，其本是为了提高关广梅的“思想修养”，理应实践群众路线，却悖论地展现了他们违背群众路线的过程。“初探本溪”的失败实践展现了党报记者们浸润在叠加的新闻文化之中的进退维谷。
（二）再访本溪：调查群众意见，回应社会关切
或许是意识到了“初探本溪”中所犯的错误，亲历者的回忆中对第一次的新闻实践大多选择语焉不详，不约而同地将重心放在了随后的两次调查采写上。而这两次新闻实践才开始真正具有群众路线的神韵。“再访本溪”中，记者组只聚焦一项工作，即深入调查群众意见。
由于长期驻站辽宁报道经济话题，记者组认识了不少与关广梅有着类似经历的改革者。他们自嘲改革的经历，“向来都是枪打出头鸟，这回又坐在火山口上啦”（庞廷福，2005：4）。辽中县造纸厂厂长王庆复甚至自学《资本论》，前后四次自费举办理论研讨会，撰写了10余万字的文章，以求证明租赁企业属于社会主义（刘凤民，1987年9月23日）。
随后，记者组找到了持有批评意见的代表，本溪市南地与永新两家副食商店负责人。二人的谈话显得粗粝了许多，顺口溜似地报出了诸多普通人“学不了”关广梅的地方：“跳舞打牌”“不要党的领导”“开展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表示，“只听说有流氓集团，没听说过什么商业集团”（李宏林，1988）。而部分理论家的批评意见更加严厉：关广梅的高收入意味着她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经理委托负责制度的运用展现了她“坐收渔利”（庞廷福，2018：311）；所谓租赁集团是资本主义的垄断。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关广梅的改革有意见。她的员工非但没有指摘关广梅，反倒对她的改革颇为佩服。售货员蒋秀娥说，在租赁之前，自己“是个不合格的售货员”，是“关经理”帮助她改掉了“挑顾客毛病”的缺点。当然，改革也为她带去了实际的经济收益，“我每月奖金都是全商店220来号人中最高的”（庞廷福，杨洁，谢镇江，1987年6月13日）。更值得关注的是关广梅收到的来信。不少普通群众都表示她的事迹成为他们的“精神鼓舞”，祝愿关广梅的改革可以“更上一层楼”（本溪市文艺创作委员会，1993：108-109）。
由此看来，第一次调查获得的材料并不符合实际。了解到真实的群众意见之后，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呈现双方意见。当庞廷福（2005：6）在宾馆房间里“梳理调查来的情况”，新的阻力又出现了。这番调查被当地知识分子视为要撰写批评性报道，即记者组是“顺着‘群众呼声’”在脑海里形成了“对关广梅改革的怀疑态度”，甚至批评他们有“封建社会的男人心态”（李宏林，1988），故意诋毁妇女。
面对这种批评，“有的同志想打‘退堂鼓’”，但又要回到“说些一般化的话，不接触广大群众”（陈崇山，1987）的老路上去吗？突破困境的办法，唯有不断深入调查并整理成系统性的意见，“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1991a：110）。因此，记者组并没有像前一次那般虚浮，而是分析和总结已经了解到的信息，写就了一份名为《关广梅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吗？》的内参，与报社领导沟通。虽然无法全文阅读这篇内参，但是可以通过庞廷福的回忆了解该文的主旨：（1）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理解改革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系，因而投鼠忌器；（2）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左”的氛围所导致的；（3）讨论“关广梅现象”可以帮助人民群众认清“改革、开放、搞活”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并不冲突（庞廷福，2009）。
编委舒野肯定了庞廷福的判断，认为社会上乃至党内存在着将经济改革行为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因此不妨针对这一问题在报刊上进行一次群众大讨论，以解放思想（庞廷福，2005：7）。范敬宜同意了舒野的意见，并且亲自打电话与庞廷福沟通，指出党报及其工作者需要直面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对关系到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范敬宜，2005：11）。他稍后又向财贸部主任和记者组写信表明态度，倘若报道未来受到了领导的批评，那么责任将由他本人承担，记者组可以放心开展工作（刘世英，2010）。
在《经济日报》记者组扎实可靠的调查与编辑部中高层领导的坚持下，财贸部的杨洁与谢镇江得以赶赴本溪，加入庞廷福的记者组，一同开始了第三次“本溪调查”，也使得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得以继续。
（三）三进本溪：别开生面的“群众座谈会”
“再访本溪”初步完成了“从群众中来”的工作，对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众意见都有了大概的了解和把握，发现双方不仅存在分歧，更是从未直接地沟通。这一情况就要求记者组更进一步，将“到群众中去”执行下去。
庞廷福、杨洁和谢镇江三人到访本溪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继续了解群众的意见。仅仅3天时间，三人就在当地开展了5场座谈会，直接采访人数达到50多人，进一步确证了前一阶段调查的可靠性（杨洁，1988：155）。此时的三位记者完全可以拿着材料回到编辑部，在报纸上进行系统性地梳理与回答。不过，他们选择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工作方式，组织了一场大型座谈会，市长、商业局局长、关广梅租赁集团的各层领导都在出席之列。
正面交锋的座谈会被一名负责蔬菜供应的经理称为“太不正常”，但大多数的群众十分适应，“从开放、搞活的大局到鸡毛蒜皮的小事，从‘小道消息’到公开报道，从街头巷尾的流言到省委领导人的指示，从道听途说的传闻到言之无误的事实，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从理想到幻想直到臆想，从人格到店格又到国格……”（杨洁，1987）在这种氛围之下，记者组与群众不仅在理性的认识上得以联结，还在感性的表达上打成一片。
首先是理性的认识。座谈会直指三个关键争议点：（1）关广梅的收入是否合理？（2）经理兼任党支部书记制度是否放弃了党的领导？（3）一人承包8家商店是否会造成垄断？通过座谈会的讨论，三个争议点都基本达成了共识。对于收入问题，批评者认为关广梅的高收入可能造成两极分化，支持者则指出她作为“商店的法人代表，负责人”（李宏林，1988），收入合情合理，但如何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差距也需要引起重视（庞廷福，杨洁，谢镇江，1987年6月15日）。对于经理兼任党支部书记问题，讨论中指出，党组织领导的思想监督工作，不应该以是否单独存在“支部书记”作为标准，而应该考察组织内的全体党员是否起到监督作用。对于垄断问题，群众认为现阶段的商业集团有助于发展生产力，不能贸然对这种现象持有否定的态度（庞廷福，杨洁，谢镇江，1989：35-36）。记者组三人发出感慨，群众的讨论既是针对旧的经济体制，更是针对自我落后的、主观的思想，后者更加痛苦与艰难，但也更能彰显群众的勇气（庞廷福，杨洁，谢镇江，1987年6月25日）。
其次是感性的表达。在座谈会的最后，关广梅主动发言，表示自身修养还不够，但作为共产党员的自己会迎头赶上，希望与会的各位能够监督她。此外，她还对因自己的争议而受到伤害的群众致歉。这番言论得到了副市长的强烈共鸣，他说多年以来出席的会议中从未有过如此激动的场面，倘若人人如此，国家改革何愁不成功、不被理解（杨洁，1987）？三位记者对这种情感联结的感受更加强烈，回到宾馆后，也依然“很兴奋”，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唱大戏”的感觉（庞廷福，2009）。
从沾濡于混杂的新闻文化，到与群众达成双重联结，记者组最终真正实践了群众路线。从“文化”到“路线”的转化依仗的是一系列与群众互动而生成的实践。因此，“关广梅报道”不仅展现了1980年代党报及其工作者如何达成“群众路线”新闻实践，也昭示了群众路线必须同实践相结合。毛泽东（1991a：296）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述仍有解释力，“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里可以将“实践”和“真理”分别具体为“新闻实践”和“群众路线”，即通过新闻实践而发现群众路线，又通过新闻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群众路线。
三
“关广梅现象”的读者来信：
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新闻实践
如果说“三访本溪”历史地展现了1980年代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何以达成，那么《经济日报》掀起的群众大讨论则在理论上为群众路线发展出旗帜鲜明的“人民性”。过程中，群众来信与党报社论互相照应，呈现出报刊鼓励群众表达意见，评论顺势解释与宣传，如此循环往复，大有“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的景象（毛泽东，1991b：899），最终澄清了租赁企业“不仅姓‘社’，而且姓的是初级‘社’”（经济日报社办公室，1992：301）。
（一）“静观其变”：呼吁群众讨论，鼓励读者意见
在发动群众大讨论之初，《经济日报》反复运用“讨论一下”“开展讨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等字眼。这种呼吁得到了热烈反馈，仅半个多月就收到了400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经济日报，1987年7月3日）。读者来信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还是此前“群众座谈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即“如何看待关广梅的收入”。
初期的群众讨论确实过于宏大，要么专注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关广梅是“靠剥削另一部分致富”（隋文广，1987年7月6日）；要么仅仅强调经济层面，指出关广梅“为国家赢得的税利更大得多”（李俊荣，1987年7月6日），还讽刺原先“吃大锅饭”和不管“干多干少”的人才是真正“剥削”了人民群众（程大汉，1987年6月22日）。
双方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但报社也没有急切地将座谈会上与本溪当地群众讨论而得的结论作宣传与解释， 而是“静观其变”，继续呼吁更多意见的出现。这种“静观其变”是相较于《经济日报》此前评论而言的。例如，就在“关信”刊登的4天前，报社发表的《应当继续排除僵化》一文中明确指出，改革之所以难以走向深入，一是“有些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精神缺乏全面、正确、深刻的理解”，二是“对生产力的标准很不重视”，两者都是因为“左”的思想在作怪（经济日报，1987年6月8日）。换言之，《经济日报》本可以将质疑关广梅高收入的观点含混地归入“左”的范畴。
但这一次，报社并没有老调重弹。范敬宜在总结“关广梅报道”经验时表示，彼时开展新闻工作常常陷入“胡同赶驴，直进直出”的状态，不是一味地批评，就是一味地肯定，没法让“不同观点的人都能接受”，带来的结果是“下面抗拒，上面通不过”，因此他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思路”（范敬宜，1988）。这种“新”自然不是指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是“新鲜”或“新奇”的，而是指通过避免对群众意见评头论足，鼓励群众参与讨论，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形成“焕然一新”的局面。
“静观其变”颇有成效，群众的讨论开始深入。讨论不再纠结于宏观层面的政治或经济，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广大的工人群体身上，指出应该剖析政治上的工人主体地位与经济上的职工实际利益有何变化（黄琪，1987年6月19日）。
然而，正在人民群众就这一问题深入讨论之际，部分同行们却表达了对社会大讨论的不满，“现在有些关于改革措施的讨论会，也在讨论姓‘社’与姓‘资’的问题……往往是就事论事，在客观上恐怕也会产生某种副作用”，并判断这种讨论“只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孙德生，1987年7月9日），更是讽刺这些讨论者是“自以为是”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实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辽宁日报，1987年7月22日）。
（二）“主动出击”：回应同行质疑，深化群众认识
“静观其变”既带来了人民群众的深入讨论，也引起了同期部分报刊的不理解与质疑。在这种局面下，报社的回应颇为重要。报社一方面需要将群众意见进行系统化地总结、解释与宣传，另一方面需要回应部分报刊的批评。报社果断转变了“静观其变”的策略，开始“主动出击”。
首先是对群众意见的回应。报社肯定了群众意见中对于工人地位的强调，并向租赁者提出要求，“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职工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积极性”（经济日报，1987年7月14日）。其次是对媒体批评的回应，阐释了在人民群众中发起一次关于改革性质的讨论，恰恰是为了观念上的改革，而不是为了在“‘姓’什么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徘徊不前”（经济日报，1987年7月11日）。
但彼时已经有少数群众接受了批评报刊的思路。这一次是群众内部作出了回应，“现在一种人把凡是能搞活企业的各种措施都叫社会主义”，难道一切有助于解放生产力的行为都能被允许（刘润葵，1987年7月3日）？为澄清这种矫枉过正的观点，群众讨论运用了“所有制与分配制”理论进行驳斥，即发展生产力也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陈奇明，1987年6月22日）。报社也顺势指出，“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需要考虑“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经济日报，1987年7月18日）。
此外，还有群众对改革的态度颇为纠结。他们一方面无法接受收入上的客观差距，“关广梅租赁企业后的收入，十年前，我们是想也不敢想的，即便在今天，心理也很难承受”，另一方面又对改革抱有认可的态度，“坚信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期待着“随着改革的深入，每个人都可得到应得的一份收入”（王隆，1987年6月22日）。针对群众的矛盾心理，《经济日报》客观承认“按劳分配”的解释具有局限，因为租赁者收入中包含了“风险收入”等非劳动性收入，而这恰恰是部分群众觉得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但通过税收制度的保障可以尽可能避免出现“两极分化”（郑新立，1987年6月26日）。
做完具体的解释工作，报社又对此次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进行了整体性的肯定，大讨论不会让人民群众“盲目轻率地否定，退回到原来的路子上去”，相反体现了他们“对今天来之不易的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珍惜”（经济日报，1987年7月11日）。至此，报社将纷繁复杂的各类群众意见收束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旗帜鲜明地宣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工作重点。这番操作下来，社论与讨论构成有机整体，为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融入了“人民性”。
更难得可贵的是，报社并没有忽视少部分对改革仍有疑虑的群众，“我们不能在一项改革进行之前，就要求人们对此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有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才会有健康的心理承受能力”（经济日报，1987年6月29日）。这就要求党报持之以恒地与群众联结，“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毛泽东，1991b：849）。显然，此时的《经济日报》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
……讨论的结束并不是认识的结束。实践不会完结，认识就不会完结，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的认识也将经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同广大读者继续加强思想交流，随时探讨与改革密切相关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经济日报，1987年7月23日）。
不过，要判断《经济日报》的新闻实践是否成功，不仅需要考察双方的有机互动——这固然重要，更需要考虑群众的意见，“报纸的讨论使大家提高了认识，比作大报告效果好得多”（周忠勤，1987年7月9日）。他们更是认为党报跳脱出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形象，“不再是由上而下的舆论一律”（郁辛，1987年7月9日）。
除了群众的直接来信，报社还在沈阳和本溪进行了后续的“追踪采访和问卷抽样调查”，共涉及618名职工，其中389人是租赁企业职工。调查结果于当年9月25日，10月3日、6日、17日分四期刊发。群众基本明确了租赁改革的性质，分别仅有0.7%和10%的群众认为租赁“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和“有资本主义成分”（李萍，张衍，沈健，1987年9月25日）。有趣的是，本溪当地的企业管理人员表示，导致某些党的干部在租赁前后变了样的原因，“关键不在于租赁，而在于这种人根本就没有党性，没有觉悟”（李萍，张衍，沈健，1987年10月3日）。换言之，恰恰应该加强党性，“旗帜鲜明”才能够真正把握改革。
四
结语与余论
1987年的“关广梅报道”可以被视为1980年代党报自我革新的缩影。“三访本溪”中，记者组从浸润于混杂的新闻文化到真正把握群众路线，远非一蹴而就。这一新闻实践可谓是彼时流行的口号“改革的宣传呼吁宣传的改革”的一次现实阐释。而在他们通过走访、调查、总结、座谈等，与人民群众在理性与感性上打成一片之时，又意识到全国的人民群众亦需要这样的联结。在此情况下，报社开展群众大讨论可谓是顺势而为，也是应有之义。在蔚为大观的讨论与报社的静观其变与主动出击之下，旗帜鲜明的“人民性”才应运而生。换言之，作为理论的群众路线背后是作为实践的群众路线。
历时性地来看，党报开展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在延安时期业已成熟，囊括“为群众代言”“鼓励和帮助群众自己发言”“实现首长负责制”“报道内容和形式贴近群众”等各个方面。不过，受制于彼时普通群众的文化水平，“延安时期更侧重于培养工农出身、参与实际工作的基层党政干部学习写作”（李海波，2018）。但即使如此，普通群众的地位也从《解放日报》改版前“教育的对象”转变为改版后的“反映的对象”，直至在土地改革时期上升为“学习的对象”（王润泽，余玉，2014）。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基层群众被更深层次地卷入了新闻实践，例如“知识青年或村民代表”除去播报广播，“也会帮助上级广播站搜集信息，反馈信息”（沙垚，张思宇，2021）。
而群众路线的新闻实践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下进一步生发，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人民性”之特点。这一特点应拆分成“旗帜鲜明”与“人民性”两个部分理解。对于“人民性”，王润泽（2021）认为，“群众强调体力劳动的草根性，而人民则暗示进步的意义，人民包含的群体更多，包括了‘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即包括争取进步的资产阶级”，而陈力丹（2016）敏锐地指出了二者的替换发生在“语境转换到当时的大城市”之时。可以说，“人民性”比“群众性”具有更多“城市”色彩，也涵盖了更多身份并非纯而又纯的阶层。而这恰是新时期之历史追求，及其语境下的党报文本所呈现出的表征。而之所以使用“旗帜鲜明”来限定“人民性”，则是因为党报记者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党报调查与吸收、总结与宣传人民群众意见的过程，报社社论与群众意见达成统一的过程，都充分展现了总体上的1980年代党报仍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一环而联结人民群众。
如此分析下来，原有对“关广梅报道”的认识多少存在着“后视”。较为主流的看法是将“关广梅报道”与1980年代新闻改革时期的一众著名报道并举。这些报道构成的新闻谱系，被学界评价为“改革观念的启蒙者和思想更新的引领者”（张志安，曾励，2018），或是“社会观念的塑造者”（周蔚华，邵士博，2018）。然而，此番理解稍显粗略，并没有追问为什么是《经济日报》的“关广梅报道”成为推动改革的先锋。毕竟，同一时期关于关广梅本人的报道并不少，其中不乏获中国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如果说第一种评价笼统地将“关广梅报道”归入推动改革的进步叙事之中，卢跃刚的考察则有着用某种规范理论框定历史的嫌疑，不仅磨平了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厚度，也消解了“关广梅报道”本身的历史与理论价值。
这种后视反映出1980年代新闻史书写的偏向。此处化用竹内好关于中国与日本如何现代化的概念，即“回心”与“转向”（竹内好，2005：181-222），来理解新时期的新闻学史。不少研究的叙述逻辑都存在着转向式的后视问题，即以某种历史进步论的视角去处理1980年代的历史——1980年代成了1990年代及其后的既成事实，即媒体追求市场化改革与业界争取新闻专业主义的注脚。这种叙述逻辑只是起到了“证明当下的或作者心目中的某个理念的正当性”的作用，阻滞了“寻找历史中蕴含的其他可能性”的机会（刘海龙，2015：10-13）。究其原因，偏向并非由于资料有限或是政治敏感，而是“新教条主义”在作祟，即“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所形塑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新闻观等”（李彬，2019）。
事实上，只要回到历史肌理之中就不难发现，“新时期”仍能发现传统党报理论的主体性。文章开头曾提及，聂眉初（1983）以“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作为党报群众工作的典范，这一符号在1980年代末再次被作为亲历者的林晰（1988：352-353）提及。“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传统党报理论贯穿了1980年代的新闻改革。因此，倘若要真正建立中国特色新闻学，并非要标新立异，独辟蹊径，而要回心式地重访历史自身发展之逻辑，因为中国新闻学之历史正是中国“特色”新闻学本身。历史化中国新闻学也不意味着要厚古薄今，或今非昔比，而是意味着要知道何以至今，从而真正有勇气去面对中国特色新闻学。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6期。
本期执编 / 陶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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