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第一次听到陈永贵的名字，就用毛笔在纸上写下“陈永贵”三个字。可能在这时候，他就有把陈永贵树立为新中国农民的典型的想法。越近1976年，陈永贵的地位就越高——权力不好说，但地位绝对是比江青还高上一截的。
在毛主席将要去世的几年里，全国上下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陈永贵——就是江青、张春桥等人都不敢。此人便是周总理，他敢公开批评，也公开批评过很多次。毛主席当然也敢批评他、也能批评他，但是毛主席在世时，对大寨、对陈永贵，只有赞扬和勉励，没有批评和指责。
1973年真正进入中央前，一般人就不敢批评陈永贵了，但有一些高层领导还是可以讲讲他的。
如在1970年8月，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大寨所属的县）召开，纪登奎跟两名记者说：“有的地方学大寨，没学到真本事，光学大寨搞核算、不记工分、取消家庭副业、取消自留地了。”纪登奎说大寨，其实讲的是陈永贵。这些东西，都是陈永贵一手策划的。另外，这些东西在61年中央发过文件、出过规定，并不是大寨那样。
纪登奎说这话的时候，陈永贵就在旁边，没有吭声。纪登奎问记者敢不敢写，记者笑了笑没说话。当时纪登奎的地位高陈永贵一些。1973年8月，两人地位一样后，纪登奎就没再说这样带点批评的话，他们的关系还日益笃深，成为至交。
江青、张春桥等人在那十年天不怕地不怕，整这个整那个，可是对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却是能不得罪就不得罪，还想方设法去拉拢。因为他有着毛主席的厚爱，江青等人不想因此惹毛主席不高兴。
周总理对陈永贵有过多次“批评”，但这样的批评更像是一种带着爱护的劝诫。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外宾去大寨，发现虎头山上没有树——全被砍光了，便要陈永贵向同省的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
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山西来北京开会的代表，听到有人向同行的陈永贵欢呼喊口号，他马上就说你们要学习陈永贵和大寨的优点，缺点可不能学去了。周总理还说陈永贵最近几个月有些犯迷糊了，陷入了不必要的斗争中。
陈永贵知道周总理是在点醒自己和提醒山西代表，一切以工农业生产为重。
陈永贵对大寨人有着无人能及的情感，他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无可挑剔的。可是周总理却对一个美国朋友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啊。没有公哪来私，没有小哪有大？没有上哪有下？”
对于陈永贵取消的大寨自留地，周总理也有看法：“自留地还是要有的，农民总还要补充点什么，自由市场还是要的，小商小贩、肩挑贸易还是要的。”陈永贵没有反驳，也没有不满，因为他知道这是周总理出于公心做出的评价。
在所有的中央首长中，除“太过遥远”的毛主席外，陈永贵最崇敬的就是周总理了。陈永贵在中央的工作，受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周总理教了他很多东西。
有些东西，他当时没明白，在周总理、毛主席接连去世，新时代降临后，他终于明白了。毛主席曾说，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奈何陈永贵接触文化知识的时间太晚，又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无法长时间静下心，所以没在新时代工作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