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里的神秘人
1935年4月26日，云南省汽车管理局的押运员赵汝成接到了一项任务：明天带两辆汽车，到昆明都兰酒店去找一名姓李的中央军副官报到。
第二天一早，赵汝成和一名同事分别乘坐一辆卡车和一辆小轿车，早早地来到位于巡津街上的都兰酒店门口，见到了“李副官”。
昆明巡津街
即便在昆明最“摩登”的巡津街上，这位李副官也算得上拔尖的人物——根据赵汝成的回忆，李副官三十左右年纪，操着外省口音，身材颇高，相貌堂堂，身上披着一件黑色皮大衣，举手投足间很是神气。
按照李副官的指挥，赵汝成等人从李副官的屋子里搬出了几捆包得严严实实的圆筒，随后，汽车又开到昆明曲焕章大药房，装上了1千多包“曲焕章百宝丹”——也就是云南白药——把卡车车厢塞得满满当当。
民国时期曲焕章百宝丹的广告
装完货后，李副官坐上轿车，一声令下，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开出了昆明城，向着位于昆明东北方向的沾益县（今曲靖市沾益区）开去。
当天下午，这支小小的车队已经开到了沾益县郊，一路无事，坐在卡车上的赵汝成不禁大大松了口气。
然而，当车队拐过一个弯道时，两棵被砍倒的大树横在了路面上，把公路堵得严严实实，紧接着，公路两旁的山坡上，就响起了爆豆一般的枪声。
这时的赵汝成只有18岁，哪里见过这等架势？当场便吓得两腿筛糠，连忙与司机和同事跳下车来，连滚带爬地钻进车底，一个劲地念佛。
枪声很快便停了下来，紧接着，几个穿着灰布军装、帽子上缀着一颗红星的战士，将赵汝成等人从车底叫了出来，将他们带到了附近的一所宅院里。
往宅院走的路上，赵汝成瞥见两名战士，押着李副官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赵汝成不禁有些惋惜——好好的一个人，怕是要拉去杀头啦！
在宅院里，赵汝成等人见到了一个留着“黑黝黝长胡须”的“红军大官”。这人和颜悦色地向他们打听了一些昆明城里的情况，便安排他们在宅院里住了下来。
这个蓄着长须的“红军大官”，正是周恩来。
周恩来
第二天一早，看守他们的红军战士给了赵汝成他们一人5块大洋做路费，便让他们回家了。
这一趟有惊无险，还发了一笔小财，赵汝成不禁有些庆幸。但当他回到昆明，从上司口中听到事情的原委之后，却吓得冒出了一身冷汗——车上的大量药品还倒罢了，关键的是，他们之前搬运的那几捆圆筒，实际上是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军用地图，足有20余份！
赵汝成纵然年轻，也知道弄丢军事地图是杀头的罪名，顿时六神无主，连声叫起苦来。
然而，惴惴不安地过了几天后，竟然没人前来追究这件事，赵汝成在暗呼幸运的同时，慢慢地便把这件事丢到脑后了，直到近70年后，87岁的赵汝成老人才在回忆录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
这段故事，就是长征中著名的“龙云献图”。
龙云
在以往关于长征的文学作品中，大多认为这是一次偶然事件。然而，当我们回看这段故事时，可以发现，在其中存在着太多的疑点——
首先，押运军用地图，为什么不派军车，而要用普通的民用车辆？
其次，如此重要的地图和药品，为什么没有卫兵护送，单单只派一名副官押解？
第三，赵汝成等人运送地图和物资的那一天，中央军压根就不在沾益，而在距离沾益还有上百里山路的平彝县（今曲靖市富源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地图和药品丢失1周之后，薛岳便来到了昆明，并受到了龙云的高标准接待。但在所有关于两人会面的记录中，薛岳与龙云从来没有提到关于“李副官”和这批地图、药品的事情。
薛岳
从这些疑点来看，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薛岳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而赵汝成回忆中的这位“李副官”，很有可能不是中央军，而是一名共产党人。
另一个故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猜测——
4月29日，也就是红军缴获地图和药品的两天之后，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找到了干部团五连连长肖应棠，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五连作为前卫连，迅速出发，抢占金沙江畔的皎平渡口！
安排完任务，陈赓指指他身边的一位“穿着黑衣服”的陌生人，说道：“中央派了一个工作组与你们一起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
陈赓大将
新中国成立之后，肖应棠将军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经提到，从当天晚上起，这位“李同志”带着工作组与他们一同奔袭了一个昼夜，顺利解决掉了皎平渡的守军，还弄到了两条船。
而当肖应棠带领五连成功抢渡金沙江的时候，“李同志”却没有过江，而是神秘地消失了。
对比这两段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位穿着“黑衣服”的“李同志”，与昆明城中的“李副官”，大概率是一个人。
那么，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李同志”，究竟是谁呢？
隐秘的线索
通过分析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找出这样几个关键词：“三十左右”、“身材较高”、“外省口音”......此外，这个人应当不在中央红军的队伍当中，否则，在长征中担任过中央警卫工作的肖应棠不应当完全没见过他。
许多年之后，在谈起长征的历史时，徐向前元帅曾经这样说：
“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从以上种种迹象中分析，这位“李同志”，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人”当中的一员。
翻检长征时期我党地下人员的相关记载，在这一时间段，正巧有一个人的行踪也是迷雾重重。
这个人名叫卢志英，当时是国民党毕节行政督察专署兼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兼总务科长。
卢志英
据时任毕节行政督察专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的莫雄回忆，1935年3月31日，卢志英声称要回上海，向他请了假，直到5月初才回到毕节。
由于莫雄将军一向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也知道卢志英的真正身份，关于卢志英这一个多月的去向，他并没有过问，卢志英也没有向他透露过。
那么，卢志英是不是这位“李同志”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卢志英的简历——
1905年12月23日，卢志英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今昌邑市）一个叫做望仙埠的村子里。
虽然家境拮据，卢志英的父亲依然对儿子寄予厚望。在卢志英8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村里的私塾读书，8年后，父亲又用从牙缝里省下的钱，给卢志英交了到昌邑乙种桑蚕学校读书的学费。
1922年，从桑蚕学校毕业后，家里再也供不起学费了，17岁的卢志英便与几个亲戚一起，踏上了闯关东的道路。
闯关东
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卢志英在东北各地辗转求生，打短工、出劳力......苦头吃了不少，却没挣到什么钱。
眼见马上要吃不上饭了，卢志英一咬牙一跺脚：干脆当兵吃粮去！
1923年的秋天，卢志英考上了绥宁军官讲习所，接受了短期军事训练后，便被分配到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工兵营第一连，当了一名司务长。
当时，第三混成旅的旅长，就是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
张宗昌
根据史料记载，为了募集军费，张宗昌在驻守绥宁期间，种烟土、开烟馆、办赌坊、设妓院......总之，什么生意害人，他就干什么。
在大肆敛财之余，张宗昌的部队军纪极坏，特别是他招募来的白俄大兵，酗酒闹事、奸淫掳掠，搅得当地老百姓简直活不下去。
耳闻目睹的一切，让生性正直的卢志英感到无法忍受，他深深地感到，“欲解除民众之桎梏，务须铲除军阀。要过人的生活，必须推翻这个旧世界！”
这时，在中国的南部，共产党与国民党联手掀起的革命浪潮，正在风起云涌。得知这一消息后，卢志英毅然“开了小差”，脱离了军阀部队，只身向南，去寻找他的救国理想了。
北伐军
由于有在旧军队中工作的经验，投奔革命队伍后，卢志英先后被派遣到河南、新疆、甘肃、陕西、北平、上海等地，开展兵运、学运与地下情报工作，并于192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卢志英遇到了他的爱人、在北大医学院护士专修科学习的地下党员张育民。1928年8月，两人喜结连理，在他们简朴的婚礼上，周恩来亲自送来了一对鸳鸯枕头，祝他们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当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祝愿，最终只实现了一半。
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
1934年夏天，在党中央的安排下，已经在特科工作了4年的卢志英来到了江西德安县，进入了莫雄的赣北行政督察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摇身一变，当上了司令部上校参谋兼清乡委员长。
在这一时期，卢志英一边不断争取和影响莫雄，一边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在德安的国民党各个要害部门中安插人手，组建起了一个隐秘而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卢志英则成为了这个小组的负责人。
莫雄
在不久之后，这个小组便拯救了红军的命运——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抛出了著名的“铁桶计划”。
按照这份计划，蒋介石将调集150万大军，从四面缓缓推进，用碉堡群、铁丝网、地雷阵，将数万红军困死在中央苏区。
这份保密级别为“极密”的作战计划，被莫雄带下了庐山。在卢志英的安排下，地下党员项与年背着写满情报的4本字典，历尽艰险，穿过重重封锁线，最终将这份计划送进了中央苏区。
正是有了这份情报，中央红军才迅速定下了战略转移的方针，在敌军合围前穿出了包围圈，掀开了长征的序幕。
为伪装身份 项与年敲掉了四颗牙齿
完成这一任务后，卢志英奉命打入薛岳的“追剿军”前敌指挥部，收集军事情报。根据贵州地下党组织相关人员的回忆，在此期间，卢志英曾经秘密前往遵义，并接受了新的任务。
此后，1935年3月24日，当莫雄出任毕节行政督察专署主任兼保安司令后，卢志英便又一次回到了他身边任职。
从这份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卢志英各方面的特征，都与前文提到的那位“李同志”高度吻合。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在消失的一个多月里，卢志英究竟去干什么了呢？
秘密信使
前文说过，卢志英从毕节离开的时间，是1935年3月31日。
熟悉长征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一天，也是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的时间。
渡过乌江之后，中央红军的面前，就是云南。
强渡乌江
此时的军情，虽然不如四渡赤水时那样紧迫，但也同样危机重重——在红军的背后，不仅有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有十余万滇军主力正在全速回援。
更要命的是，国民党的飞机如同附骨之蛆，一直在中央红军的头顶上乱转，或侦察、或投弹，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便是在此时被炸弹炸伤，身上嵌进了17块令她一生痛苦不已的弹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不打，自然是上上之选。
毛主席与贺子珍
对于“云南王”龙云的心思，毛主席看得非常透彻：一方面，龙云害怕红军在云南扎下根来，占据他的地盘；另一方面，他还要提防国民党中央军鸠占鹊巢，夺去他云南省主席的大权。
两相比较之下，龙云对中央军的防备倒是要更胜一筹——毕竟王家烈的例子，就活生生地摆在那里。
要达到向龙云“借路北上”的目的，自然需要提前沟通，而出面进行沟通的，正是在滇军中人脉深厚的朱德总司令。
朱德元帅
根据史料记载，在红军进入云南后，昆明城里的两位要害人物——昆明宪兵司令杨如轩、云南戒严司令胡瑛——几乎同时收到了朱德的密信。
杨如轩是朱德在护国战争时期的老部下，胡瑛则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念书时的同学，还出钱资助过朱德留学欧洲，都算得上是朱德的老朋友。
许多年后，胡瑛仍然记得朱德来信中的词句：
“我军纯因北上抗日，途经云南......望仁兄勿与为难，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矣！”
在接到来信后，胡瑛、杨如轩便与龙云、孙渡等人商议，认为与其替蒋介石出力，和红军打个两败俱伤，还不如将红军尽快送出云南，来的更加有利。
达成一致后，胡瑛便将龙云等人的态度告诉了送信人，让他回去向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代为转达。
这一点，在滇军之后的行动中，也得到了佐证——在红军渡过金沙江前，龙云曾经秘密向滇军各部发报，表示红军“某要人”派“军委会第二局要员某，前来代表接洽，并携有密函......此间虑中，已准其所请。令前敌将领接洽，尚希斟酌办理。”
种种迹象表明，这位携带密函的“要员某”，正是卢志英。而他带走的那批地图和药品，则是龙云表明自己无意与红军交战的礼物。
这同时也能够解释，之后在沾益的那一次小小的“伏击战”，为何像周恩来这样的红军领导人会亲临一线指挥。
现在，我们可以梳理出卢志英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轨迹了——
从3月31日离开毕节后，他便赶赴了中央所在地，拿到了朱德写给滇军高级将领的密信；
在昆明送完信后，他带着龙云的“礼物”，赶往党中央所在的沾益县城；
向党中央传达龙云的意图后，他又与渡江前卫队伍一起，完成了抢占金沙江皎平渡的任务，最终顺利回到毕节。
抢渡金沙江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在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之前，党中央才会专门命令卢志英负责接应队伍，协助红二、六军团胜利完成了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并跟随红二、六军团走过了长征的最后一段路。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我们既要永远记住无数牺牲的先烈，也不能忘记，无数像卢志英这样，在另一条战线上，为革命殚精竭虑的无名英雄。
尾声
全面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化名为“周志坤”，先是在浙江、苏北等地区组建抗日游击队，后来又奉命潜入上海，组建起了一套独立的军事情报系统，为新四军的抗战提供了大量支持。
1945年，日寇投降之后，卢志英奉命打入国民政府特务系统，当上了党通局（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为解放军搜集到了许多关于国民党兵力部署、装备配置的重要情报。
1947年3月1日，由于叛徒出卖，卢志英在上海被捕。在被关押的1年多时间里，卢志英守口如瓶，始终没有透露过关于党的任何秘密。
就在就义前的10多天前，卢志英托人为妻子送去一件大衣，在衣领里，他藏进了几张揉成团的白纸，上面除了抄录的革命诗稿外，还写着他最后的遗言：“胜利在望，死而无怨”！
1948年12月27日，在监狱中刚刚度过43岁生日的卢志英，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牺牲在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卢志英的遗骨，并将他庄重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如今，在卢志英烈士的墓前，已是苍松环抱、繁花如锦，俯瞰中华盛世，烈士当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