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历史上研究《资治通鉴》最有名的学者，他有这么一句评价《资治通鉴》的话，堪称金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他把《资治通鉴》比作一条宽大的河流，每一位读者都只是到河边一解口渴的小老鼠，只要饮进那么几口就饱了，和滔滔不绝的水流相比，老鼠喝水的量是非常小的。我研究《资治通鉴》快20年了，研究得越深入，越觉得胡三省这话讲得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随意找一个角度深入进去，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当我们学习《资治通鉴》积累的心得越多，就越知道《资治通鉴》还有更多价值有待于挖掘，这的确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前面的章节介绍了《资治通鉴》的成书背景，接下来，我打算总结一下《资治通鉴》有哪些特点，和其他史书相比，它有哪些不可取代之处。在我看来，《资治通鉴》有三大特色，了解这些特色，就明白了学习《资治通鉴》的意义所在。
《资治通鉴》（吴勉学刊本）
第一，《资治通鉴》简明扼要，用极为精练的笔触，给我们勾勒出了1300多年的历史大脉络。
《资治通鉴》上接《左传》，从春秋战国之际的三家灭智伯、三家分晋讲起，中间经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讲到公元959年，也就是宋朝建立的前一年为止。这1300多年的时间跨度，耗费了多少笔墨呢？300万字左右。光看300万这个字数，当然是皇皇巨著了，但平摊到1300多年，平均1年才分到2000多字。
比如汉武帝这一朝，长达54年，时长在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康熙和乾隆在位的时间，但是《资治通鉴》只给了他短短6卷篇幅，平均1卷要讲9年发生的事。汉武帝时代的史料多么丰富，打匈奴、通西域、强皇权，内政外交有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讲述。但《资治通鉴》只给了6卷篇幅，每卷不过1万多字。惜墨如金这一特点，在《资治通鉴》中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如此吝惜笔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里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迁、固”分别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最靠前的两部。在司马光时代，“二十四史”中的19部已经完成了，每部书都是几十万字或者上百万字，比如《汉书》80万字，《史记》也是50多万字，内容庞杂，19部史书全加起来，得有上千万字，连职业读书人都不一定读得遍。今天大学里文史专业的教授们，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已经很少了。更何况是古代日理万机的皇帝呢？所以史书的篇幅必须精简，重心也得突出，尽量减少无效信息。为此，司马光不仅要对以前的史料做大量删节处理，还要融会贯通，形成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讲述风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把烦琐的事情删掉，把最重要的信息拎出来，另成体系，帮助读者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对于1300多年的长时段历史来说，《资治通鉴》这样的处理方法，还能让历史发展最重要的脉络变得更加清晰，重点更加突出。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史，要按照年代的发展，给读者讲述每个王朝兴衰成败的过程，删除那些虚言浮词，也就去掉了很多妨碍我们洞察历史本质的干扰项，让读者直接面对影响一个时代兴衰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以汉武帝时代为例，有个名人叫司马相如，他和卓文君之间的爱情故事惊天动地，被收录进了《史记》，但《资治通鉴》里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再精彩，也和汉武帝时代政局的波澜壮阔无关。那么，《资治通鉴》删、取历史事件的标准是什么呢？司马光所认为的历史重点又是什么呢？
这就要讲到《资治通鉴》第二个特点，对历史的取材标准紧紧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项原则展开，不取没有实践意义的内容。举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唐朝的描述是最详细的，篇幅占比最大。两汉400多年时间，只给60卷幅，唐朝历时300年不到，给了80多卷幅。这是因为从时代上说，唐朝离宋朝近，史料更丰富，历史经验也更具备借鉴意义，所以《资治通鉴》给它更多篇幅。更令人惊讶的是，《资治通鉴》所有讲述唐朝的章节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李白，这可是盛唐的标志性人物呀，《资治通鉴》居然把他遗漏了？原因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一样，李白的才华与治国无关。
司马光的《进<资治通鉴>表》里有一句话，足以说明这部书的取材标准：“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也就是说，对于《资治通鉴》来说，所有和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没有关系的历史事件，都不在取材范围之内。当然，古人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体的，一个合格的国家治理者，必须先过修身、齐家这两道关，所以《资治通鉴》也包含修身、齐家的内容，这些被看作是培养治国能力的前提。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本就有特定的目标读者，那就是皇帝，以及协助皇帝治国的高官们，所以司马光编史书的目的性是很强、很明确的。
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他的名字在《资治通鉴》里被提到了一次。因为杜甫的诗，跟家国兴衰社会治乱有紧密关联，被称为“诗史”。安史之乱以后，他写了很多有家国关怀的诗，所以后世的政治家们有时候触景生情也要吟诵一两句杜甫的诗来应景。不过杜甫本人的事迹依然没有在《资治通鉴》里出现，毕竟他仍是一位诗人，而非政治家。也许有人会问，现代已经没有皇帝，也没有王侯将相了，这部“皇帝教科书”还有什么现实价值？尤其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阅读它的意义在哪里？时代虽然变化了，治国理政这个概念听上去的确比较遥远，但其本质上就是今天的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必要学习的。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想要提高管理效率与质量，掌握更多的管理技巧，还是普通人尝试管理自身，分配精力，积累待人处事的经验与智慧，都能从《资治通鉴》收录的故事中获得启发。虽然历史在多数时候属于大人物，王侯将相的身份有特殊性，但人性总是普适的。如果能活学活用，抛开具体的现象，提炼其中普遍适用的规律和道理，这部往昔的“皇帝教科书”一定会对今天的普通人产生很大帮助。
司马光画像
《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能给读者创造一个看待事物的视角：用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的眼光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曾经有读者问我，《史记》和《资治通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要理解这一点，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留侯就是汉高祖刘邦最重要的谋士张良，“商山四皓”指的是4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皓”指白头发，用以指代老人家。因为刘邦宠爱戚夫人，晚年时，他想废掉原来的太子也就是他和原配夫人吕雉生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郁闷而惶恐的吕雉找到张良，请他支个招，张良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4个人。这四人就是“商山四皓”，他们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所以逃匿山中，决然不为汉臣。和普通人的心态一样，刘邦面对自己搞不定的人，会越发仰慕。张良就建议吕雉，如果诚心诚意去请，4位老人念在安定朝局有利于天下的份上，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到朝廷，就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感召这4位高人而对太子刮目相看，说不定就能保住太子的位置。吕雉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果然请到了这4位高人。
下山后，4位老人跟随太子出席了一场重要的庆功宴。《史记》中，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他们是从《西游记》里出来的老神仙。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这4位形貌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刘邦便问他们，为什么不理他这个皇帝，却愿意跟随太子？四老的回答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6个字评价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位的人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管教、保护我这个儿子吧。四人敬了刘邦一杯酒，起身就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召唤，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不掉了。“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句话间，就推翻了刘邦的打算。仔细一琢磨，这4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而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放弃了更换太子的计划。
这是《史记》记录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成功废掉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资治通鉴》同样关注刘邦晚年的太子之争，却并未采纳这么著名的故事，这是为什么？
大家仔细想想，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刘邦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他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样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虚名、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的几句话，就能让刘邦抛开对戚夫人的爱意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吗？司马光认为这不合理，越是精彩的故事往往真实性越低，因此，“商山四皓”的故事司马光没有采信。
在否定了《史记》的故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的原因呢？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刘邦朝廷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的反对意见，通过大臣的态度来解释刘邦废太子的阻力，比如御史大夫周昌的意见。御史大夫相当于副承相，身份不低。周昌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比较费劲，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里的“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又着急又结巴的样子，后来还衍生了一个成语“期期艾艾”。
此外，《资治通鉴》还记录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废太子的反对意见。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当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会导致天下大乱。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中反对废太子的人数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但赵王得不到大臣们的拥护，日后也不能成事。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势力很大）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经历过很多风浪，是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废长立幼的后果他能够预料得到。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偏离正常逻辑很远。司马迁讲述的“商山四皓”故事，显然偏离了政治逻辑，更具传奇色彩。司马光才是真正能洞察政坛游戏规则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虽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司马光的选择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光对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解释，比以往的历史学家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逻辑，这样也更有利于我们总结、汲取真正有意义的经验教训。否则，连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与事实都不能确保，如何能保证从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是有价值的呢？
总结一下，和其他史书相比，《资治通鉴》特点鲜明。首先，它用极为精练的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从春秋战国之际直到隋唐五代的大历史。由于它的叙事紧紧围绕着每个时代的兴衰成败展开，所以可以让推动历史发展、变化最本质的原因，更为直接、直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资治通鉴》是写给古代的高级管理层看的，它的写作目的紧紧围绕着如何通过历史汲取教训，让历史为当前的人所用，所以如果你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想法学习历史，那么《资治通鉴》是不二选择。第三出于政治家的理性思维，司马光对历史的洞察、对事实的把握比以往多数历史学家都更为深刻、准确，这是我们总结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前提。总之，在现代社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皓首穷经，花费太多时间阅读、比较各种各样的史书，想要以史为鉴，用历史智慧来加持生活与事业，那么《资治通鉴》是经历史证明的、毫无争议的首选读物。即便抛开一切功利目的，通过读《资治通鉴》来拓宽我们的眼界和心胸，也是一件极好的事。
本文摘自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的新书《成事之道：一本书读懂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
《成事之道：一本书读懂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姜鹏/著，红旗出版社·蓝狮子，202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