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流云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势头，正像毛主席写的渡江作战这一重大新闻所形容的有如“摧枯拉朽”之势。石印报就远远跟不上这种形势了，我们就全力搞起“号外”来，及时把重大新闻抄写成大字，贴到城内外和邻近集镇上，又油印出大批“号外”发给赶集的农民和流动小贩带到更广阔的地区。
看到许多城乡人民围观与互相传告胜利的喜讯，我们心里也乐滋滋的。可巧，这时两个报务员句道本和林一震同志先后病倒了，领导就要我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口语广播。在抄收“解放上海”这一-重大胜利消息的时候，由于心情的激动，加上汗水在太阳穴一带流得痒痒的，忍不住用左手去摸；谁知汗湿的于触到耳机，被麻了一下，造成一句话脱落不全，使我好久都感到不安。
在大好形势之下，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我们的队伍也迅速扩大：先是汪汉公学襄西分校的陈维、陈正邦等被分到报社，杨守彦、张念求、阳淑远、于志道、金康元、李新维、汤希树、程邦恒，敖光保、刘震、苏明诗、小姜、小石等十多个“小鬼”从荆当南远来到报社，转移到当阳淯溪河芦家湾时，又增加了山俊和周国楷。
渡江作战前，江汉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王延春同志被派到襄西地区接替彭天琦同志任地委书记， 而由彭天琦， 刘真、 何定华、 肖松年、赵仲云等同志组成宜昌市委和市政府， 由彭天琦同志任市委书记，刘真同志为市长。
解放上海后，我们朝当阳进发。当时领导同志指出： “往前就是新区，群众对我党政策还不了解，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人人都要做群众工作。”我们这支新闻队伍就基本成为—支群众工作队。
记得到达当阳清溪芦家湾扎营的当天我们就分别找活，有的打扫房前屋后，有的找桶挑水，搞“满缸运动”，有的拿起空着的连枷和农民一起打场，有的找老乡谈天，宣传党的政策。
时间一天一天增长，群众和我们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汜得第一天给房东老大娘挑水的时候，她带着疑虑说： “哎呀，我们这里就是缺柴烧呀1”我们没有解释，只是—个劲地挑，挑到缸满为止。一连好几天，她行到我们洗脸洗澡、都到井边去提水，有时干脆到河里去洗，老人家的顾虑消失、对我们喜笑颜开了。特别感人的是当我们得到紧急军情，准备凌晨三点开拔的时候，老大娘把她十七岁的闺女喊起来帮我们准备干粮、补袜子、补裤子，
在依依惜别中，老大娘给我们讲了个大笑话：“同志们，国民党说你们有闻香队，闻到香就要杀人。我老头子满六十岁，偷偷地到街上割了斤把肉，割回来又不敢弄，怕你们闻到了香。好不容易等你们都睡了，半夜三更才躲在房里弄给老头子吃。第二天有个同志笑着问我，我骇得没得法，哪晓得没有一文钱的事。我才知道你们没有闻香队，那都是国民党瞎说的，你们真是穷人的军队呀！”
半夜出发的时候，那位六十老人坚持要送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大约送了三里多路，才被我们劝回去。
国民党兵团司令宋希濂在他覆灭的前夜，妄图作困兽之斗，拼凑了号称三个军的兵力，出宜昌去“扫荡”我荆当远地区。在他的前锋一出动，上级就指示沿汉宜路挠荆当路两侧“打开口袋”消灭敌人，我们就按市委的命令，从容地转移到当阳观音寺集中学习。主要是学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学习入城政策和“十不准”纪律。
在一个山冲里，市委书记彭天琦同志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详细介绍了宜昌的军事地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对宜昌各社会阶层作了透辟的分析。听过这个报告之后，编辑、记者们对进入宜昌后“依靠谁”这个问题讨论得最为热烈。所以，这次学习不仅仅是使大家明确了入城纪律，有了防止“糖弹攻击”的思想武装，对进城后如何办好《宜昌日报》，也是一次很好的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襄西报》是停刊了。但我们也像《江汉日报》同时也是新华社江汉分社一样，我们也是两块牌子、一个摊子，既是襄西报社，也是新华社襄西支社。因此，电台总是按照预定时间，保持着与上级新华社的联系，履行着收发报任务.
宋希濂的部队没遇到任何抵抗到了当阳，大肆宣扬什么胜利，当他的部队仍然没遇到任何抵抗到达荆门，发现也是一座空城时，便立即命令他的部队撤回宜昌，我们的大军也立即尾随追击。这是七月上旬末尾的事，我们报社这支“队伍”也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于元盛、孙方同志随军采访，与野战军一道活动，第二路是余野、张明一、句道术、彭流云等十人作为接收前站，带上电台，随着解放宜昌的部队而进入宜昌，第三路是肖社长和大队人马同市委和市政府机关一道进城。我们一行十人是在宜昌解放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上午十点钟进入宜昌的，进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国民党的新闻单位。
二十日下午，社长一行和市委、市政府同时进城后，就开始了《宜昌日报》的紧张的郑备工作。在八月三日正式创刊前，编有《新闻》和《新华文摘，前者专发新华社消息，后者专登靳华社发的评论文章。“文摘”办了三期，“新闻”出刊到《宜昌日报》问世后结束
(初稿曾先后征求了张明一、于元盛、周健同志的意见，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