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玄武门之变”,让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父子反目成仇、阴阳隔离,也给大唐三百年的历史蒙上一层血色。毫无疑问,李渊赢得了天下,却在继承人问题上处理不当,输掉了父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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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讲,确立继承人不是简单的选择题,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李渊,也都不能粗暴地用道德的视角去审判李世民,其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才是这起悲剧的“罪魁祸首”。

所谓当局者迷,今天的我们有幸可以充当“事后诸葛亮”,从容淡定地评判那段历史,以我个人的观点,李渊选择李建成作为继承人没问题,他的错误在于过度依赖“三驾马车”的帝国结构,以至于翻车了。

其实最初李渊设定的帝国权力结构是“四轮车”,即掌握皇权核心的皇帝李渊,掌握行政权力的太子李建成,掌握军事指挥权的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只是李元吉不成器,“四轮车”变成了“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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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帝国的核心权力都由李家父子掌握,决不允许外人染指,活脱脱一个“家族企业”。

这种结构,即便是企业都很难发展,何况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无不是依靠庞大的利益群体而构建,李渊为何“吃独食”呢?还竟然成功了呢?

这跟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隋唐承继西魏、北周,是一个门阀家族控制政治资源,皇权相对薄弱的时代。门阀家族之间相互联姻,形成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并且以兵权威胁皇权的安全,这就是西魏、北周、隋朝都短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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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把隋朝的灭亡归咎于隋炀帝的失德,这么说未免有所偏颇,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隋炀帝试图以南方士族集团取代关陇门阀集团,最终被关陇集团掀下了龙椅。

李渊本就是关陇集团的一员,也是推翻隋杨的“罪人”之一,他之所以敢举兵,说穿了就是因为“身份优势”。

不过,他也很清楚,一旦当他坐上龙椅后,他将面临着和隋炀帝一样的难题——如何扳倒关陇集团?

隋炀帝那种破釜沉舟,试图一举将关陇集团连根拔起的做法显然过于激进了,很容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何况创业阶段,他还需要关陇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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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渊将权力结构分层,由李家父子分控军政大权,抓住了“纲”,散出去“目”,通俗一点讲就是李家吃肉,附从的关陇集团可以啃骨头、喝肉汤。

关陇集团愿意吗?按理是不愿意的,但时移世易,人家李渊是自己打江山,关陇集团只是顺水推舟。而北周取代西魏、隋朝取代北周是“禅代模式”,那是靠关陇集团集体投票“选举”出来的结果,作为“投票员”,关陇集团理应分大头。

如今关陇集团只是“沾李渊的光”,有骨头、有肉汤,还要啥自行车?所以,李渊可以吃独食。

应该说,李渊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在举兵之初就靠权力结构的设计解决掉了“外患”。但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他没想到的是权力这东西有毒,关陇集团想染指,他自己的儿子同样不是吃素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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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喜欢李世民的人常常夸大李世民的战功,认为是他一手打下来的江山,当然有资格取代李建成,其实这完全是一个不懂政治、不明历史的门外汉之言。

说李世民打下整个北方还勉强说得过去,说他独臂擎天就是睁眼说瞎话,南方其实是李靖打下来的,而且李靖的军事才华能甩李世民几条街。

李世民确实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跟普通人一样,也是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这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李渊对他坚定不移的使用,离开李渊的“捧场”,李世民啥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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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之所以能发动“玄武门之变”,一举杀掉李建成、李元吉,并逼迫李渊交权,最关键的因素不是李世民的军功,而是政治因素,那就是李世民获得了关东集团的支持,形成了足以对抗关中集团的新势力。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关东和关中两大政治集团历来不对付,宿怨已久,西汉时期是西风压东风,东汉时期是东风压西风。北朝时期两派分别以北周、北齐为核心长期恶战,结果关东集团又被关中集团压下去了。

如果按照李渊的设计,未来的大唐帝国还是关中集团的天下,这当然不能为关东集团所接受,但李渊的“三驾马车”竟然给了关东集团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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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李世民与李渊、李建成的矛盾爆发时间点在哪里?就在王世充、窦建德被消灭后的武德四年。

我们撇开纷纷扰扰的琐事,很容易看清李家父子兄弟的矛盾核心,那就是王世充“腾出”洛阳后,李世民竟然成了关东集团的新领袖。
很显然,关东集团敏锐地发现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