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劲/文 责任是一个人对其他人的承诺。当我们说人要负起责任时，其实是在强调这个人要履行他的承诺。其中，“其他人”可以小到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群人、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
承诺可以是显性的或隐性的。一个人加入一个社团，需要签署入会协议并承诺遵守社团的规则；加入一家公司，需要签劳动协议，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显性承诺。
社团和公司的文化没有合约要签，但也要遵守，这些就属于隐性承诺。夫妻决定要小孩，孩子出生了，自然就产生了父母需要养育孩子的承诺，这是社会的规则，也是自然的规则。企业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商品不见得能给消费者带来益处，但一定需要保证不会给消费者带去伤害。这些也都是隐性的承诺。有了承诺，人们就有了责任去履行它。
负起责任很重要，不负责任不仅会伤害被承诺方，也会破坏规矩。负起责任还是信任的基础。如果所有人都负责，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任；如果很多人不负责，承诺就没有约束力，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信任，就无法协作，组织和社会就会崩塌。
负责的机制
如果有人不负责会如何？一般会相应有显性或隐性的惩罚机制。对于显性的承诺，惩罚机制一般也是显性的。比如，一个人如果触犯了社团的规矩，社团可以把他驱逐出去。如果违反了公司的劳动协议，公司可以降职降薪、扣奖金，甚至开除违犯规定的员工。
如果违反了隐性承诺，惩罚机制可以是社会的谴责和排斥，也可能是动用法律手段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比如，父母生了孩子但不尽心养育，会受到亲戚朋友、街坊邻里的道德审判。如果企业的商品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消费者会在舆论上对企业谴责和报复，甚至会动用法律手段维权。
除了来自外部的惩戒，一些不负责任行为还会引发人们来自内心的惩罚。失落、悔恨、自责、抑郁、空虚都是让人极其痛苦的感情，其痛苦程度往往不亚于肉体受到惩罚或者在金钱上受到损失。
当一个人不能负起责任，往往会引发这些内心的负面情绪。这些情绪的产生可以来自动物的本能，比如对亲人、朋友的深度感情投入，是一种非常强的隐性承诺。因此，一旦在亲人有难时不能帮助其脱困，这种情形往往就会引起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
另外一种情绪产生的情形或是通过教化，人们已经内化了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当自己没有遵守社会规则的时候，自然会引发强烈的内心惩罚。当我们说一个人“受到良心的谴责”，指的正是这种来自内心的惩罚。
无论这些负面感情的来源是怎样的，其结果都是对人产生了更高级别的约束。来自外部的惩戒只能是针对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和言论，但来自内心的惩戒可以针对思想。一个人即使没有在言行上不负责任，违背承诺，只要有了这种思想本身都可以引发感情上的惩戒，让人产生“负罪感”。
有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惩罚机制，人就有很强的动力去负起责任、履行承诺。但负责是有成本的。为了负起责任，人必须花时间、花钱、动用影响力、付出感情投入。然而，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所有这些资源都是有限的。资源被分配到这件事上，相应分配到其他事上就会减少。无论是能力一般的普通人还是能力强大的社会精英，面对人生的各种责任都必须做出平衡。一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只能是在平衡中把大多的事情做好，在效率上追求极致。
因此，当一个人要负起责任时，自然会考虑履行承诺带来的价值。这种价值评估必须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因素，外在和内在的因素。比如，一个员工在工作中收到解决公司难题的任务，从短期考虑可能没什么经济利益，但可能带来长期的增长机会，这样的价值就很大。再比如，同样的任务既没有短期经济利益，也没有长期经济利益，但如果通过锻炼能让人变得更自信更有勇气，这也是不可忽略的价值。
责任的可变性
因此，人们在考虑责任时就会衡量三个变量：负起责任的价值、负起责任的成本以及不负责任带来的惩罚。
当价值大于成本时，负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有人都会负起责任。当价值低于成本时，人们的第一直觉是要逃避责任，但同时又不得不和不负责任带来的惩罚做比较。如果惩罚大于成本，尽管当事人不情愿，也会选择负起责任，从而避免被惩罚。如果惩罚小于成本，当事人很可能会选择逃避责任，同时接受惩罚。
从惩罚的力度上看，法律大于道德，道德大于文化。所以犯法的人很少，违反道德标准的人会多一些，跟社会主流文化有冲突的人就更多。
以上的分析说明人无完人，只要条件成立，所有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可能。那么，对一个长期主义者来说，有没有可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负责任、守承诺？答案是可能的。
诀窍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并非所有承诺都是不变的、刚性的（比如遵纪守法），而是可以选择和调整。在选择承诺时，人们可以从他人、社会的视角转化为自己的视角，从自己可以负担的成本出发，用成本来决定或修改承诺，这样就可以保证价值大于成本的条件长期成立。
比如，我们看到有人溺水，救人是责任，见死不救是逃避责任。但自己如果不会游泳还跳到水里，显然也不是负起责任的办法，因为用生命来履行责任的成本太高了。正确的做法是在自己不跳下水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其他方法尽全力救人。这里，负起救人责任的成本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其他自己可以付得起的成本。这种折中的做法显然好过冒死跳到水里，或者直接放弃救人的尝试。
再比如，很多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繁重的工作。在这种多重责任的重压下，有些人意识到履行所有责任的成本太高，选择了躺平。有些人则试图把所有事情都做到一百分，但付出诸如健康这样高昂的代价。
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根源就在于他们把责任看成是刚性的目标，从而忽视了责任的可变性和可调节性。
正确的做法是摆出自己的全部资源，再根据每件事情的不同价值进行资源分配，把责任和分配好的资源做一对一的匹配。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完美的，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也可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但想要最佳的结果，要想做的更好，人们就需要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资源。
因此，人真正的责任是做到力所能及。别人可能期望值很高，但你的责任只是自己做出承诺的部分。要做到力所能及，人们就必须度量自己的能力有多大，然后跟他人沟通这个度量结果，选择力所能及的责任。这样的人是说话算话、负责任的人，对内心安，对外也值得信赖。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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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劲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教授，教授管理委员会主席，投资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