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娣,你千万别回去!” 丈夫递过手机,神情紧张。我愣住了,接过电话的手微微发抖,屏幕上是 “大姐” 的名字。

“大姐,怎么了?” 我还没开口,大姐刘招娣的声音就从那头传来,急促而沉重。

“妈刚打电话过来,说中秋节一定要我们回去团圆。可你知道吗?大宝要再婚了,女方要15万彩礼、30万的首付。爸妈拿不出来钱,弟弟更拿不出,他们盯上咱们三个姐妹了!”

听到这话,我的心里一阵抽痛。中秋团圆?这团圆的背后,竟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 “道德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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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追溯到更早的日子,那些年我们三姐妹在家中的成长记忆,早已充满了压抑和不公。

从我记事起,家里一直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氛围。

母亲为了生儿子,接连生下了我们三个女儿,给我们取了这些名字:刘招娣、刘来娣、刘盼娣。

顾名思义,“招娣”、“来娣”、“盼娣”,字里行间都是对儿子的期盼。

我一直记得,大姐刘招娣比我大5岁,二姐刘来娣比我大3岁。大姐从小就像个小大人,懂事得令人心疼。母亲从生下她那天起,就一直在想办法生个儿子。于是,她才两岁的时候,二姐又来了。再后来,母亲生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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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三个呀,从小就没让妈省心。” 每次母亲提起我们,嘴里总是充满了怨气,“现在好了,大宝一生下来,咱们家终于有后了。”

弟弟刘磊(小名大宝)出生那年,我3岁。那一天,家里张灯结彩,父亲甚至还在村里放了鞭炮。

村里人都说:“刘家终于有儿子了,刘家的香火算是保住了。”

可是,在那之后,我们三个女儿在家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大姐和二姐比我更早感受到这种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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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种地、喂猪、洗衣服,几乎承担了家里的所有家务。而我,因为年纪小,虽然没有像她们那么辛苦,但也从未享受过父母的温柔。

我最清楚的记忆,是大姐为了我和二姐上学的事,和父母大吵了一架。

那时,我读初三,父母决定让我辍学,理由很简单:家里穷,供不起那么多孩子上学,尤其是女孩子,读书没有用。

“妈,盼娣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不能让她读下去?” 大姐站在母亲面前,眼睛红红的,“她还小,她有机会考上高中、考上大学的!”

“考大学?女孩子考什么大学?读书能当饭吃吗?她将来还不是要嫁人。” 母亲的语气斩钉截铁,“你们三个女孩子,早晚是别人家的,家里的钱得留给大宝娶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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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门后,悄悄地看着这一幕,心里充满了悲伤和无助。二姐也在一旁默默流泪,她明白,这一切不仅仅是针对我,也是她们两个人的缩影。

大姐没有放弃。那天晚上,她带着二姐偷偷找到了村里的校长,求他帮忙劝说父母。校长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亲自来到我们家,和父母谈了很久,终于让他们同意让我和二姐继续上学。

“你们的路自己走吧,将来别指望我。” 母亲在我们上学的第二天,冷冷地扔下这句话。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明白,我们三个姐妹,注定要自己撑起属于自己的天空。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市,在这里打拼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相比于那个充满压抑和不公平的小山村,城市的生活让我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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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需要每天面对父母的偏心和弟弟的懒惰,每天都有忙碌而充实的工作和生活。我学会了隐瞒自己的收入,学会了拒绝父母无理的要求。这些,都是大姐和二姐教给我的。

八年前,我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婚礼上父母笑得很开心,可我知道,那笑容背后是对彩礼钱的满意。

结婚后,彩礼钱被父母一分不留地扣下,我和丈夫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攒钱,买房、生活。婚后,我与娘家的往来越来越少,尤其是和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唯一让我感到温暖的,就是两个姐姐。

大姐嫁得早,丈夫是本地的一个小工厂的工人,收入虽不高,但日子过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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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不论是小时候还是长大后,她总是那个替我们三姐妹撑伞的人。

二姐则嫁到了邻村,由于我父母隔三差五上门要钱,撒泼打滚,二姐跟着二姐夫外出打工,很少回娘家。我们三个姐妹,彼此扶持,走过了很多艰难的日子。

可是,弟弟刘磊的生活却一塌糊涂。七年前,他第一次结婚,父母为他操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可那段婚姻只维持了短短四年。弟媳妇是个温柔的女人,但她最终还是被刘磊的懒惰和母亲的刁难逼走了,留下一个孩子给父母带。自那以后,刘磊过得更加游手好闲,整天不是打牌就是在村里当 “混混”。

而现在,三年过去了,他又要再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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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半个月,母亲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过来,语气里总是充满了期盼:“盼娣啊,中秋节快到了,你得回来啊,咱们一家人要团团圆圆的。”

“妈,今年工作忙,可能……” 我正想委婉地拒绝,母亲却打断了我。

“忙什么忙!中秋节就是团圆的日子,你不回来,怎么能算一家人呢?” 母亲的语气强硬,不容置疑。

我心里一阵不安,总觉得这次回去没那么简单。果然,还不到两天,大姐的电话就来了,带来了一场风暴。

我沉默了片刻,心里五味杂陈。弟弟的婚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父母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三个女儿应该为这个家的一切问题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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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知道吗?” 我问。

“刚告诉她,来娣也是一肚子火。她说她今年绝对不回去了,早就受够了爸妈的无理要求。” 大姐叹了口气,“我也是,这次我不会再让步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也有了决定。

这次风波让我不禁想起我们三姐妹从小到大的经历。我们三个姐妹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或许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在这个充满偏见和不公的家里,只有彼此才能依靠。

大姐刘招娣,比我们两个小的更早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她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着母亲做家务,照顾弟弟。

记得有一次,父亲因为家里收成不好,喝醉了酒,回家发了好大一通脾气,甚至把饭碗都砸在了地上。大姐当时才十四岁,却已经懂得护着我和二姐,把我们拉进房间,自己一个人出去收拾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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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别怕,等我们长大了,就不用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大姐总是这样安慰我们。

二姐刘来娣比我大五岁,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她的内心其实很温柔。小时候,我常常因为父母的不公而偷偷哭泣,二姐每次都默默地坐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盼娣,别怕,咱们还有大姐和我。” 她的声音总是那么平静,却让人感到安心。

二姐的成绩一直很好,可惜她没能像我一样考上大学。虽然村长施以援手,但父母经常让二姐干家务活,不给二姐学习时间,最终二姐读完高二就被迫放弃学业了。

而我,之所以能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全靠大姐和二姐的保护。她们分担了所有家务活,还省吃俭用攒钱给我买学习用品,给我加油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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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里。我们不能当大学生,你就替我们两个人考上大学。” 这是她们对我的期望。

三天前,母亲的电话再次打来。

“盼娣,你姐怎么回事?她说她不回来,你也不回来?你们是不是都不管这个家了?” 母亲的声音充满了愤怒。

“妈,大宝的婚事是他的事,他得自己承担责任。我们三个女儿已经尽力了。”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但内心的情绪却在波涛汹涌。

“尽力?你们的尽力就是让你弟弟找不到媳妇吗?你们三个凑个彩礼和首付就这么难?” 母亲的声音愈发尖刻。

“妈,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你不能总是这样要求我们。” 我终于忍不住,声音开始颤抖。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抽泣声:“我怎么就养了这么几个没良心的女儿?大宝要是成不了婚,你们就是罪人!”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无力地挂断了电话。我已经在这场 “道德绑架” 中挣扎了太久,我知道,如果这次再让步,未来的每一次他们都会得寸进尺。

我拨通了大姐的电话。

“大姐,咱们怎么办?” 我问道,心里依旧有些不安。

“还能怎么办?我们不能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咱们已经付出了太多。” 大姐的声音坚定。

“二姐怎么说?”

“来娣也不回去。今年我们都不回去。” 大姐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解脱的轻松,“盼娣,这次我们要为自己活。”

我点点头,心里慢慢平静下来。

中秋节还没到,但我已经知道,这次我不会再回去,不会再任由父母的要求摆布。三姐妹在电话里达成了一致,我们不会再为弟弟的婚事买单,不会再被父母的偏心和自私牵绊住。

从此之后,娘家亲人,我只认两个姐姐。至于父母,我会尽到基本的孝道,但他们再也不能操控我的生活。

我们三姐妹,终于在这场家庭的无形战争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