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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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县博物馆的展厅中，一件名为“亚伐”的方罍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早年在陕西湑水河流域的一次偶然发现，让两件“双胞胎”方罍得以面世，其中一件带有铭文的“亚伐”方罍， 能否由此揭开“城洋铜器群”的谜团。
古城汉中湑水河畔的沃土上曾生活着神秘的巴国人，千百年以来他们融入蜀、汉的血脉中。
自清代以来汉中城固、洋县境内的湑水河沿岸便不断有青铜器被发现，这些青铜器因其集中分布于城固和洋县一带，所以被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称为“城洋铜器群”。
湑水河鸟瞰 图源|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在“城洋铜器群”出土器物中，有两件商代方罍于1976年在宝山乡苏村肖冢出土，这两件方罍成为汉中地区发现较大的青铜礼器，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方罍形制、纹饰十分相似。如今，它们分别被保存在城固博物馆和洋县博物馆，其中保存于洋县博物馆的这件，因有铭文“亚伐”两字，故名“亚伐方罍”。
“亚伐”铭方罍 洋县博物馆藏 图源|汉中市博物馆
“亚伐方罍”通高51.2厘米、重21.25公斤，方唇、直颈、圆肩、弧腹、凹底，肩两侧施牛形首一对，背面腹下部有一羊首鋬，盖、颈四面各施一道扉棱。盖和握手皆为屋脊状，饰倒置卷角饕餮纹，握手纹饰以细阴线纹表现，颈部以扉棱为界，饰一对相对的夔纹，组成饕餮面。
“亚伐”铭方罍 洋县博物馆藏 图源|夏商周考古青铜学古文字学
方罍肩部两面各饰一高浮雕卷角羊首，以羊首和两侧牛首耳为界，两边各饰一个首首相对的夔纹，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方罍的立体感，更赋予了它一种生动的动态美。这些动物形象的运用，不仅增添了方罍的艺术魅力，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
当细细品味这些纹饰时，不难发现，它们不仅构成了方罍的外在美，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同类型方罍对比后，可以感受到商代青铜艺术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共通性和多样性。
“亚伐”铭方罍 洋县博物馆藏 图源|夏商周考古青铜学古文字学
方罍腹部纹饰分为两部分，上部为涡纹间饰夔纹，两面各有五个涡纹，两侧各有四个涡纹；下部饰夔纹、蝉纹组成的蕉叶纹。多种纹饰的分布展现了工匠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与理解，也展现了他们对于美的追求与创造。特别是涡纹与夔纹的结合，如同水波与神兽的交融，生动而富有韵律感。而蝉纹的运用，则象征着生命的蜕变与重生，给人以深刻的思考。
为何具有如此明显殷墟风格的铜器会出现在陕西？“亚伐”这两个字又有什么含义？有学者认为“亚伐”方罍在汉中平原出土，揭示了商代汉中平原与中原及其北方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
据洋县博物馆研究馆员翟群涛介绍，甲骨文中“亚”原称商王朝主管军事的武官，或商王朝治下地方方国的首领为亚，可能与商王武丁有关。
翟群涛介绍，铭文可能表明这件青铜卣与商王武丁的军事征伐有关。有甲骨卜辞“……亚祀父已……”可证，“伐”即征伐。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常见一种形式是在族氏名号上加上已故祖先的“日名”，如在“祖” “父” “母”等称谓后附加甲、乙、丙等天干，或仅以“日名”，制作者的名字来铭记。
此种铭文方式在“亚伐方罍”上得到了体现。在多代商王中，这个“亚”可能特指商代23代国君武丁，武丁作为商代晚期的一位重要君主，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武丁中兴”。这件方罍应是商王武丁为纪念父亲神灵护佐其征伐西羌、东夷、鬼方拓疆扩域之事而铸造的酒器。商王的方罍怎么就从殷墟来到了千里之外的陕西？
“亚伐”铭方罍铭文位置 图源|夏商周考古青铜学古文字学
翟群涛推测，方罍在陕西出土可能指向了一种文化交流或军事扩张的情景。尤其在商代晚期，随着商王朝势力的扩张，殷墟风格的青铜器可能伴随着军事远征、贵族的迁徙，或者是作为政治联姻的礼物被带到了远方。方罍的长途迁移，不仅体现了商文化的影响力，也可能反映了商王武丁时期对于边疆地区的军事关注和战略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早年在河北灵寿西木佛墓地也发现了带有相同“亚伐”铭文的铜卣，该铜卣出自商代晚期一个与商王关系密切的显赫家族，该家族可能在商王朝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结合灵寿地区的地理特点，发现该地区是商周时期太行山东麓南北走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个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商王朝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前线。
河北灵寿西木佛村发现的“亚伐”铜卣 图源|河北日报
同样，陕西发现“亚伐”方罍的湑水河流域位于秦岭山脉以南，这里是中原文明与西南地区的交界地带，也是中原王朝向西南地区扩展影响力的桥头堡。发源于秦岭山脉的湑水河最终汇入了汉江，汉水流域连接着中原与西南的重要交通要道。可见陕西汉中“亚伐”方罍的发现地也是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在这里设置行政或军事机构，对加强和管理殷商南方边境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指出，河北灵寿发现的“亚伐”铜卣和陕西湑水河沿岸发现的“亚伐”方罍，一南一北，共同揭示了商王朝有可能在灵寿、城固等距离前线有一定距离的关键军事地点设立有军事指挥机构，表明商王朝对冀中地区和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的南北交通的关键节点管理有着明确的部署和安排。
历来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都受到各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因为它们往往携带着重要的历史密码。有学者还发现，不但“亚伐”方罍跟商文化存在密切联系，跟该方罍同样出土于湑水河一带的其他“城洋铜器群”器物，与巴蜀文化也具有很多相似因素。他们推测，这一地区可能是商文化由中原统治中心向巴蜀地区传播的一个过渡形态，更是多种文化的“中转站”。
研究发现，“城洋铜器群”出土器物的种类十分丰富，有礼器、容器、兵器、生产工具，还有仪仗器中的镰形器等，兵器和装饰类器物占有很大比例。器物上的纹饰有立体雕的羊头、牛头等，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有所不同，但又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器物有所区别。既有与殷墟风格相同的青铜礼器，又有仿殷墟风格本地制造的青铜兵器，还有极具汉中地方风格的镰形器、璋形器等，体现出该地文化和人群的多元属性。
“城洋铜器群”出土器物 图源|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区别于河北灵寿“亚伐”铜卣出土于墓葬，指向了它属于与商王关系密切的显赫家族。那么出土于陕西的“城洋铜器群”为何被不定期埋藏于湑水河的沿岸？它们的主人到底是谁？
汉中城固出土的铜人面饰与江西新干大洋洲、西安老牛坡、四川广汉三星堆所出铜面饰对比图 图源|汉中发布
带着这样的疑问，赵丛苍教授从“城洋铜器群”的分布规律和埋藏形式等多种因素分析，这些铜器很可能是用于祭祀性埋葬。他认为，埋藏铜器的土堆应为祭祀场所，祭祀对象为山川河流等自然神祇。
图源|三联生活周刊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通过埋藏坑的直径较小、出土器物种类单一等现象，认为“城洋铜器群”属于墓葬的可能性较小。同时，由于“城洋铜器群”的埋藏年代跨度较大，因此可能也并非突发情况下的窖藏。
此外，学者们还发现“城洋青铜器群”并非单纯模仿商文化，而是在一些器物上融入了地方特色和周边文化元素。例如颈部饰有弦纹、肩部装饰立鸟的高圈足尊，与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铜尊风格相似，显示出南方文化的影响。
“城洋铜器群”丰富多样，在这些器物身上，看到了殷墟、关中、四川成都平原、长江中游等地的影子。“城洋铜器群”所代表的宝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路家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青铜器不仅是商代晚期社会结构和文化互动的直接证据，更是商王朝在维护边疆安全和扩展文化影响力方面的深远考量。它们的存在，证明了汉中地区在商代文化网络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在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军事战略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期待更多关于“城洋铜器群”的谜团被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