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40个教师节，早上看到发圈祝福的人比去年多了一些，甚至还有朋友向我发来节日问候，这让我感到一点苦涩：尽管一直在逃避成为老师，最终却还是被喊成老师。
十几岁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成了教师。初中毕业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那时最流行的是考中师，毕业之后，可以当老师，在镇上教初中或者小学。
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三学生，根本不可能有自主权。教师子女考中师，可以加10分，所以我爸就让我填报中师，谢天谢地，我最终差了11分，即便加上这10分，还是差1分。我不得不复读一年，去考县里的高中，注定要到外地读大学，离开家乡。
我妈前段时间中风了，从镇卫生院转院到县城治疗的间隙，和我爸一起回到家里收拾东西，据我爸说，此时我妈大哭起来。她认识到自己生命的转折和衰弱，也注意到眼前的凄凉。
我见到我妈的时候，她再次表达了一个长久以来的遗憾：孩子们都离得太远了。她理想的养老场景是，两个儿子一个在外地，一个在眼前。如果我当初在镇上当老师，能够骑着自行车（现在是电摩托）回家吃饭，也许是最完美的。
对这个问题，我的反应都很冷漠。我会告诉我妈：你让哪个孩子放弃读大学呢？如果在眼前生活，也许有各种矛盾，反而不得安宁呢。
我读高中的时候，同学中有不少都是教师子弟。这是90年代乡村的某种不平等：教师子女，更早知道教育和读书的价值，考父母的严格训练，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这让我们在和真正的“农民子弟”的竞争中胜出。
这不是说乡村或者镇上的老师，有多高人一等。恰恰相反，在90年代，即使在乡村，他们也是边缘的。他们比不上镇上其他“单位”的，乡政府、派出所、卫生院……都比在学校收入高多了。
他们甚至也比不上农民。我家只有我爸是“非农户口”，其他都是“农民”。所以，我爸也要种地。在田里，他的那些知识派不上用场。他非常努力，力气也不弱，但是技能不太行。
有一次我们在田里一起把搁下的麦子装在架子车上，堆得高高的，然后用绳子系紧，拉回麦场晾晒。但是，麦秸非常光滑，没走几步，我们车子上的麦秸就松了，它们倒了下来。
那是真正的绝望。很多年后我发现一个类似的场景：辛苦写了几千字，忘了保存，这时候电脑死机了。或者发出来一篇文章，没过几分钟就消失不见了。
我接触的最早的“阶层教育”就来自这个时刻。我爸没有沮丧和暴怒，而是不失时机地“上了价值”：农民的生活就是这么艰辛，如果不想受这个苦，你就必须考上大学，到大城市去打拼。
当然，我并没有马上发奋读书，因为从来没有去过远方，也对“其他生活”毫无概念，我缺乏想象力，能想到的“理想”，就是开着拖拉机在田里，取代我们艰难的人力车。
不过，“逃离”的种子也在这个时候种下。我爸没有试图把我们培养成“在田野里能干的人”。他知道自己作为人的局限，子女越是重复自己的生活，就越有可能重复自己的命运。
炎热的夏天，父母从田里回来，还要在厨房里忙活，满头大汗，我和弟弟在大树下的阴凉处下棋。邻居对这样的场景很不理解，也很不满：你们为什么不去帮父母烧火做饭呢？
这时候我爸总是会感到欣慰。后来我走了很远，在北师大读了硕士，我知道我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但是他似乎真正懂得教育的真谛：让下一代人过不同的生活，让他们远走高飞，成为自己。
预告一个直播。我想以后在书店多做一点直播，和朋友们交流。
希望朋友们能够提出问题。我视力很差，不能在直播的时候看手机屏幕，每次直播的时候，我会找店员来念出这些问题，并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