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候补委员、军事部长杨殷等人，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原本计划出席会议的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临时有其它工作而请假。会议开始不久，突然大批租界工部局巡捕破门而入，将参会的数人逮捕，并将他们引渡给上海市公安局。
听到消息后，周恩来非常震惊。被捕的都是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物，对党的组织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在白色恐怖之下，我党机关多次遭到破坏，每次行动都异常谨慎。租界工部局为何能准确得知我们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参会人员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临时通知的，难道是他叛变了？可是他也一同被捕走了呀。
带着一串疑问，周恩来立即让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调查情况。中央特科是党的保卫机构，于1927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其前身是周恩来在武汉创建的特务工作处。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无线电通讯科，行动科下有一支数十人的“红色战斗队”，简称“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
那时候中央特科刚成立不久，只有陈赓等几个人在苏联接受过政治保卫训练。陈赓在南昌起义后受伤，辗转到上海治疗，周恩来将他调到情报科工作。由于没有敌人内部情报渠道，特科总要等到情况发生后，才采取紧急措施应对，这对保卫工作非常不利。
不久，陈赓发展了一名叫杨登瀛的内线。此人交际能力非常强，与上海青帮、日本商人、租界巡捕房和国共双方都有往来，后来受陈立夫重用担任国民党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他也是特科第一个党外内线。
在彭湃被捕之前，特务曾搜捕过多处我党机关秘密地址，都由杨登瀛提前传出消息才化险为夷。但这次行动，连他事先也不知情。
杨登瀛打听后才得知，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委员范争波直接与租界捕房交涉后行动的。而范争波的情报就是来自军委秘书白鑫，当时他被捕只是掩人耳目，不久之后就被范争波保护起来了。
身处要害部门的白鑫为何会叛变？此人是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随部队撤退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汇合。1929年才调到上海中央军委担任秘书，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领导人都非常熟悉。
当时正处于“四一二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敌人“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人”。各地的党机关屡次遭到破坏，干部牺牲非常多，自首叛变的现象也非常频繁。刚刚到上海的白鑫对此总是心惊胆战。
事后查明，白鑫有一个亲戚原来是国民党的政工干部，后来也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海陆丰。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趁机逃跑，被彭湃下令处决了。这本来是秉公执行军法，但白鑫却怀恨在心，到了上海之后便伺机报复。
白鑫还有一个胞弟叫白云生，在南京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案发前一个月，他就秘密叫妻子前往南京与白云深联系。企图出卖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作为他投敌的资本，并可以趁机捞取一大笔奖金。
白鑫担任军委秘书，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熟悉军委的许多情况，他叛变后将会对上海的组织严重的威胁。周恩来交给特科两个任务。一是营救彭湃等人；二是查明叛徒白鑫去向，坚决予以制裁。
很快杨登瀛那边传来消息，敌人将于8月28日晨将彭湃等人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囚禁。当时红队只有二十多人，考虑到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敌人警戒人员较多，周恩来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必经之地，武装营救彭湃等同志。
当天参与行动的人员全部在同孚路中央特科机关集合。由于当时上海搜查异常严格，行动人员一般不随身携带武器，而是由专人统一运送。当时担负运送武器的人是伪装成照相馆老板的范梦菊。
当天，他骑着机器脚踏车，拎着一只皮箱，把武器送到附近。特科人员打开箱子一看，全都傻眼了。驳壳枪上面全部都涂着保护的黄油，根本无法使用。只能马上再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洗掉。但这耗费了两个小时时间。
准备妥当之后，特科人员分头赶往行动地点。化装成电影拍摄队、小商贩、路人隐蔽在周围，严阵以待。陈赓也在附近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可是他们等了很久仍然不见囚车经过，后来才知道，因为枪支的问题耽误了时间，在他们到达之前，囚车已经开走了。
这次营救行动失败了，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必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害怕夜长梦多，加上从彭湃等人的口中审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未经审判，便于8月30日将彭湃、杨硬、颜昌姬、邢士贞4人杀害。遇害前，彭湃还分别给周恩来和妻子许冰写了信托人带出。
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余人还坚持不认。”
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冰妹：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
彭湃等4位同志的牺牲，使特科对叛徒白鑫更加憎恨。当时杨登瀛以国民党情报机构上海负责人的身份找到了白鑫的秘密住处，在同他的谈话中，得知他正患疟疾，康复后将前往南京汇报，回来后要对党搞更大的破坏。
当时有一名叫柯麟的地下工作人员，在上海四川路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用来掩护中央机关活动。白鑫早与科麟认识，到上海后一生病就去找他，但白鑫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陈赓分析，白鑫很可能会去找白麟看病。
陈赓秘密来到柯麟的医院，将情况告知了他，并交待：“我们会设法逼他来找你看病，你要沉着应对，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自有办法处置他。”随后，陈赓还在医院附近安排了联络员。
白鑫身患疟疾多日，却始终不敢出门医治，病情日益严重。范争波想带他去广慈医院，但白鑫觉得那里人多复杂，容易引起注意，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去找柯麟。他带着几个保镖来到柯麟的医院，柯麟给他看完病后，假装下楼找药品，便出了门去告诉联络员。可惜，等他回来时，狡猾的白鑫药也没拿就溜走了。
剧照
红队队员在附近又蹲守了一个多星期再也未见白鑫踪迹，难道暴露了？陈赓让大家沉住气，他分析白鑫未拿到药，肯定还会再找科鑫。让柯麟继续开门营业，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一天，白鑫打电话到医院，要柯麟到法租界上门给他看病。柯麟见到白鑫假装抱怨地说：“老兄，怎么回事？我拿个药回来，你人影都没了。”白鑫也苦笑着说：“我最近倒霉，得罪了青帮，他们四处找我呢！”
柯麟给白鑫看完病后离去，这次柯麟摸清楚了他住址的情况。原来白鑫害怕遭红队镇压，躲到了范争波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四弄43号的住处。范争波、范争洛两兄弟住在二楼，白鑫住在三楼。
陈赓察看过周围环境以后，在白鑫住处对面租了两间房子，派人24小时监视，一有机会，就将其镇压。
白鑫接触过特科人员，他当然知道红队的厉害，尤其是得知红队找出寻找他的下落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认为在国内躲在哪儿也不安全，终有一天会被找到，便向范争波要求暂时逃往意大利避风。
范争波安排他在11月11日出国，同时放出消息说，白鑫要前往南京，企图转移特科视线。杨登瀛得知消息后以告别的名义，到白鑫住处探望。
闲聊中得知他们打算把汽车直接开到后门，接到人后直奔码头。杨登瀛认为这样红队很难有机会下手，于是他假装关切地问：“把车停到门口会不会太容易引起注意？”范争波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决定当晚出发前才把车开到离后门50米左右远的地方等待。
白鑫的一举一动，包括出国时间，乘坐船只等信息，都通过杨登瀛传到陈赓耳中。陈赓决定在他出国那天将其处决。
营救彭湃时已经出过一次差错，不容再有失误，否则叛徒逃出国外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惩处他。陈赓作了更加周密的安排，在白鑫住处前后门都安排人员蹲守，同时还在附近租了一间铺面，把后门开到另一条巷子。以防街口被堵住后，没有退路。
当晚11时左右，两辆汽车开到离白鑫住处后门约50米远处，行动人员顿时提高了警惕。随后，屋里的佣人和保镖开始往车上搬运行李。不一会儿，范争波兄弟，带着7个保镖，护送着白鑫往停车处走。
一行人走到二三十米远时，红队队员突然冲出来，大喊一声：“叛徒，哪里跑！”拔出枪朝他们射击。第一枪没有命中，白鑫拔腿就跑。这时，护送他的人也拔出枪还击。激战中他们一一被红队队员击倒，一名队员紧追白鑫。白鑫也一边还击一边逃跑，跑到71号门前，被一枪打中脑袋，当场毙命。队员检查确认身份后，安全撤走。
时隔将近三个月，终于将叛徒镇压，有力地打击了投降叛变的行为。这次行动引起上海滩的震动，十多种中外报纸进行了报道，红队威名大振。一时间躲在上海的叛徒、那些平日里嚣张跋扈的租界巡捕、国民党特务都人心惶惶。
历史上很多时候，叛徒对组织的危害远比敌人更为致命。叛徒更加熟悉组织的情况，知道更多的秘密。敌人的破坏往往只会损伤肢体，而叛徒的出卖则直接伤及大脑。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对于叛徒的制裁是自我保卫的一种必要手段。#图文万粉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