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最高检上个月分享的一个案例，和骑行案颇为相似，一开始也是按“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移送检察院后，最终做了“不起诉决定”。
依据是实践中比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更加罕见、更难启动、也更考验司法魄力的《刑法》第十六条“意外事件”：
事情发生在2023年4月，事发地是一处上下坡的绿道拐弯处。
17岁的高二少年小浩骑车上坡，拐弯时占用对向车道，不慎与疾驰下坡的小琴相撞，小琴后脑着地，因重型颅脑损伤不幸身亡。
公安机关侦查后，认为小浩骑车越过道路中心线，驶入对向车道，应当预见到可能会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却没有预见到，符合“疏忽大意”导致的“过失致人死亡”。
然而小浩却坚称，小琴下坡车速过快，且未佩戴头盔等防护工具，这才是致其死亡的主因。
这就是我科普过的“因果关系”，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是多因一果的，我们不能选取伤害最大的来作为主因，而要选取概率最高的来作为主因。
大家可以做一个“控制变量”的思维实验，占道拐弯上坡的有很多，导致对方摔车死亡的概率有多高？未佩戴头盔等护具且车速高达32千米，摔车后的死亡概率又有多高？
一般案件到这一步，“因果关系”就清晰了——如果有介入因素斩断了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不认为构成犯罪。
当然，这个案子情况复杂，不太好判断。
那么就需要审查第二个要素，“预见可能性”。
检方走访时，小浩说了一句话：“如果当时能让开就好了”——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是小浩认为此事：1.没有预见可能性；2.没有结果回避可能性。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检方做了侦查实验，结果显示：
事发地处于上下坡的转弯处，存在较大视线盲区，且下坡的小琴车速高达32公里/小时，一般行车避让反应时间为2.5秒，但受客观因素限制，小浩的反应时间只有1.6秒。且有目击证人表示，小浩处于上坡拐弯状态，难以控制方向，这才导致偏离中心线，且仅偏离0.8米，也属人之常情。
检方综合研判后，认为小浩的行为符合《刑法》第十六条“意外事件”的情形，即：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最终，小浩收到了检方的“不起诉决定书”，仅按过错比例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预见能力，我说过，世界上没有人是绝对理性和时刻谨慎的，我们在创设“预见义务”的时候，不能超过社会一般成员的预见能力。
这一点，和“正当防卫”也有相通之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普通人，在生命危险面临紧迫威胁时，理性地预见对方的伤害程度，精确地判断合理的防卫限度——任何超出“社会一般成员预见能力”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
那么骑行案中“社会一般成员”的预见能力如何呢？
很多网友评论：我能保证自己不做带孩子骑行的父亲，但我无法保证自己不成为那个司机——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对一个人科处刑罚，不是单纯为了给犯罪人制造痛苦，而是要借由这份痛苦，传递出法律对某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进而起到警告他人、预防犯罪的效果。
那么对一个难以预见、难以避免的行为，科处刑罚，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达到平息纷争的目的吗？
德国法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我国刑法学泰斗张明楷教授，对此展开过一段精彩论述：
在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的符合违法要件的违法行为追究责任，无非是为了通过惩罚这种行为以达到防止这种行为的目的，这种将行为人作为手段的做法，背离了尊重人的基本观念。
关于骑行案，之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这里，我更想通过本案，引起大家对《刑法》“第十六条”的关注，这对普通人祸福荣辱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刑法》“第二十条”。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对大量“无法预见”且“不可避免”的情况，只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造成“致人死亡”的后果。
那么如果不幸遭此横祸，面对“过失致人死亡”的指控，普通人该如何为自己脱罪呢？
唯有《刑法》“第十六条”——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