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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延安社会生态为背景，详细解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业化历程，以及由此产生赵占魁及其“赵运”的现实土壤，并阐释了延安罢工事件错误诉求的症结，进而深刻揭示了穆青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的“暗靶”逻辑及其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独特而创新的观点，对我们提升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的规律性认识，有所启发，有所帮助，更有所增益。
作者简介
方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尹韵公，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县级融媒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与拓展路径”（项目编号：20BXW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我们曾在《》的论文中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正面典型形象是作为当时一批犯有严重错误的落马县级干部的对立面而树立起来的。尔后，在关注穆青早期新闻作品时，尤其当读到穆青写的关于著名劳模赵占魁的三篇通讯，我们猛然感到：作为典型人物的赵占魁的发现及其报道，竟然与二十余年后典型人物焦裕禄的发现及其报道，存在着非常相似的内在逻辑。那么，这个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如一根红线贯穿于赵占魁和焦裕禄这两位典型人物的发现及报道之中？
一
赵占魁劳模之路的大背景
恐怕还得首先介绍一下可能为许多当代人所不知晓的赵占魁本人基本情况，这样便于我们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做好必要的准备。
赵占魁，1896年出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贫苦家庭，先后在太原兵工厂、同蒲铁路当工人。七七事变后，流亡到西安。1938年5月，进入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学习，加入了革命队伍；不久，进入延安抗大工人队学习。因表现突出，1938年12月，42岁的赵占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赵占魁自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工业化运动中忠实而积极的一员。
彼时，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正在开展生产运动。1938年的延安贫瘠落后，百物腾贵，生活极端困难。八路军战士津贴费每月一元，朱德总司令每月亦只五元。时任留守兵团司令的肖劲光曾说：“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每天只有五分菜钱，一斤半粮食”。每个连队每天只有五元菜食钱，用这点钱，“每天要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要买到油盐柴火就买不到蔬菜，吃猪肉则根本谈不上。”“当时是很少见到一个衣裳不打补钉的战士，子弹带破烂得不能装子弹而装在挂包中，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落雪天气赤脚下操，有的连破烂皮带裹腿也找不到。”（杨忠虎，张用建，2016：56）自当年7月开展生产运动半年后，虽时间不长，但业绩斐然，成效显著。肖劲光高兴地写道：
“鞋子袜子手套，每人都有两双以上，多的有五六双、十余双不等，使今年冬季，战士无冻馁之虞。蔬菜更普遍的热烈的种植，猪羊大批的喂养，积极砍柴烧炭等。因此，在伙食方面亦大大的改善，不但油盐增加，且每周还可得二餐的肉食。”（杨忠虎，张用建，2016：57）。
留守兵团生产运动的成功实践，为尔后接续开展的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同时也为整个边区社会改善军民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保证。更为重要的是，边区居民生活的改善，为我党吸引和接收抗战人才、知识精英和技术人才创造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正是有了良好的大环境，边区政府才能吸纳和留下赵占魁这样一批技术人才。
从吸引人才的角度审视，虽然延安的“地利”不一定算得上好，但赵占魁碰到了恰好的“天时”和“人和”。进入全面抗战后，富有战略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起步，在贫瘠荒芜的黄土高原上创办了近代工业。抗战前，整个陕甘宁边区一半以上的县连手工纺织都没有，一切工业用品全靠外地运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边区仅一个有数十名工人的修理厂算是唯一的“近代工业”。此后，边区政府相继建立了几座规模很小的印刷、被服和修械厂，全部工厂加起来仅有工人270名。据《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报道：边区总工会于新年之际，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展览品种共115个，展品420件，包括步枪盒子枪手榴弹，书籍报纸等印刷品，石油产品等，还有盐、炭、石灰、鞋、布、裹腿等（杨忠虎，张用建，2016：46）。1939年，边区政府注重工业发展，先后兴办了后勤制药厂、难民纺织工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等公营工厂，工人总数增至700多人。1940年2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创办《中国工人》月刊，后在此刊连续刊登《陕甘宁边区各工厂招聘技术工人启事》，曰：“我们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促进经济建设，提高技术，发展生产，招聘棉毛纺织、制革、采矿、冶金、化学工艺、造纸、畜牧、国艺、机器修造、印刷等等技术工人，待遇从优。愿应聘，请函延安信箱十号接洽。”由于方针正确，政策适路，边区工业获得较大较快发展，1943年，边区有公营工厂82家、职工6300余人；到1944年，边区有各类公营工厂120多个，有职工1.2万余人，同时还有各种私营工厂和手工业作坊1400家，职工24500多人（王光荣，李鑫，2005）。据《经济史回顾：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一文介绍：延安商店1938年为220家，1944年增至473家。由此看来，延安的市场面貌还是比较好的。
当时的延安，一般工人都过着体面的生活，享受着很高的待遇。有技术的产业工人平时都是穿皮鞋、戴礼帽，这与当地的农村手工坊工人有着很大的言谈举止差异。就工资标准而言，边区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精英，再次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8-38元，“当时在全国是很少有这样高的工资的”。（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1988b：457）著名文人徐懋庸当时正在抗大任教，他写道：“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个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四、五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十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十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徐懋庸，1982：121）由于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延安的工人尤其是公营工厂的技术熟练工人，成为陕甘宁边区令人羡慕的职业群体。延安工人不仅拿着高薪，而且福利待遇也不错，拥有全方位的生活保障。
据资料记载：边区工人有充分娱乐运动的机会，厂方购置各种乐器和体育用具，他们在工作之余，一样能够像普通学校中游戏运动，经常可以看到活泼的晚会和运动会，可以恢复工作的疲劳。工人生活也逐渐改善，一般的工资比抗战以前增加了两倍，工人待遇高过任何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彻底实行八小时制，青工六小时，禁用童工，男女同工同酬。每逢工人出席各种工会及政府会议，不算缺时不扣工资。每月休息四天，纪念日例除，以及疾病、妇女生产前后两个月休养、工人每年两星期的休养，这一切工资全照给。公营工厂有医务所、托儿所、澡堂、膳食，和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待遇……工人子弟入学，政府供给一切学膳宿费用。这样，工人自身及家属的生活问题，都有了保障（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1988a：437）。边区工人政治上没有压迫，精神上自由，生活上有基本保证，没有失业的恐慌。
1940年11月，由边区总工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人集体合同暂行准则》在公营工厂执行，该准则对工人工资略作出微调：规定工人最低标准为16元，最高40元，“有特殊技术者，可另行估价”。“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定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席等组织之。”除临时估价外，估价委员会正常工作是每六个月估价一次（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1988a：499-502）。1941年9月，边区政府鉴于国民党封锁和物价上涨等诸多因素，决定再进一步提高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根据《陕甘宁边区关于公营工厂工人工资标准之决定》规定：工资类型分为轻工业工人月收入15元至50元，重工业工人月收入25元至75元之间；工人每年分得三套单衣、衬衫、棉衫等，还可分得一定的粮、油、盐、肉、柴、菜等实物（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1988a：561-562）。这个工资水平之高，在当时全国罕见。边区政府给予工人优厚待遇，一方面体现了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工人的尊重和对于科学技术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是为着积累经济实力，壮大国防力量，作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准备。这既有理想性的理论色彩，也有现实性的功利动机。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赵占魁出名之前，陕甘宁边区已经开始了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以下简称“劳模运动”）。早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1934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杨忠虎，张用建，2016：3）。为此，中央苏区政府组织辖内群众开展了普遍的生产竞赛，并根据竞赛成果酌情奖励。譬如，1934年春中央苏区政府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给妇女劳动模范个人颁发了奖状和奖品，奖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建立陕甘宁边区后，我党领导的劳模运动开始朝着全领域、体系化的方向推进。1937年5月6日，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生产战线上的劳动英雄”为题，报道了子长县春耕生产中涌出的农民模范。前面提到的“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上，边区政府奖励并宣传了10个先进工厂和147位先进个人，延安党刊称他们为“劳动英雄”（杨忠虎，张用建，2016：4，8）。1939年4月1日，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一系列文件，将奖励劳模纳入了体制化轨道，其中一些政策有力推动了劳模运动的健康开展。1939年5月1日，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延安桥儿沟鲁艺大礼堂开幕，毛泽东、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与会，大会推选和奖励了50多位劳动英雄。1940年1月16日，在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上，共有3000余名劳动英雄受奖（杨忠虎，张用建，2016：10-11）。类似这样的劳动竞赛活动还有不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工人和士兵以及机关人员的生产和工作积极性，提高了生产运动的数量和效率，同时也促进了劳模运动的发展。
如上所述，边区工人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个人职业也是很光荣的。在经济薪资上，工人的收入位于社会顶层，是知识分子精英的至少两倍以上，是政府高官和军队领导的至少四至五倍；在生活保障上，工人得到全方面的福利待遇；在政治荣誉上，工人尤其是技术高超的工人，可以享受劳动英雄等优质名声，社会地位崇高。换言之，工人群体是边区社会的“宠儿”，属于得到特别照顾的阶级。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被保护得最好、照顾得最好的群体却在1942年掀起了一次罢工事件，赵占魁正是在这次罢工事件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名。
二
赵占魁走向工人劳模之巅
1942年5月5日至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史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人整风问题，实质上修改工人工资标准和建立有效规章制度等才是核心问题。修订后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主要有这样几条：工人工作时间每天增加2小时，即8小时增加到10小时，取消每年14天休假；工资考核标准由工会成员为主组成的考核委员会改为由厂方决定；强化工人对工作的责任和工厂制度的遵循；等等。之所以作出这样这些新规定，首先是边区外部环境恶化，各根据地对边区工业品需求不断增加，这就要求公营工厂为了抗战大局、为了中华民族生存而必须提高产品产量，牺牲一些休息时间。其次是为全面提升边区工人的整体素质。边区工人因行业不同、成份不同、觉悟程度不同而造成素质不同，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差；各个公营工厂的管理制度建设上，也有好与坏之分。譬如，当时中央管理局实验工厂的情况相当混乱。有人这样描述这个工厂的状态：
“工房在山下，厂长住在山上，七天一下山，工厂管理是谈不到的。工人高兴就做工，不高兴就不动，上午上工，下午就随便离开工房胡串去了，甚至在寝室里出现赌博的事情。工人的生活很差，被子破烂了没人管，伙食更搞的不好。工人中不满不安的情绪相当严重”（杨忠虎，张用建，2016：377）。
这个工厂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然而，也有一些文献显示，边区一些工厂工人主动提出增加工时，消减工资，以支援抗战。如边区印刷厂工人主动提出每人减少工资1至4元，第一兵工厂年均减少工资10%。显然，用规章制度约束工人行为，是有利于产品生产和工厂建设的，更有利于强化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提升整体素质。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新规定竟然成为引发工人阶级先锋队掀起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罢工潮的导火索。新规定可能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奶酪”，故诱起一些公营工厂工会负责人的激烈反弹。根据史料记载，率先发难的是中央印刷厂任厂工会组织部部长的孙铁林，他在该厂传达“五五会议”精神和新规定时，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反对厂工会的所谓妥协退让态度，指责工会是厂方的走狗和附庸，在提出部分要求遭拒后孙铁林即发动怠工。须知，中央印刷厂是边区最重要的公营工厂之一，它承担着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系统的报纸、杂志、书籍、文件、地图、日历、台账以及包括纸币在内的各种有价证券印制等重要任务，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核心部门之一。可以想见，该厂的罢工将给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
中央印刷厂的罢工立马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紧接着，光华印刷厂发生罢工，该厂工会干部路明、江淋带头抵制新规定，说新规定是对工人的剥削，要求提高待遇，若不同意则鼓动工人罢工，故此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产量大减。随后而起的难民工厂、边区机器厂、边区被服厂、新华化学厂也跟着罢工。更有甚者，难民工厂工人走出厂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与市长直接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边区政府；新华化学厂工人与进厂平息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捆绑警察；边区被服厂工人辱骂警察等等（朱鸿召，2007：49）。
在这次震动边区的罢工潮中，影响最大也是最坏的则是边区农具厂的罢工。边区农具厂实为边区兵工厂之一，主要制造手榴弹。1942年6月，传闻胡宗南将率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情况万分紧急，军委命令边区农具厂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十万颗手榴弹。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该厂工会主任狄德建却以“关心工人生活”为名，带头闹事，反对执行新规定，认为这是剥削工人劳动，煽动一些思想落后的工人罢工，指责上级主管部门欺骗工人，要求毛泽东、朱德出面做解释。时任留守兵团司令的贺龙闻讯勃然大怒，眼见军火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要求枪毙狄德建。这就是延安罢工潮中著名的“狄德建事件”。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罢工潮，尤其更加看重边区农具厂的罢工事件，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边区政权生存所必须而迫切的军工生产。主管工会工作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迅速派遣李颉伯和边区总工会生产部长章萍调查此事，这两位同志极为认真负责，他们进驻该厂工作48天，对全厂工人分层次、分先后地进行个人谈话，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判，终于揪出坏人狄德建，找出好人赵占魁。
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狄德建交由军法处法办。其他参与罢工的光华印刷厂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振华纸厂带头怠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被开除出厂。边区政府能够迅速平息工潮，从根本上看，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共产党对工人阶级一贯有着足够的关心、理解和爱护，即便有个别或些许地方可能考虑不到、照顾不周，也无法撼动大多数工人群众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信任基础、思想感情。正如邓发同志所说：
“我们这里讲民主自由，我们工人也有权利管理政权。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使人民大众有衣穿、有饭吃。我们职工一个月可以吃到二、三斤肉，每天一斤蔬菜，每月最少也可以领到几千元的工资（指边币），每年可穿三套新衣服，两三双鞋袜。我们工人在各方面都有了保证，我们不仅比大后方工人生活好，老实说，比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工人生活也要好一些”（杨忠虎，张用建，2016：261）。
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崔田夫也说过类似的话：
“中央印刷厂每天有一碗豆浆喝，三餐一汤一菜，每周两次馍，每月四斤半肉。每年单衣两套、棉衣一套、单鞋两双，去年又加发衬衣一套，凉鞋一双，毛巾三条，肥皂每月一块，使每个人领到的工资简直没有什么用了。外面的工人正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对照起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所以许多工友们都说，在世界战争中，这样好的生活，除了苏联，全世界也找不到。”（杨忠虎，张用建，2016：231）
然而，在当时，所有二战参战国为增加军火产量和产品数量，都增加了工时。这一增加工时的新规定本顺应时代潮流，但罢工者煽动者却企图以此为由挑动工人群众的反抗情绪。但因边区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较高，这种煽动未能成气候。即使是少数受蒙蔽的罢工者，经过耐心教育，也会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如边区被服厂的著名二流子工人马沛霖，反省后坦白道：“我自进厂以来，挂了一百多次病号，可是只有一次才是真病。”他表示悔过自新，请工友们帮助他、督促他（杨忠虎，张用建，2016：229）。
赵占魁的先进事迹被挖出来后，当年9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政府在边区农具厂隆重举行颁奖大会，奖励了赵占魁。当毛泽东看到报纸上报道赵占魁的这则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邓发，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1988b：591）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斯达汉诺夫，是一位苏联时期的著名劳动模范。他原是苏联顿巴斯煤矿的一名普通采煤工，后因制造了新的劳作方法而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故享誉苏联，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毛泽东站位高、立意远，目光深邃，他要的不是一般性的奖励，而是要树典型、树标兵，由此推动整个工作和事业发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又一次派人到农具厂总结赵占魁的先进事件。当年10月，边区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由此，报道宣传赵占魁的赵占魁运动（简称“赵运”）拉开大幕。在1943年11月和1944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两次劳动英雄、劳动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赵占魁分别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和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招待。尤为令人惊讶的是，1943年11月召开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赵占魁的画像竟然与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一同挂在大会主席台的帷幕上。就是这样，赵占魁迈步走上了边区劳动模范的最高处，气宇轩昂地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首位先进代表、杰出模范。
三
“暗靶”逻辑赋能典型人物的
内容生产和呈现表达
前文所述的陕甘宁边区背景、时代特征及赵占魁所工作的边区工业生态环境等，对于破解和阐释本文主题都是必要的铺垫。
穆青大约是1942年6月到达延安，同年8月分配到《解放日报》。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采访赵占魁，为了真正认识赵占魁，穆青和另一名记者张铁夫一道深入生活、驻访农具厂20余天，同张占魁睡在一个窑洞里的一个炕头上，一起拉家常、聊人生。从9月7日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穆青等人采写的三篇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赵占魁同志》《恭喜赵占魁同志》等。9月11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以这样大的报纸版面和宣传力度，介绍一个普通工人事迹，这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上和中国工运宣传史上，还是头一次。可以肯定地说，穆青等人的宣传报道对于人们认识典型、了解标兵以及促使“赵运”的发动、展开，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
从典型人物的报道来看，穆青等人写的赵占魁系列通讯影响大、效果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成功案例。后来不少研究者都发现，赵占魁是在斗争中显现出来的，确切地说是在先进工人与后进工人的斗争中产生的。显然，赵占魁是先进工人的好典型，而后进工人的坏典型则是狄德建及其他坏分子；有意思的是，坏典型狄德建在先，好典型赵占魁在后。他们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倘若没有坏典型狄德建冒出，也就没有好典型赵占魁降临。虽然在穆青等人的报道中没有延安罢工潮的记录，也没有狄德建和其他坏分子的名字出现，但是，坏典型事件却是如影随形般在正面报道中若隐若现、或明或暗地表现。譬如，穆青等人的开篇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开头就借人发话，说：“有些善于自我吹嘘的人，虽然他自己是那样的空虚，他能把自己装饰得很圆满，甚至他说得使人家把他的很瘦的身体当成一个大胖子。”这个被讥讽的人很可能就是与赵占魁同一个厂里工作的坏典型狄德建。穆青等人通讯中描写的赵占魁的许多优良品质，都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的依据正是针对那些坏分子的不良德行。例如，他们非常正面地写了赵占魁对党和政府怀有满腔感恩的朴素情怀，写了赵占魁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工人阶级基本操守，写了赵占魁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写了赵占魁坚守工作岗位、勇于同违纪行为斗争的忠诚德行，等等。这些事迹一旦报道出来，那些曾经参与怠工罢工的少数落后分子就应该清楚这个报道指向的对象究竟是谁。赵占魁优秀事迹的报道，绝不会是单纯的好人好事集纳，而是为了帮助当时边区工人明辨是非，认清形势，坚持而坚定地站在正确一边。
用好典型批评和斥责坏典型，《解放日报》的社论比通讯来得更加直接和鲜明。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中指出，赵占魁“和那些只图高额工资、要求优厚待遇而不安心工作、不努力工作的懒汉，是完全不同的。”社论还指出，赵占魁“从来不计较个人待遇与得失，专心一意，克己奉公。这种态度和那些只图眼前私利只顾个人需要，力图增加工资，不顾工厂是否可能，甚至与工厂对立，任意浪费资材，采取怠工行为，破坏生产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也最痛恨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就在他领导下的工作部门，曾有个别懒汉，因要求过高的待遇而不遂，竟企图怠工要挟，他坚决起来和他们斗争，不仅没有影响熔炉的工作，而且制止了懒汉怠工的行为。”社论最后指出，
“赵占魁在执行生产任务上、爱护革命财产上，照顾工厂生产上、关心群众利益上、遵守劳动纪律上、团结全厂职工上、热心公益事业上，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精神，实在都是我们边区公营工厂工人的模范。在他的工作作风中，所一贯表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也正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地区公营工厂工人所应有的新的劳动态度。”（杨忠虎，张用建，2016：98-99）
这篇社论，或多或少地透露了一些延安罢工潮信息，透露了一些罢工产生原因即过高的工资诉求、过分浪费工厂资材的怠工行为和懒汉作风。这又印证了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好的、正确的、真善美的典型，总是在同坏的、错误的、假恶丑的典型斗争中确立和映照出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穆青非常清楚，正面的赵占魁的出现，是由于负面的狄德建而产生的，故在通讯报道中，无论是事实的选择，还是报道的角度，作为明处的赵占魁所有事迹，都是有的放矢，直接冲着暗里的狄德建而去的；狄德建实际上充当了被击打的暗靶，这样才能逻辑地将卑劣龌龊的狄德建以反衬出高尚伟岸的赵占魁。可以公开宣传的正面人物，必然配属无法公开或不能公开的负面人物，二者之间就能形成充满激情的矛盾张力和富有情感的快意表达，从而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对象感。所谓指向性，是指典型人物身上特有的时代精神特征和突出问题意识；所谓对象感，是指典型人物的优秀事迹能够激起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心中涟漪和观念共情。指向性愈强，对象感愈强，典型人物报道的反响就愈大，其产生共鸣共情共享的效能也就愈强。故此，穆青等人的赵占魁报道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深刻揭示和体现了典型人物报道中隐秘的“暗靶”逻辑。
穆青晚年曾说过：“我一生有两件最难忘的事，一是延安时期报道过赵占魁，对掀起我党历史上开展的赵占魁运动起到推动作用。建国后，赵占魁曾担任过西北总工会副主席等职。二是解放后多次深入兰考，采写了焦裕禄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王光荣，2001）穆青认为，他这一生采写的典型人物报道中，最成功的是两个人即赵占魁和焦裕禄。我们发现，这两人的报道之所以成功，恰恰正是由于穆青等人都非常出色地运用了典型人物报道中的“暗靶”逻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赵占魁的报道中的暗靶指向是狄德建与其他坏分子的话，前面已经详述，那么，焦裕禄报道中的暗靶对象又是谁？
焦裕禄事迹发生的空间是河南，其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困难时期，河南是重灾区，尤其是河南信阳地区发生了大批饿死人事件。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被抓捕判刑，信阳地区所辖的十几个县的几十位县级干部，抓的抓、撤的撤、捕的捕、判的判，几乎一网打尽。毋庸讳言，当时的信阳地区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受到极大伤害，干群关系普遍紧张。出生于河南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当然知情，而且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为此痛心疾首、心急如焚。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抽打着、鞭策着穆青，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县委书记，让河南人民、全国人民看看，尽管信阳地区出了少数变坏的县级领导干部，但我们党还有一些没有变质的优秀县级干部。他后来正是在兰考找到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就是要用焦裕禄的崇高品质和感人事迹去鞭挞和谴责那些暗靶对象，即已经变质的县级领导干部。后来的实践证明，穆青把曾经在延安时期报道赵占魁的暗靶逻辑之采写经验，再次成功运用到焦裕禄事迹的报道之中。例如，焦裕禄那种“心中装着全体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伟大情怀，让路宪文之流的变质领导干部无地自容。当然，犹如狄德建没有出现在赵占魁报道中一样，路宪文之流也是“暗靶”，决不可能公开出现在焦裕禄报道当中。
由此可见，虽然作为典型人物的赵占魁和焦裕禄，源自不同时代，且年代相差二十余年之久，但他们的产生却缘于同一思想观念赋能下的“暗靶”逻辑。必须强调指出，这一“暗靶”逻辑的理论基础是深植于辩证唯物论及其矛盾分析法的沃土之中。按照辩证唯物论学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特别要说明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比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力学中的作用与反作用力、物理学中的阳电和阴电等。倘若把这些矛盾的普遍性法则应用到新闻实践的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之中，就会发现，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确是奇妙而真实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的空间维度里，他们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作为己方存在的前提；对方不存在了，那己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反之亦然。更具体地说，没有坏的狄德建，也就没有好的赵占魁；没有路宪文之流的变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没有崇高伟大的焦裕禄。这就是“暗靶”逻辑的哲学基础。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1991：304）
四
结论
抓住典型，带动一般，进而推动全部工作和整个事业的向前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有效工作方法，也形成了党优良的工作传统和工作作风。在党的新闻传播史上，我们曾经报道和树立了成百上千的典型人物。仅穆青报道和树立的典型人物就有十余位，而赵占魁、焦裕禄只不过是其中最杰出、最卓越的两位罢了。虽然现在已经发表的关于典型人物报道的论著数不胜数、仁智各见，但探索无止境，进取不停步。本文以“暗靶”逻辑为新尝试，试图以新的视角作出新的阐释，从而提升我们对典型人物发现与报道研究的规律性认识，使典型人物的现实功能更加牢靠坚固、命运长久。
犹如社会学研究中有强连接与弱连接一样，“暗靶”逻辑也存在着强暗靶与弱暗靶的不同差异，以此观察我们曾经形塑过的许多典型人物，便会发现其中不少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和旨趣。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6期。
本期执编/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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