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收音机里随着哀乐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当时在陕西省外事办工作的高智感觉像天塌下来了，下班回到家，喝了一夜的酒。接下来，他向组织要求去北京参加悼念活动，结果没被同意。
他要自费去，也未被许可。“我当时呆了，傻了，悲痛得泣不成声，几天不思饮食，直到13日，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于翌日晚上8时半乘飞机到了北京”。
高智和主席有一层特殊的关系。高智1928年10月29日出生在陕西葭县(现为佳县)，16岁考进绥德师范、同年入党，17岁被选派到杨家岭中央机要科、19岁随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过黄河、到西柏坡。
高智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毛主席在1947年转战陕北时，给佳县县委的题词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新中国建立后，他在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搞会议服务工作。1952年至1962年的十年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高智曾在回忆文章里，讲述过受主席委派、下去调查的事情。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六十七岁生辰，叶子龙、汪东兴、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封耀松和高智七人，同主席一起吃饭。
高智还记得，当时一个荤菜和两个素菜，一盘辣子、一个汤，主食是米饭，厨师李锡吾特地擀了面条。在饭桌上，主席和大家亲切交谈。席间，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就会空虚。”
接着，主席又说道：“现在，咱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的向群众学习。不然，老在屋里看文件是会死人的。”
然后，毛主席睁大眼睛，把大伙儿扫了一遍，提高声音问：“你们谁愿意下去？”
高智紧坐在毛主席的右边，就向主席报名说：“我愿意下去。”
“好！”毛主席伸出大姆指，接着又问：“你们谁还愿意下去？”
“我愿意！”“我愿意！”“我也愿意！”……大家着一个个争着报了名。毛主席精神大振，高兴地说道：“好！你们明天就下去！”
第二天清早七时许，主席按电铃，把高智叫了过去，给了他一封信、让他交给汪东兴。高智接过一看，原来是主席连夜给几个准备下去的人写的，要让他们去河南的信阳专区。
很多人都知道，在1959-1960年，河南遭遇大旱灾，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尤其是信阳，1960年前后出现了饿死人的严重情况。1961年1月15日，高智他们临行前，主席再次约见了他们，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看看那里的生产和生活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当时，下乡的同志，除那天和主席一起吃饭的七人中、除汪东兴以外的六人，机要室和警卫局又抽出局、处干部四人，共十人。高智他们调查后，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毛主席做了反映。主席根据他们的调查，调整了政策、纠正了一些基层干部的“极左”做法。
后来，中央精简机构，主席带头裁减身边工作人员。1962年4月19日，毛主席征求高智的意见时，他响应主席号召、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表示愿意回陕西老家。
主席去世后，高智像是得了一场大病，身体极度虚弱、心里也空荡荡的，总觉得自己当年不该离开毛主席。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就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希望去看守毛主席纪念堂，但没有得到回音。
2016年9月9日，高智在陕西西安病逝。此去经年，愿前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