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这消息播出去的那一刻，“整个中国都哭了”、“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悲痛中，播音员播报《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时，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
当时播音现场的总指挥是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他后来回忆起这个“九九事故”时说：当时的气氛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广东
从化107矿的邓姓老矿工清晰地记得：1976年9月8日为当年的中秋节。21时多，正当大伙品尝着香茗美食赏月时，突然一长条状的黑云掠过月面。刹那间，月光消逝，天地陷入黑暗之中。第二天就传来了主席逝世的消息。
“当时所有的人一听消息马上都哭了”，然后自发在家里为主席建了小灵堂，“用黑布把毛主席像围起来，然后把‘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放在他的相框前。第二天大家都去矿厂，到山后找松树枝和柏树枝编织成花圈，还写横幅，给毛主席在厂里搞了一个大的灵堂”，“毛主席去世以后的十多天，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了，就埋头干活”。
辽宁
营口的一个知青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当时听了（主席去世的消息）真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暗淡下来。我和弟弟立刻回到大院，这时大院里已经是哭声一片，大人孩子个个如此……”
他说：“我相信那种感情绝对是真实的。刚进院，邻居大姐就给我和弟弟一人戴上一块黑纱，我看到她的眼睛都哭红了。”
山东
时任济南北园公社的青年民兵连长、毛主席曾在田间和他亲切握手的李树勋回忆说：“（广播里播送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时）黄河大水漫滩，北园公社的党政干部和青年民兵都在一线救灾，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北园公社为纪念主席视察北园，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而敬建的主席塑像前的广场，是当时举行主席悼念仪式的现场，“我们也从救灾现场赶回来悼念，现场有三四千人，当时下着大雨，听着哀乐，每个人都在痛哭，浑然不顾全身被淋湿。”
回忆起当年的哀悼场景，当年27岁的北园黄台居民魏崇国说，“印象太深刻了，毛主席去世时，大家一见面都是哭”。
贵州
来自水电九局、下乡在贵阳市修文县六桶乡的知青，许弟柏回忆说：（主席去世后，公社把几个“小知识分子"请去、准备为主席设置灵堂）“我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公社办公室主任就一直陪在我的身边，他的表情严肃深沉。不大一会我就发现，每当有人进来请示工作，一提到毛主席，他的眼角就会挂着晶莹的泪花，说话的语气也特别低沉，并带有明显的抽泣声。
- “中午，我们都吃饭去了，他没有去，一个人坐在墙角，用竹条在编着什么。傍晚，当我完成任务正准备离开时，他却拉住了我的手，含着泪花对我说：你写的字比我好看，请你帮我写一幅挽联吧，我们一家人要为毛主席他老人家送一个花圈。
“讶！这时我才注意到，在办公室的墙角放着一个已经做好的白色小花圈，虽然花圈并不特别好看，可那是他含着泪水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做成的。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恭恭敬敬给他制作的花圈上书写了一副挽联。
“晚上，当我独自一人走在返回知青点的小路上时，心里一直在回想着刚才的一幕。这就是一个朴实农民的信仰，他们的感情发自于肺腑，他们对领袖和祖国的热爱之心，天地可鉴。”
云南
红河州弥勒的一个田间地头。“右派分子”孙梓川把一束水稻揪住，正准备割下时，广播里播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孙梓川握镰刀的手僵在了水稻旁，随后，他慢慢直起身来。
从划为右派那天起，他就为干了这么多年革命、还被划为右派而感到委屈，只是他一直压抑着，不让委屈表现出来。而这一刻，他积攒多年的委屈爆发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主席的音容笑貌，想起了在主席带领下干革命的岁月。
“我虽然被划为右派，受了委屈，但主席毕竟是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领袖啊！”想着想着，孙梓川鼻子一阵发酸，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淌过脸颊，滴在大地上。随后，孙梓川就蹲在稻田里，像个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山西
被下放到长治市嶂头村的女作家丁玲听见有人大声喊她快打开收音机，她急忙打开，听到了“继承毛主席遗志”这句话。一下子她什么都明白了，哇的一声哭倒在床上。
“曾经希望有一天因为我改造得较好，能博得主席对我的原谅……主席逝世了，我永远听不到他对我的宽恕了！”
江苏
南京下关的王朝柱家，9月9日是大儿子结婚的日子。下午4点钟，接新娘的队伍正要出发，忽然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了哀乐。于是，喜事停办，大门上的红喜字、红对联被揭了下来。
大家抱头痛哭，“那几天，我们一辈子加起来，也没流过那么多泪水”。
其他省份……
当时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傅学正，曾谈到自己逐一通知首长们主席去世消息时的情况：
- 兰州军区刘志坚政委，“猛地站起来，流着泪不停地在客厅里走步……”；
谭政，“一下子斜卧在沙发上，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我吓坏了，赶紧喊医生、叫秘书。医生跑过来，给他吸氧气、吃药。大约过了20分钟，他醒过来，要我把电报念完。老人家不停地叹气、流泪……”
当傅学正逐一向首长通知完以后，被司机发现了异常，见他去一家哭一家，就问出了什么大事？傅说按保密规定，“你不该问、我也不该说”，可又一想，马上就要到下午4点、全国就要广播了，傅就告诉了司机。司机一听，啊的一声就哭了。哭得无法开车，他们就把车停在路旁，调整了半个小时的情绪。
10日晚，主席的遗体从中南海住处移出，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灵堂内，从9月11日开始，接受吊唁和瞻仰。
其间，到17日、共安排和接受30多万人吊唁。新华社记者有报道说，吊唁人群在毛主席的遗体前，一步一呼“主席呀毛主席”，泪水沾满衣襟、久久不忍离去。更有群众跪在地下一个劲的磕头，地上一滩鲜血。有的群众指天痛骂：“老天爷，你瞎了眼了吗？！毛主席不在了，我们活的有啥意思啊？！”
浩然记述：“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
被打倒后刚出来工作一年多的罗瑞卿坐着轮椅，痛哭不止，非要站起来鞠躬。傅学正和罗瑞卿的儿子架着他站了起来，他“连续向毛主席鞠躬五六次之多”。然后，他大声喊道：“娇娇（李敏）在哪里？娇娇在哪里？”他以为毛主席的儿女们都披麻戴孝守灵呢。
当时的《人民日报》曾逐日公布给毛主席守灵的名单，375名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制定的守灵名单中没有他们。
许世友当时就非常恼火，曾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给主席守灵？”
上图是1976年9月14日参与给主席守灵的名单，共有117人。当时，希望有机会给主席守灵的人实在太多了。“百战将星”、开国中将方强，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肝胆欲裂，他是少数有机会为毛主席守灵的将军之一。
后来到了晚年时，老将军听闻有人谈起主席就会动容，百岁时、回忆起和毛主席的过往，更是恸哭不已。事实上，许多老同志回忆起主席，都有和方将军一样的境遇。
伍修权说：“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
治丧委员会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保健组，由30多位大夫和护士组成。第一天来吊唁的是主要是各领导人，其中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吊唁后由于心情激动而引发严重不适，接受了治疗。
12日，随着吊唁人数的增多，老弱病人现场情绪激动而出现休克等意外情况的情况多有发生。据当年《卫生保健简报》记载：“9月12日参加吊唁的群众队伍中发病的有2450人。”
北京。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念了悼词，有亲历者描述：“大约讲到三分之二处时，也许是过度悲伤，也许是过度劳累，华国锋身体向前一歪差一点失去了平衡，勉强坚持将悼词念完。”
主席一生心中都装着普通百姓、劳动人民。他以劳动人民的痛苦为痛苦，以劳动人民的欢乐为欢乐，以劳动人民的愤怒为愤怒，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富强，英勇奋斗了一生，劳动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
9月18日的追掉会现场，突发情况非常严重，医疗组赶紧安排了大量的人力，把地毯、被子、塑料布等铺在地上让病人休息，并采用针灸、西药等多种办法，就地抢救了大量病人。
当日的简报上，有这样的内容：“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共诊治20126人，其中巡诊4449人。主要疾病有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其他一般发病16829人。”
“国学大师”冯友兰当年曾有挽诗一首讲述追掉会的情景：
-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之后，冯友兰更有挽诗云：
-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