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新《唐书》所载韩愈驱鳄鱼事，人多沿袭之，默认之。然早已有不以为然者，如宋释契嵩即谓：“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1]363
释契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韩愈若果真如此作为，则显然荒诞而不合情理。
而近一个世纪以来，诸家对所谓韩愈逐鳄鱼事过分恶评。如胡适谓：“他在潮州任内，还造出作文祭鳄鱼，鳄鱼为他远徙六十里的神语，这更可鄙了。”[2]304
吴世昌谓：“既然说到韩愈在潮州的情况，自然令人想到那篇著名的《祭鳄鱼文》。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无聊之极。”[3]
郭朋说：“堂堂的一代大儒、朝廷命官，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当成谈判对象。要同他进行‘谈判’，已经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后那种‘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的劲头，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道学家韩愈，竟是如此的迂滞，如此的迷信，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呵！”[4]356
近来亦多有不批评韩愈，而从韩愈的思想认识、信仰、文化背景等角度评论韩愈《鳄鱼文》、驱鳄事者。他们肯定韩愈曾作文以祭祀或讨伐鳄鱼。[5]
只有王仲镛[6]与丘述尧[7]两先生指出，韩愈《鳄鱼文》乃游戏文字，不必认真对待所述祭鳄、驱鳄之事。与上述诸作者意见有别。
鄙见如下：
一、韩愈《鳄鱼文》确是一篇游戏文字
诸批评韩愈者之共同点，是皆充满审视古代典籍之严正感与崇尚科学之精神，此则无可非议也。
但遗憾者，多缺少审视韩愈著作之幽默感——他们不知，韩愈《鳄鱼文》乃此老之游戏文字，却误以为记实；当然也未重视旧、新《唐书》作者将张读《宣室志》所载神话传说撰入正史。
批评者遂多将史书“作文驱鳄”之陋笔归咎于韩愈，而攻击其“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自我造神”——此类作为，适可戏仿《红楼梦》林黛玉女士嘲笑贾宝玉滥评其姊妹之诗以讥之：“无端弄笔是何人？笃信退之《鲛鳄文》。不悔自家无见识，却将丑语诋他人！”[8]
王仲镛如此回应吴世昌对韩愈的批评：
据我们看，这篇《祭鳄鱼文》，不过是象柳宗元的《骂尸虫文》那样一类的游戏文章。他遣人致祭，先礼后兵，我们说他卖弄文才，故弄玄虚，倒还可以。韩愈自己未必想借它作为鼓吹自己诚可通神的宣传品。至于鳄鱼，既为民害，最后对付它的恐怕还是“强弓毒矢”起了作用，才迫使它“西徙六十里”。
既然为人民作了好事，总会产生种种传说，柳宗元不是也被传为做了罗池神吗？鳄鱼远徙的神话，必然也是这样造出来的。
著《新、旧唐书》的宋祁、刘昫，一则素称好怪，一则鉴裁不精，这是早有定评的。他们杂采传说，写出本传，却不能由此反过去坐实韩愈的造谣。
不然的话，编纂《韩集》的是韩愈的学生李汉，他一定是习闻师训的，在《韩集》中，他把《祭鳄鱼文》和《毛颖传》、《送穷文》之类的游戏文章放在一起，称之为“杂文”。而在“祭文”一类中，则连《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龙文》都收了。
可见韩愈本来并不把“祭鳄鱼”看成一回什么郑而重之的事，他又怎么还会借此来制造神话，欺世盗名呢？[6]
笔者按，这一段文字判断之正确者，是《鳄鱼文》乃游戏文章（亦称“游戏笔墨、游戏文字、游戏之作”），故编纂《韩集》之韩愈学生李汉，将《鳄鱼文》与《毛颖传》、《送穷文》之类游戏文章置于一处，称之为“杂文”[9]436。
以情揆之，此文应是韩愈莅任潮州刺史后，理事之暇自娱自乐之文。为可乱真，故作义正辞严，寓谐于庄，夸天子之威风，消刺史之块垒。
读者会心哂之可也，谓之多事可也，仿之戏作可也，一笑置之亦可也；以为确有其事而赞其行、惊其神固不可，以为确无其事而斥其谬、嗤其妄独可哉？不皆几乎牛心如堂·吉诃德者，指风车为敌方勇士，能无触碰而不头破血流乎？
一时为聪明所误而指谪嘲笑韩愈者如胡适等文人，令人欲引用其嘲骂之语“请君入瓮”：真是“拙劣可笑，无聊之极”，“竟是如此的迂滞，如此的迷信，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呵！”
载藉可见者，大凡学问“绝类离伦，优入圣域”之文人，必多有超凡之异趣，时或发为游戏文字，以抒雅怀，以寄逸致。故荀卿撰《赋篇》以伏隐语，扬雄赋《解嘲》以抒胸臆，枚乘设《七发》以振太子，陶潜拟桃源之境，活龙活现——而南阳刘子骥欣然规往，岂非痴哉？
韩愈戏撰讨鳄之文，人或赞其精诚通神，或嗤其夸诞诬枉，不皆妄也？必以韩愈《鳄鱼文》坐实其于潮州除鳄鱼之事，不几于以其《毛颖传》所载管城子老而见疏事责秦之少恩，而讥陶潜之虚构理想国桃源仙境，因误陷高尚士刘子骥之一命也哉？此必贻笑于大方也！
今补充王仲镛说：《韩集》中有《潮州祭神文五首》——祭太湖神三首，祭城隍神、界石神各一首——皆韩愈赴潮州刺史任后所作，是其认真恭敬之真祭神文。[9]316韩愈学生李汉于此中独不收《鳄鱼文》，证明其根本不以此篇为其师真祭神物之文也。
另外，王仲镛指新、旧《唐书》作者宋祁、刘昫“一则素称好怪，一则鉴裁不精”，固是。
由于旧、新《唐书》皆属官修正史，影响颇大，而大学者、大文学家苏轼又偏偏于《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扬韩愈“能驯鳄鱼之暴”、“约束鲛鳄如驱羊”，[10]509于是天下学人多不能不从风而靡，信之不疑矣。
然而毕竟事涉神怪，荒诞不经，故后来又有不信者。然其人不懂韩愈是在写文章开玩笑（所谓“游戏文字”），故不批评史家刘昫、宋祁与文学家苏轼妄发无稽之言，却批评《鳄鱼文》之作者韩愈，是与刘昫、宋祁、苏轼等人同为此老所卖也：他们未尝料能拚一死而谏迎佛骨之儒学大师，甫被免死贬责烟瘴之地，旋即现其狡黠风趣之一面（当然亦因诸人有好奇炫怪之病，此则旧文人之陋习也）。
即使如见识超人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者流亦未能免俗，其诗《送潮州吕使君》亦曰“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11]225——其人虽不好怪，然亦为韩愈狡狯之笔所惑矣。
然而王仲镛文谓“至于鳄鱼，既为民害，最后对付它的恐怕还是‘强弓毒矢’起了作用，才迫使它‘西徙六十里’。既然为人民作了好事，总会产生种种传说，柳宗元不是也被传为做了罗池神吗？鳄鱼远徙的神话，必然也是这样造出来的”，盖王君以为韩愈真有驱鳄之事。
殊不知《鳄鱼文》既为游戏文字，其所谓驱鳄事亦子虚乌有。王君实仍未彻底识破韩愈《鳄鱼文》狡狯之笔，等于未完全承认韩愈《鳄鱼文》为游戏文字，而无意中“坐实了”旧、新《唐书》韩愈本传之部分说法，遂弄巧成拙，欲益反损，与己文为韩愈辨白之主旨相龃龉矣。
韩愈到潮州之后，上表宪宗，称潮州环境恶劣，“飓风鳄鱼，患祸不测”[9]458：其语庄重而涉“鳄鱼”者，仅此而已。
且其学生、友人兼同僚皇甫湜，于韩愈死后所撰《韩愈神道碑序》中，语及韩愈在潮州事，亦不过“贬潮州刺史。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等语而已，[12]189并未提及其“彪炳史册”之“驱鳄”伟业，此又为《鳄鱼文》乃韩愈游戏文字之一证也。
故凡不知韩愈《鳄鱼文》为游戏文字，而以认真态度作长篇大论以分析者，率皆上此老之当，而其论亦难着边际也。
当然，游戏文字亦往往有为而发。如韩愈之《送穷文》，借送穷鬼，以抒己屡穷而不遭时之感。不然，韩愈一超凡智者，岂喃喃呢呢，与穷鬼争语，最后竟理屈词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延之上座”乎？[9]434
与此同者，韩愈《进学解》，亦不过游戏文字——“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而训之”，岂有如此无礼之狂生，先生言未既而笑于列者，谓“先生欺余哉”？且长篇大论，侃侃而谈，语涉揶揄，历数师短，至讥其妇子，必不然也。此不过韩愈借师生对话，以抒发自己虽不得重用，然亦心安理得之意，巧妙发泄未得高位之牢骚，又不得罪君王与宰相，而显示其高妙文才也（李汉列此文于“杂著”，杂著者，近于杂文也）。[9]186
又，丘述尧先生如此评《鳄鱼文》：
责鳄鱼“与刺史亢拒，争为雄长”，令“率其丑类南徙于海，以辟天子之命吏”，不听，“必尽杀乃已”……意在根据尊王攘夷思想，宣扬唐代天子威德，镇慑海蛮凶顽者和不安其份（不安溪潭）的人反侧为非之心，同时维护本身的尊严和安全。故曰：“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辟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是他治潮的策略寓言。
所以《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认为“词严义正，是一篇讨贼文。”“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它，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裂”。二吴虽也把此文看成祭文，却看出了文章精神。韩愈送刑部郑权节度岭南《序》：“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控制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杀之，尽根株痛斩乃止。”[7]
他说“二吴虽也把此文看成祭文”，意思是不赞同此文是祭文。又谓“此文又用祭文形式开头，人们就以为韩愈曾祭鳄，是祭文”，“人多以此文为韩公游戏之作。其门人李汉编《昌黎集》，亦以之与《送穷文》为一类，朱熹则编为杂文类”。
察丘君语意，似乎祭文就不是游戏之作，而杂文可以是游戏之作。张煜文亦谓：“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13]
窃以为，游戏文字与祭文、檄文等并非对立、对等关系，而可以是包容关系。从写作态度上分，文学作品有严肃与游戏文字两类，祭文、檄文既可以是前者，亦可以是后者。以实揆之，《鳄鱼文》盖为一篇以游戏笔墨写成之讨鳄檄文。
二、神话作品《宣室志》是旧、新《唐书·韩愈列传》之蓝本
有关韩愈驱鳄之文，非始于后晋刘昫《旧唐书·韩愈列传》。丘述尧先生文谓，首先宣扬此事者，是离韩愈时代很近的张读，唐宣宗大中时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生于韩愈死后十年。其外祖父牛僧儒，著有《玄怪录》。
张读之书《宣室志》中记韩愈事三则，丘先生皆概述之。按，笔者亦曾考察《宣室志》中此类文字，三则之中，与“驱鳄”有关之事二焉。今细绎之。其卷之四谓：
吏部侍郎韩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一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
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问民间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鸟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之。”
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为潮阳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也。[14]45
值得注意者，唐张读比韩愈晚生六十余年，约当皇甫湜卒年、韩愈死后十年；而皇甫湜仅比韩愈晚生九年，其人待韩愈如师友，又为同事（愈为吏部侍郎，湜为工部郎中）。
且张读《宣室志》即述仙鬼灵异故事之传奇小说（书名取李商隐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不问苍生问鬼神”笔意），皇甫湜说与张读说，孰者更为可靠，必有能辨之者。
皇甫湜《韩愈神道碑序》中“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张读却改为“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所改前二句自可通，不必细绎；后二句，皇甫湜谓“（潮州）遂生鲜鱼稻蟹，（韩愈之治）不暴民物”，张读却改作“鳄鱼稻蟹，不暴民物”。
若曰鳄鱼可暴民物，蟹可害稻，尚可通；然“暴民物”干“稻”何事？足见张读说之伪。皇甫湜《韩愈神道碑序》“鲜鱼稻蟹”，本说潮州物产，张读为证成己说，改“鲜鱼”为“鳄鱼”，谓为祸害，甚无谓也。
而后晋刘昫撰《旧唐书·韩愈列传》全用张读《宣室志》文，竟至不掩其迹：韩愈之游戏文字《鳄鱼文》本谓“恶溪之潭水（有鳄鱼）”，张读却谓“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刘昫《旧唐书·韩愈列传》亦谓“郡西湫水有鳄鱼”；韩愈之文本谓“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张读《宣室志》文却作“是夕，郡西有暴风雷……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而《旧唐书·韩愈列传》亦作“呪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是《旧唐书·韩愈列传》几乎全抄张读《宣室志》文，而撇开韩愈文“恶溪之潭水”“南徙于海”于不顾。[15]4203
《新唐书·韩愈列传》则袭刘昫旧传，作：“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16]5263则两《唐书·韩愈列传》之抄袭因循之迹，昭昭可知矣。
而复有可疑者：张读《宣室志》卷之五又有与韩愈、鳄鱼皆有关涉之另一事：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鳄，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
元和五年，一夕闻南山有雷震暴，声闻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洎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汗流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鳄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俱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
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名，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
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赤黑示之鳄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鳄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斗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14]67
此段文字与其书卷之四所记不同者：
一、其事发生地非潮州，乃泉州之南山；二、时间为元和五年，比史载元和十四年韩愈贬潮州早九年；三、无何人祭鳄鱼、鳄鱼迁徙之事，乃雷暴击碎石壁，砸死鳄鱼。
与当时为河南令之韩愈有关者，仅为有人从泉州传来石壁铭文，韩愈为辨识字迹而已。以情理言，此说似当为韩愈潮州驱鳄鱼事之原始版本。而因所述事不如其卷四所述韩愈“驱鳄”之事更为生动具体，首尾完具，且与韩愈自撰之《鳄鱼文》自然参合，故《旧唐书》作者刘昫弃此而取彼，《新唐书》作者宋祁亦乐享刘昫之成，皆在情理之中也。
《宣室志》卷二所言韩愈之第三事，丘述尧先生并与前二事总括为：
另一则谓韩愈病死，是奉天帝命，随神人去征讨骋悖肆奸、觊觎中原的威梓国。综观这三则记载，很明显是神化韩愈。其书诸多怪异，与其外祖父牛僧儒《玄怪录》同一性质。[7]
则《旧唐书》作者刘昫作《韩愈列传》取材失当，误用荒诞不经之书，自不待言矣。
如此说来，韩愈之后，终唐之末，文献资料中无任何韩愈除潮州鳄鱼事之可靠证据。换言之，史家所记韩愈除鳄鱼之事，纯系杜撰；谓韩愈自作文章记其事，以神话自己，更是子虚乌有，冤哉枉也。
三、结语
推其事，完全有可能如此：韩愈知南方有鳄鱼之害，而适值其任潮州刺史，遂心血来潮，偶生灵感，而戏撰讨鳄之文，以增刺史之威、安反侧之心，与他戏撰《毛颖传》《送穷文》以消胸中块垒为同一类事。
不料韩愈既身为名人，潮州又适有鳄鱼为害，好事者遂杜撰韩愈驱鳄事，而援韩愈所撰游戏之虚文以为其驱鳄事之实证。原史家之本心，盖欲美化韩愈，而殊未料其所述之事荒诞不经，反成丑化韩愈之败笔。
若韩文忠公泉下有知，见己游戏之文反成身后玷污自己操守之“确证”，能无太息痛恨于张读、刘昫、宋祁、苏轼之笔乎？新、旧《唐书·韩愈列传》、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昭然如此，则吾恐韩文忠公若泉下有灵，必如芒刺在背，而不遑宁息也！
原其终始，韩愈戏撰《鳄鱼文》，因其文高而可乱真，遂为文人、史家所误解，适成病己、毁己之口实，几为百口莫辩之不白冤，不亦悲乎？然而我辈亦大可不必为韩愈惋惜，以为其翻不如不为此文。
愚以为，此文自有此文之妙：无此文则韩集固不必有阙，有此文则韩集增趣。且孟子不云乎：“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17]320
韩愈在哲学、文学方面之影响，千秋耿耿而在于中华文化史册。纵使因史家、文人固陋之见、拙劣之笔，其传遂成不实之文、不信之史，而滋生误解，然事实终将大白于天下，新、旧《唐书·韩愈列传》妄加于韩愈之诬枉辞，可以休矣；胡适等现当代学人因此而误评韩愈者，其言论亦必因学术研究之深入，而为过眼云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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