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央对军队干部离休待遇出台明确标准，凡中将以上军衔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这样一来，无论曾经是否担任过大军区级正职的中将，最终离休待遇是一致的。但也有个别人例外，如冼恒汉。
很多人对冼恒汉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他在开国中将里名气不大，原因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在他革命几十年中，自1936年扎根大西北，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
新中国成立后，他早早被提拔为兰州军区政委，一干就是22年。这样的记录，在其他军区少有。大运动初期，因地方受到冲击，工作陷入瘫痪状态，军队参与三支两军，冼恒汉被任命为甘肃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当时，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主要负责军区工作，冼恒汉主要负责地方工作。对于地方支左，他很犹豫，不好决定支持谁舍谁。三大群众组织，最终选择支持“红三司”，这个组织大部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
三大群众组织不容易统一意见，有些抵触情绪很大，一直进行调解工作，哪里需要解决问题就随叫随到。好几次都失眠，吃了安眠药刚要入睡，电话就来了，放下电话，马上就走，一点也不敢马虎。此后，为复工复产作出努力，自认为在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十年期间，大多数支左干部，工作踏实，态度努力，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能不承认，在运动中，自己也犯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许多大话，过头话，树了一个假典型，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影响很不好。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这似乎有些教条和僵化，但我们不可能摆脱当时历史的局限性来谈问题。
1977年，导致他被免职的导火索是铁路问题，6月中央解决甘肃问题时，并没有把他和“四人帮”拉到一起。
当时，只是免去他的职务，但告诉他会重新分配工作给他，从此留在北京招待所居住，一住就是5年多，始终没有音信。
1982年，工作没有等到，等到让他回甘肃解决之前的问题。以为就是配合了解一些情况，没想到与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行动受到限制，而且受到批斗。太过于激动，导致心梗入院一年。
1983年出院后，被通知退出现役，按照地、师待遇交给地方安置。言外之意，就是军队不管理，地方负责他的生活。
一年半后，总政又电话通知他，按照上级指示，改变以前对他的处理决定，按照正军职离休待遇安置。也没有提一句自己到底犯什么错误，以及为何改变原先的决定等，使得他百思不解，写里无数的申诉，都如石沉大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