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发生了一件说小不小，说大却也不大的事件，然而这件事却引发了极为可怕的后续反应。
在当时，苏联有个名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作家，写信给斯大林讲述了骇人听闻的情景：在他老家维申斯克省，当地政府人员将许多平民赶出屋外，即便太阳落山也不准他们进屋。
要知道，维申斯克省位于北高加索，彼时气温动辄零下二三十度，根本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一些抱着孩子的母亲在屋外苦苦求饶，街坊邻居虽然怜悯，可也不敢伸出援手，生怕自己也被拖下水。
命令是由莫斯科钦点的“钦差大臣”奥夫钦尼科夫下达的，用以惩罚那些在集体农庄粮食收购计划中没能按时完成指标的农民。
肖洛霍夫告知斯大林：据调查，有1090户集体农庄农民遭到惩罚，被冻死冻伤者不在少数。然而后者的处理办法非常耐人寻味。
斯大林立马表态：“有罪的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紧接着，奥夫钦尼科夫和其他几名相关负责人被撤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只是被免去了职务，并没遭受任何后续处罚。
与此同时，斯大林分两次共拨出12万普特（约1970吨）赈灾粮，极大缓解了当地糟糕的局势，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些不太正常了。
当局对北高加索乃至整个乌克兰地区都展开了一轮极为残酷的清洗，首当其冲的是库班地区，该地区有超过四成的共产党员被直接开除党籍，5000人被捕。
高层给这些人所扣的罪名也很令人费解——“叛徒”、“……已成为阶级敌人的代言人”，“反布尔什维克的行径触目惊心”。
这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干部草菅人命，不把基层民众当人看，事后却仅仅被免职而几乎没遭受任何实质性处罚；反倒是农民仅仅没把地种好，没能足量地上交粮食，集体农庄没按时完成上头分发下来的指标，这就成了“反革命”，这算哪门子道理？
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大，但事实上，这件事也不应当全是为他一个人的责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1928年发生的一个插曲，更是令原本就多疑的斯大林变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
原来在1927年底，苏联粮食收购量大幅降低，国内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于是在次年1月，斯大林亲赴西伯利亚地区视察，更是为了解决当地粮食收购困难的问题，这也是他身为最高领导人政治生涯的唯一一次“下乡”。
其间，斯大林大发雷霆，指责当地一些干部渎职：“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一些干部几乎住在富农家里，在富农家里吃喝，同富农和睦相处。”而富农为了个人利益，更是敢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篡改数据，蒙蔽中央，中饱私囊。
斯大林旋即下达命令，以高压手段从富农群体手中强制没收粮食，后来这种处置方式推行到了全国。
所谓“富农罪恶行径”在历史上存在争议，然而错是否真出在富农身上，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当时苏联高层局势的走向，注定了富农群体及它所在的耐普曼阶层要挨刀。
1927年底，有关苏联经济建设路线的相关讨论中，“布哈林主义”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呼声，这种局面对斯大林而言是十分不乐观的。
另一方面，伴随列宁“新经济政策”实施而形成的“耐普曼阶层”，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为苏联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20年代中后期，当局仍大量任用城市官僚、工厂管理人员和富农等，让他们管理生产发展。
然而，耐普曼阶层自带的“私有经济”的属性，也令斯大林如鲠在喉。
事实上，在用暴力手段彻底消灭耐普曼之前，苏联当局曾做过一些努力，试图消除该阶层在苏联社会中的影响力。在农村，当局尝试通过团结贫下中农，建立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盟以压制富农，从而巩固苏维埃政权。
然而，1928年初的西伯利亚之行令斯大林意识到，挡在最高层与农民之间的腐败官员，为了私利与富农媾和，直接宣告了这条思路的破产。恰恰是在1927年，苏联的外部环境突然迅速恶化，国内矛盾也日益凸显，这令苏联高层开始怀疑：内部是否出现了“敌人”，阴谋瓦解苏维埃政权？
因此，从性质上与无产阶级直接相悖的耐普曼，一下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此后，在斯大林的认识里，两个问题亟待解决：其一，布哈林“发展富裕农户经济”的提议应当被彻底否决——在他看来，集体农业是当下苏联的唯一出路；其二，耐普曼阶层应当被视为敌人，应该被消灭。
可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做解释：农民不好好耕地产粮食，是想要饿死工人，妥妥的“反革命”啊！那些公社干部、地方政府官员不舍得下狠手，用高压手段收购粮食，这可不是心慈手软，是在给“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庇护！
由此可见，斯大林所谓的“必将受到惩罚”的那些“有罪之人”，不是那些把百姓赶到冰天雪地里过夜，眼睁睁看着他们活活冻死的官员——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官员敢于跟“敌人”作斗争，反而有功；而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反倒成了有罪之人。
北高加索惨剧造成的后续反应还在持续发酵：此后每年，一旦某个地区在粮食收购问题上遇到困难，高层便会认为其中有“敌人”暗中作祟，处理手段通常会扩大化，动辄便会有成百上千的集体农庄干部沦为阶下囚。
最严重时，即便是由莫斯科指派的“钦差大臣”，若收不到粮食且不采取强制手段的，也会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敌人”、“叛徒”等，下场凄惨。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填饱肚子才是搞建设的第一步，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彼时的苏联却变得十分魔幻，令人无法理解。
笔者看来，这反倒非常符合俄国人的思考和行为逻辑。
“遇到困难，大棒横扫。困难变多，大棒加粗。”这是俄国人向来信奉的理念。别看苏联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整天研究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路线，当真碰到问题时，仍往往会“返璞归真”，以凌厉的手段，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
伟大的“十月革命”结束后，苏俄社会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相当一部分为旧俄社会的残余，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并不立场鲜明地排斥、反对新政权，而是倾向于弃暗投明或是持观望态度。然而，本该“团结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拱卫新生政权的苏俄高层，反而在1918年5月颁布了《关于“某色恐怖”》法令，将暴力手段合法化。
1923年2月，由契卡改组而来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更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提出了“肉体消灭”的概念，圈出了一部分社会阶层和群体，无论好坏善恶，只要成分划定残酷消灭，其中富农被提别点名。
只不过对于彼时的苏维埃政权而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新经济政策”的需求，使得富农所在的耐普曼阶层依旧具有利用价值，也使得他们没有像1923年那份“肉体消灭”名单中的其他群体一样早早消失。
对此，苏联高层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过错，反而理直气壮。
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声称：“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斗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9000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我们对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他将这种理论总结为“苏维埃的人道主义”，可即便如此，季诺维也夫仍被同僚们视为高层中的“人道主义者”。
由此可见，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老大哥”在两眼一抹黑，伸着双手向前探索的道路上究竟遭受着如何之大的压力，以至于走了如此之多的“非常规”道路。
老大哥用如此之多的血与泪，为后来者积攒下宝贵的参考经验，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就这一点上，我们还是难免感激一番。
最后我们说个非常有趣的题外话。
揭露问题，让场面变得十分难看的肖洛霍夫没有在日后遭到任何牵连，一直活到了1984年，满载荣誉地离开人世，只因他受到最高领导人宠信。
而其他仗义执言，敢为受到欺压的农民发声的人就没这种待遇了。
1932年底，哈尔科夫州一把手杰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当地的惨状，却被斯大林怒批：“你别想用编造出来的故事吓唬我！”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对方辞职去作家协会报道，“写故事给傻瓜读”。
1933年，乌克兰军区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也向斯大林汇报了同样的事，即便亚基尔在苏联高层的地位很高，还是不免遭斯大林怒怼别多管闲事：“管好军队的事就行了！”由此可见，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并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插几句嘴的。
结果，在农业问题上的粗暴处理导致苏联的基层经济一塌糊涂，急于实现工业化更是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问题出现时便不针对问题，反倒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此举也让苏联彻底错过了根治弊病的机会。
30年代乌克兰饥荒的发生只是这一复杂问题的具象化，而纵观整个历史，苏联也几乎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社会物资的富足。
换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斯大林急于实现工业化也并非简单的过错，毕竟彼时的苏联面临着新一轮战争的威胁，后来爆发的二战以及它的结果，也能证明斯大林想法的合理性，只是其中的一些做法或许过于粗暴，实在称不上合理。
其中的对与错，偏执与无奈，学界直至今日也众说不一，我们在此便不多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