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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刀锋转向了共产党。
那段时间，军统特务愈加严查国民党内潜伏的共产党员。
彼时，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部的特工杨应彬，正面临着暴露身份的危机。
他的同事很多都已经被安排撤离。
谁料，杨应彬不但没有撤离，反而向组织申请筹办婚礼。
杨应彬
生死攸关之际，他坚定表示，只有这样才能救自己......
“白皮红心”，隐蔽战斗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 两党关系极度紧张，国民党开始了内部严查。
一天，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突然召开全体人员大会。
在会上，他厉声恐吓道：“如果在这里发现共产党，我就把他拉出去枪毙，来个先斩后奏！”
只见人群中一张张泰然自若的脸庞，没有一人露出慌乱之色。
书记长又用刀子般的目光逡巡了几圈，才作罢接着开会。
然而在看不见的地方，参会人员杨应彬的手心已浸出冷汗。
等会议结束，他才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受国民党的心理战考验了。
当时，杨应彬潜入国民党张发奎部已三年多。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都犹如游走于刀尖，一晃神说不定就万劫不复。
其实，杨应彬最初革命，可以说离不开大教育家陶行知的铺路。
而成为特工，则因周恩来的运筹布局。
1921年，杨应彬出生在广东大埔县的贫民家庭。
拮据的经济条件只允许他读到高小。
若不是陶行知，或许他会做一个只知道秋收春种的农民，永远走不上革命的道路。
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这话一点不假。
当时，杨应彬所在学校正好在推广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得益于此，他能靠勤工俭学继续读书。
13岁那年的暑假，他大着胆子，与同学一起去上海，见到了陶行知，并成为其悉心教育的学生。
陶行知
第二年秋，杨应彬便在陶行知的山海工学团当起了小先生。
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左联”和抗日救亡。
只一年锻炼，其不仅成为工学团负责人，还光荣加入了共产党。
那时，杨应彬才15岁。
不过，年纪虽小，他却已然能肩负大任。
旋即抗战爆发，杨应彬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潜伏进张发奎部工作。
张发奎是国民党将领，但却一直反蒋。
大革命时期，他和共产党交情不错。
因此，“围剿”苏区时，其每次都找各种理由不参加。
那个时候，张发奎请老友郭沫若帮他找来些进步文化人，组建个搞政工的服务队。
周恩来认准张发奎是积极抗日的。
于是，从战略出发，他便借机安插了一个10人小支部进去。
杨应彬便是这特别支部的一员。
可想而知，这项隐蔽的工作是十分有风险的。
因而有个别成员并不安心留下。
对此，周恩来特地到武汉做思想工作。
他说：“我们欢迎青年人到延安，因为你追求革命嘛，但你们是共产党员，党指定到哪里就到哪里战斗。”
紧接着，他又讲，延安的小米也不多，去那里吃两三个月还是要回来，不如现在继续坚持做下去。
坚持，是周恩来向大家传达最多的要求。
皖南事变后，国共斗争形势危急。
南方局认为“大局不致破裂”，要求杨应彬等人“继续坚持下去”。
杨应彬坚守岗位，躲过一次次危机，却也差点儿就身亡命陨。
那是1941年夏。
杨应彬正在贵州国民党军校学习。
一天，他突然被学校的反共分子抓起来，昼夜审查。
邓公与杨应彬握手
原来是有同志给他写信。
信中“巴黎公社的穷孩子”、“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等字句刺激了反动派的嗅觉。
他们不停逼问其背后的共产党后台。
但杨应彬始终咬紧牙关，拒不承认。
丧心病狂的反动派查不出来，也不肯放过他。
当时，处死密令都已经下了。
好在一位区队队长惋惜杨应彬这个人才，才暂留了他几天。
就是这几天，杨应彬等到了生机。
在审查期间，杨应彬曾给潜伏在张发奎身边的女友郑黎亚求助。
当时，郑黎亚收到信后，立马就告诉了支部书记左洪涛。
左洪涛灵机一动想到个妙计。
张发奎
原来，张发奎还不知道下属杨应彬已经被关起来。
趁这个机会，左洪涛就跑去他面前夸耀杨应彬在军校表现优秀。
张发奎听闻后，觉得自己也很有面子。
他当即写了两封信给军校主任和杨应彬。
恰好，军校主任曾是张发奎部下。
当他看到信就傻眼了。
老领导在信中对杨应彬是大力夸赞，还叫自己多加爱护培养。
最终，审查的人也不敢得罪张发奎，立马将人释放。
只是，这回杨应彬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他的嫌疑却没有洗清，并且成为国民党特务的关注目标。
之后，杨应彬只能更加谨慎行事，如履薄冰。
但其好几次都差点露出马脚。
等到日本投降，他以为要功成身退时，周恩来又一次指示大家再坚持一下。
因为当时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很可能忍不住打破国内和平，发动内战。
他们留在国民党还有重要用处。
随后愈发紧张的国共关系印证了周恩来的看法。
但与此同时，潜伏在国民党的特支小队也愈发遭受怀疑。
为了避免损失，很多成员陆续被安排撤离张发奎部。
谁料，杨应彬不但没有撤离，反而向组织申请筹办婚礼。
密送情报，挽救千人
1945年底，杨应彬与女友郑黎亚的多年爱情修成正果。
两人于广州举办了一场“传奇婚礼”。
杨应彬婚礼
之所以是传奇，是因为到场的有多达二百名国民党高官将校。
就连张发奎也来做了证婚人。
婚礼上，张发奎送上祝贺并发表了动情的讲话，给足了杨应彬排面。
他另眼相待的“红人”，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因而婚礼过后，那些原本怀疑杨应彬的军统特务再也不吭声了。
显然，这一招麻痹敌人的妙计能成功，关键还是在于张发奎这个证婚人。
在举办婚礼之前，杨应彬和郑黎亚特意去邀请张发奎。
谁知，对方一上来，就抛出一个惊人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啊?你们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如果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
张发奎话音一转，又道：“就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因为这样呢，会一个做鳏夫或者做寡妇。”
张发奎
那时，杨应彬的身份传言闹得沸沸扬扬。
张发奎尽管向来器重这个得力下属，也难免心生怀疑。
这一问也是试探虚实。
杨应彬与女友闻言，心中暗惊，面不改色：“我们跟了你八年抗战，还不了解我们吗？我们都不是共产党。”
张发奎看他们半晌，说：“既然都不是，那你们就结婚吧。”
就这样，杨应彬又暂时打消了特务的怀疑，得以继续潜伏。
而就是这一次的坚持等待，让他为组织立下大功，挽救了两千多名骨干的性命。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中共签下“双十协定”，答应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
然而，蒋介石转身就给广东行营主任张发奎下令：“清剿”长江以南的抗日游击队。
当时东江纵队集中了两千多名骨干，准备从广东北撤至山东。
一行人根本不知，张发奎已计划趁此将他们一举消灭。
杨应彬夫妻
在这个紧要关头，张发奎部的特工只剩下书记左洪涛、杨应彬与妻子3人。
杨应彬身为作战参谋，恰巧接触到这情报。
其当下大骇，可眼下该如何及时地将信息传递给周恩来呢？
最终，他们想了个办法，请华商报的社长萨空帮忙，把情报带给主持香港工作的尹林平，再由他上报周恩来。
虽然经过层层相传，好在最终顺利地完成情报传递。
周恩来收到消息后，随即做了两件事。
一是直接向国民党表达抗议，二是将“清剿”计划透露给希望国共议和的美方与社会舆论界。
面对美国与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蒋介石再想动手，也不得不被迫放弃。
东江纵队完全撤退后，蒋介石也彻底撕下虚伪的面具。
一时间，内战爆发在即，军统开始疯狂搜捕秘密党员。
1946年秋，支部书记左洪涛也离开了隐蔽战线。
也就是说张发奎的司令部就只有杨应彬夫妻二人。
一年后，他们也决定撤离。
只是，如果非法走容易暴露风声，有被捕的风险。
若能合法离开当然最好，以后再回内地也比较好。
打定主意，杨应彬就告诉张发奎，要跟表叔到南洋去做生意。
张发奎却说：“你才20多岁，不是做生意的人。”
这显然是不肯放他走。
其实这个时候，张发奎能肯定杨应彬是有共产主义思想的。
但他还不确定，其就是共产党人。
即使如此，张发奎也选择不予深究。
毕竟他与共产党本无仇怨。
“皖南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也是唯一没有“通电反共”的高级将领。
杨应彬
更何况，杨应彬从16岁到26岁，整整十年，是他看着成长的一名得力下属。
其多少也有几分感情。
后来，杨应彬妻子郑黎亚快生第二个孩子了。
两人又借此请假，说要回郑黎亚的老家。
这一次，张发奎没有理由再拒绝。
随后，杨应彬夫妻便根据党的指示撤退到香港，一去不回。
蒋介石发现后，下令张发奎抓人。
他却以借假不归的名义通缉杨应彬。
而后，他派的人找到了杨应彬后，看一下就走了。
对于张发奎的通融，杨应彬一直感怀在心。
后来他死在香港，也是杨应彬向省委报告了后，积极协助他老婆将骨灰送到家乡安葬。
杨应彬夫妻安全撤离后，长达十年的潜伏生涯也终于告一段落。
不仅他二人，支部其余成员也无一人暴露身份。
这完全算得上共产党秘密斗争史上的一个传奇！
艰苦岁月，奋斗不止
1948年初，杨应彬在香港登船，一路摇摇晃晃，驶进十万大山。
彼时，十万大山所在的粤桂边地区正遭遇两广保安部队地疯狂“围剿”。
部队于夹缝中求生存。
脱离张发奎后，组织曾征求杨应彬的意见安排工作。
他直接说：“这样吧，组织上看哪里最困难、最需要人的就派我到哪里去。”
就这样，杨应彬被安排到十万大山和雷州半岛。
只是到了这里，他才知道究竟有多困难。
没有衣服，也没有吃住的地方，就连煮饭的锅都没有。
杨应彬经常就用冷水直接送生米下肚。
更别提药品和子弹了，一个人就四五颗子弹。
当时，杨应彬身上的子弹袋看上去鼓鼓的，其实装的都是树杆子。
而且，由于生活困难，缺少油盐，很多战士得了疮疮与夜盲症。
一到傍晚，他们就看不见路了。
饶是如此，杨应彬也认真履行好军事特派员的职责，积极协助部队开展武装斗争。
他成功接应了陈一林的起义部队，参加了攻打湛江、遂溪等战斗。
杨应彬夫妻
到1949年，粤桂边区解放。
他们粤桂边纵队也由几千人发展到2.5万人。
杨应彬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杨应彬一直留在广州工作。
其先后担任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土改委员会调研处处长、省委副秘书等职。
特别是在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期间。
他积极抓生产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为广东争取创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倾注了心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知道，杨应彬在搞革命之前，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
如果当年他没参加革命，后来也应当是教育界的一颗新星了。
也正因此，杨应彬曾大力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在广东率先推行成人高等和民办教育，让当时被迫终止学业的中青年得以回归教育。
与此同时，杨应彬还支持中山大学中文系办“刊授教育”。
此举使更多的人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这两项举措很快便在各地相继开展起来。
可以说是真正为老百姓为国家造福谋利，影响深远。
毕竟当时他也是因为一个“生活教育”的机会才得以继续学习。
知识改变命运，这一点杨应彬是深有体会。
吃水不忘挖井人，成功不忘感恩大众，这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的品质！
不仅如此，杨应彬还享有“岭南四大才子”的美誉。
多年以来，他笔耕砚田，创作不息。
其文章共计有130多万字，刊印30多万册，无疑留给我们丰富的语言财富。
2015年7月13日，杨应彬同志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
结语
杨应彬一生经历的确堪称传奇。
他跟随张发奎见证了广州对日受降，密送情报救下东纵2千骨干，参与解放粤桂边与接管广州，首个推行成人高考与“刊授教育”。
当然，最为人称奇的还是深入敌营十年，所在的战斗集体未曾叛变或暴露一人，堪为奇迹。
让我们向这位谍战英雄致敬！
参考资料：
杨应彬,王智春.杨应彬:“小先生”的革命历程[J].源流,2009(03):58-61.
老革命杨应彬的传奇人生：战时潜伏敌营10年.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