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正月二十六日，一条从杭州方向开来的轮船停靠在上海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二十二岁的王国维在他父亲王乃誉的陪同下沿水路从家乡浙江海宁向沪上而来。这位六年前考中秀才的年轻学子曾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但在随后的府试和科试中均未被录取而不得不考入非官方开办的杭州崇文书院。
王乃誉也是一位秀才，于金石书画均有小成，尤善山水。早年为溧阳县署幕僚，因父丧归家后在盐官镇开设洋杂货店经商度日，将读书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儿子王国维的身上。
王国维此来沪上是受浙江上虞人许家惺之邀，其时许氏就职于上海《时务报》书记一职，专司校对和抄写等工作，因故离职而向时务报馆总经理汪康年推荐了王国维前来接替。
据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书中转引张连科《王国维与罗振玉》的说法，初到上海的王国维对时务报馆仅给他发十二块钱的底薪而愤愤不平。
“时务报馆给他（王国维）安排的工作比较繁杂，都是一些校对、抄写和代理写信的事务性工作，薪水也比做同样工作的人低。祖父原本为了生计和学业，踌躇满志到上海，未想到工作和待遇不甚满意。虽有不悦，结果还是坚持了下来。”
2023年1月，王国维的孙女、王登明（王国维六子）之女王令之在上海档案馆公众号“档案春秋”发表《祖父静安先生与上海的记忆》的文章，为此事提供了来自于直系亲属的亲自讲述。
此前的王国维在老家做私人家庭塾师，刚刚经历过甲午海战失败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们已经开始公开讨论来自海外的新文化和新思想，这些来自遥远且陌生国度的新知毫无例外地也影响了王国维，他对新学十分向往，也期望能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上海这座离家不远且洋气十足的城市正在他寻找留洋渠道的最佳选择。
青年王国维也将在这里与他多年以后关联极深的几位重要人物生发出最初的交集，一位是梁启超，另一位则是与他一生深切相交的罗振玉。
没有文字记载王国维与梁启超在1898年初的上海是否有过见面和交谈，相比已经赢得巨大声名的梁启超来说，此刻的王国维还是个默默无闻且毫不起眼的年轻打工人，而梁启超正是他任职的时务报馆老板之一。
王国维进入时务报馆的时候，作为《时务报》创办人的梁启超已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这位晚清唯一一位支持维新派的地方大员正在湖南大刀阔斧地推动“变法开新”的改革。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受到皇帝的召见询以战守方略，“所奏甚合帝意，乃命宝箴督东征湘军转运”。《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屡为国事上疏，痛陈利害得失，希望变法图强”入主湖南，设立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创办《湘学报》，“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1896年创刊于上海的《时务报》是晚清维新派最重要的政论宣传阵地，在1895年底以仿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而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创办《强学报》昙花一现后，这份全新的以宣传新知、新政、新法为宗旨的维新派报纸受到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他甚至授意汪康年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与黄遵宪、梁启超一起成为这份报纸的共同发起人。
以汪康年总理发行和经营诸事、梁启超为笔政专司撰述的《时务报》如期在1896年的8月9日正式发行了创刊号第一册，梁启超在他的首篇政论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直指时事，论述“中国受侮数十年”的原因：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已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许知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中认为，该文章既是发刊词，也是创办哲学，它相信报馆正是贯通中国最有力的工具，与国家的强弱直接相关——“报馆愈多”，“其国愈强”。
《时务报》一扫晚清沉闷且腐朽的风气，或许是因为张之洞的支持而并未受到朝廷御史们的弹劾，且迅速影响波及全国，落第的广东举子梁启超也以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论述文章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也让梁启超陷入了巨大的繁忙之中。
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回忆了那段创业之初的艰苦岁月：“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繁重工作让梁启超的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而屡屡病倒。
一年后，时务报馆的经营也取得相应的成功，因而增聘了部分工作人员负责基础工作，其中就包括外文校对张让三和报馆书记许家惺。
也是在这一年，因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干涉，汪康年与梁启超爆发《时务报》的控制权之争，这已成为晚清一桩著名的公案。梁启超愤而于十月应陈宝箴之请赴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主笔的工作暂由另两位康门弟子徐勤和欧榘甲代为接任。
但由于与汪康年的争执尚未公开化，梁启超依然在长沙遥领《时务报》总主笔，亦继续为《时务报》撰稿。
1898年农历二月底，梁启超离开湖南回到上海，他原计划途径上海回新会为父亲庆祝五十岁寿辰，没想到他的父亲已经提前来到上海要陪他入京参加会试，他的弟弟康广仁随行，“为梁启超调护饮食，抓药治病”。
3个月后的6月11日，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正式启动维新变法行动，这场晚清最后一次思想启蒙和爱国救亡运动迅即以血腥的方式结束。六个月后的1898年9月28日，康广仁“以弟代兄罪”和参与变法的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变法的支持者光绪皇帝被囚，发起人康梁逃亡海外。
仍在时务报馆工作的王国维此时或许并未意识到这场变法运动给晚清帝国带来的深远影响，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并没有关于他对此更多的反应，只是“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而深感不平，这也为王国维日后的人生奠定了底色。
二十七年后的1925年，王国维与梁启超和陈宝箴之孙陈寅恪，以及被后人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共同就聘于刚刚成立的清华国学院，被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王国维虽然早年主动接受新学和西方改良主义的思想，但他在民国时期却是个彻底的保守派和保皇党，这也导致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选择以死明志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而将他的身后事托付给了官绅世家出身的陈寅恪。
而他在首次抵达沪上的一个月后，王国维也与他多年后的儿女亲家、一起被称为“甲骨四堂”的罗振玉在上海相遇。
“祖父到上海除了谋生计，更要紧的是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恰逢罗振玉先生和人合办的东文学社开学，经报馆经理汪康年及汪诒年同意，祖父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生活。”王令之的回忆文章说。
“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丰八、田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
两年后的1900年12月，王国维获得罗振玉的资助和两位日本教室的帮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终于实现了他出国留学的愿望。
次年农历四月，王国维因病归国，五月离沪返乡，先后在南通师范学校和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在此期间翻译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的著作，醉心于哲学研究，他最为著名的《人间词话》亦在此期间完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一起侨居日本潜心学问，研究方向也从哲学转变为经史和小学，并兼及金石与甲骨文，终成一代学人大师。
1898年亡命海外的梁启超在日本也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侨居生活，作为晚清改良派核心人物的代表，他将在此期间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爆发激烈的冲突，成为以他的老师康有为为首的海外保皇党中重要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