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党中央要召开工作会议，为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做准备。为此总政治部特意安排，廖汉生、黄新廷、秦基伟等将军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
对于海运仓招待所，廖汉生本不陌生，原来他在北京军区担任政委、党委第三书记期间，海运仓招待所是隶属于北京军区管辖的，他过去没少在这里主持军区开会，后来北京军区搬到了西山，海运仓招待所就移交给了总参谋部管理局。
虽然时间也不过过去才5年，但时移世易，往昔的一切历历在
目，人有些却已经不可得，廖汉生的心里也忍不住有些伤感。
廖汉生、秦基伟等一大批老将军之所以被安排回到北京，住进
招待所，完全是周总理嘱咐总政治部安排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2月底，周总理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两人谈到了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安排，毛主席则把这一工作交给了周总理。
事后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毛主席指示，并安排了工作：
“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据参与过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副主任田维新回忆，为落实老干部政策，周总理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一次开会时，周总理偶然问起了杨勇、廖汉生的情况。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廖汉生、杨勇先后回到了北京。
就在廖汉生住进海运仓招待所不久后，1973年11月28日，时任
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老战友宋时轮来探望，两人抗战时期搭过班子，宋时轮任八路军120师716团团长时，廖汉生任副团长。
见廖汉生仍然等待分配工作，宋时轮当即邀请他出任军事科学院任政委。
廖汉生是第一个被邀请的，却不是最后一个。（1974年宋时轮还邀请过张爱萍）
廖汉生已经五年没有参与工作，听到宋时轮邀请，自然很高兴：
“行，只要能干点工作就可以。”
宋时轮回去后将情况报告给叶剑英，军事科学院党委也研究了一个报告递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看后也批示同意，不久之后，廖汉生就出任了军事科学院政委。
不过，廖汉生在军事科学院履职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半，
因为不熟悉工作，他这一年半主要只是了解了一下工作性质。不久之后，廖汉生又接到中央指示，被安排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一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前夕，正值新春佳节期间，廖汉生与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的粟裕、院长宋时轮一起到叶剑英家里拜年。
也就是在闲聊之际，叶剑英对廖汉生说：
“你可能要去南京军区任职了。”
廖汉生之前就耳闻了一些对自己工作的安排，现在听到叶剑英也这样说，恐怕自己到南京军区工作的情况已经八九不离十。话又说回来，1975年这一年可以说是相当关键的一年，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更多，廖汉生多年之后，也在自己回忆录中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主席决定，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上任后，便同叶剑英一道，加大了对军队的整顿和精简整编。
廖汉生很清楚自己身上的担子的重要性。
1975年2月17日，廖汉生参加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期间，接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文：
“经毛主席批准，任命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廖汉生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
廖汉生立马站起来表示：
“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叶剑英专门接见了廖汉生，代表中央军委
对他赴南京军区工作给予指示。
“没事儿不要总是往上海跑。”
叶剑英几次叮嘱，话里话外得很含蓄，但廖汉生心里很清楚这些话的分量。
“你去了以后不要随意表态和急于表态。”
谈到军委对精简整编的设想时，叶剑英强调了一句。
“军队应当做到一旦打起仗来说走就能走；军一级干部的配备，除了配备军政一把手之外，可以配备一个副职随军行动，另外配两个副职，当战争来临时承担扩编部队的任务。”
一直到最后，叶剑英鼓励廖汉生：
“要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
接着，叶剑英又加重了语气说了一遍。
“大胆工作，中央支持你！”
离开之前，叶剑英特意嘱咐了一句：
“去南京军区之前向邓小平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报告，听取指示。”
不久之后，廖汉生专程去探望邓小平，邓小平谈的事情更加具体，并着重强调了华东地区几个省市，并嘱咐廖汉生：
“你过去是有‘角’的，有‘硬角’，你要保持这个，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同时你也要谨慎。”
一直到临别之前，廖汉生还分别去探望了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两位老帅都对他有着很高的期许，并勉励他干出更大的功绩。
军事科学院为廖汉生召开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就连因为身体原因不时常露面的粟裕也出席了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让廖汉生的心里十分动容。
与此同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二政委彭冲也都打长途到
北京，欢迎廖汉生到南京工作，并希望他能够尽快上任。
1975年2月28日上午，廖汉生一家飞抵南京，正式就任南京军区政委。
二
与丁盛、彭冲搭档，廖汉生的心情不错，几个人都有很深厚的交情。
当年，红28军与红六军团合编为八路军120是716团，宋时轮任团长、廖汉生任副团长，而丁盛则是担任二营党总支书记，只是后来三人才天各一方的分开了。廖汉生后来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期间，彭冲任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两人见面次数比较多。
1975年3月3日，南京军区为廖汉生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廖汉生也向南京军区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当众表态：
“听说过去有这家山头，那家山头，过去的事情我不管，从现在开始，谁的工作做好了就表扬，做不好就批评。我自己绝不搞什么‘廖家山头’！”
廖汉生一上任，便紧锣密鼓的投入到工作中，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落实老干部政策。
视察芜湖期间，廖汉生与当年的老战友，时任芜湖地委书记的王恩茂碰了一面，那是王恩茂的处境十分艰难，廖汉生看到后立即主持芜湖地区负责人开会，并在会上强调：
“无论如何该给王恩茂尊重，他是个老红军，对革命有过贡献。”
王恩茂后来给中央写了信，毛主席看到后，特意批示聂荣臻，将王恩茂就近分配在南京军区，王恩茂后来出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协助廖汉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不过，廖汉生赴任南京军区时，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的是张春桥，虽然张春桥那时已经调往中央工作，可仍然很关注南京军区的情况，这样一来也导致了很多问题。
初到南京时，廖汉生便发现，军区主要首长以及领导干部大多都在家里办公，文件也都是送到家里，一份文件的批示，往往要跑好几个来回，也因为首长们居住的地方不同，导致了办事效率很低。
对这一现象，廖汉生公开亮明了态度。
“我们身为军区首长，总在家里批文件、看电报是不行的，文电送到家里不利于保密，谁都有可能看到，首长们不见面也不便于交换意见。”
在一次办公会议上，廖汉生倡议：
“军区首长一律到机关来上班，有病的人可以住医院，不住医院的病号可以上半天班。不管有什么病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能看电报，无论如何不能把电报送到家里去。”
作为这一制度的倡议着，廖汉生带头执行，每天在早上8点到军区办公，下班时只差一分钟也绝不离开，凡是公事就只能在办公室里谈。
廖汉生还特别嘱咐司令部办公室：
“电报、文件一律不得往首长家里送，要看只能到办公室来看。”
另外，廖汉生在军区还建立了首长集中学习制度，除了外出、开会、看病等请假的以外，每个礼拜一、三、五，在家的军区首长一起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
军区首长以及机关大部分干部一见廖汉生都带头执行，也不好意思不来，在廖汉生努力下，首长集中办公制度建立了起来，军区的办事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不少。
不仅如此，廖汉生在南京军区任职期间，还几次下到一线部队视察。
在基层连队，廖汉生时常指着陪同的军、师、团一级干部，问战士们认不认识，廖汉生这一举动，也是在考察部队首长是否经常到一线部队视察，如果说战士们认识，则表明这个首长经常下连队，廖汉生就表扬，反之则批评。
廖汉生后来解释：
“我军现在没有军衔标志，穿的衣服都一样。一旦打起仗来，你下去指挥，你说你是军长、师长、团长，谁认识你呀？”
更重要的是，廖汉生到部队听取汇报，不允许部队领导干部念稿子，问什么答什么，并结合实际考察。
1975年9月，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病重住院后，军区基本的工作则由廖汉生全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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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廖汉生任南京军区政委不久后，原来的老部队第一军（廖汉生曾任第一纵队政委、第一军政委）也调赴浙江与20军对调，廖汉生认为，第一军原来是他的老部队，如今调到浙江隶属于南京军区，而自己刚来之前才在会上承诺了自己绝对不搞什么“山头”，这岂不是违背了承诺？
廖汉生几次向中央建议，提出新的对调方案，但都被驳回，叶帅也对他说：
“你不要顾虑这些，这是中央军委决定了的。”
即便如此，廖汉生仍然表示：
“那我保留意见。”
从此次调动上来看，中央确实是有着很深的考量，第一军作为一支具有悠久历史、战斗力强悍的老部队，南下浙江承担的是最繁重的任务，特别是上海、杭州等中国当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一旦开战，第一军就能快速到达上海、杭州这些重要的城市进行防御作战。
1975年冬，廖汉生组织了军区部队进行野营拉练，并重点对南京军区主力，驻扎在江苏的60军进行检验性演习。
到1985年，中央施行了精兵简政，11个军被撤销，而第一军与第60军以及坦克第10师、第181师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继续承担最艰巨的历史使命。
三
1976年6月底，廖汉生皮肤生了痱子，因为用苦瓜叶子擦身体，结果引起了皮肤中毒。到9月初，时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的彭冲给廖汉生打电话，告知毛主席病情加重的情况，廖汉生不等病情好转，立即飞奔回了南京军区。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都显得是那么不寻常。
丁盛、廖汉生、彭冲10月中接到中央命令到北京开会，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更是亲自嘱咐他们，要密切注意上海方向。
廖汉生当即就指出：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暴乱，可以利用临近冬季按惯例部队要进行野营拉练这一方式，把驻扎在江苏的第60军和驻扎在浙江的第1军分别向东拉。一旦有事就可以迅速进入上海。”
不过，叶剑英听了廖汉生建议后，再三考虑后还是摇了摇头：
“暂时不能动，一动就可能会打草惊蛇。”
应该说从廖汉生给中央的建议也可以看出，南京军区的重要性。
一直到过了几天以后，叶剑英才采纳了廖汉生的建议，将沪宁线上驻扎的第一军、第60军全都调到了上海周边进行野营拉练。当时军、师、团各级首长均在廖汉生指挥下，吃住都在指挥部，确保可以在关键时刻，部队能够随时拉出来执行任务。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廖汉生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廖汉生主抓南京军区工作，为部队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在廖汉生准备退休的时候，却又接到了中央新的任命。
1979年10月，王震、杨勇赴南京军区视察，杨勇透露给廖汉生一个消息：
“你可能要到沈阳军区工作了。”
廖汉生这年已经68岁，多年的征战工作让他身心很是疲惫，廖汉生考虑到自己到了沈阳军区后，干不了两年就70岁，到时候人都认不全就得退下来，不利于工作，于是特意写了份报告给中央。
然而在1980年1月，廖汉生还是接到了中央的命令，出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应该说调到沈阳军区后，廖汉生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当时沈阳军区承担着战备任务，下辖有6个野战军、3个省军区、2个守备区、1个警备区和1个要塞区，加上军区代管的海军、空军，合计兵力达到了83万。
从上任那天开始，廖汉生就又展开了马不停蹄的工作。
在视察了军区情况后，廖汉生发现，除了基层部队外，军区领导班子同样也有问题。准确的来说，和当初在南京军区时一个样，军区首长多数都在家办公，一些电报、文件只能交给秘书给各家传阅签字，不仅办事效率慢，而且保密性也很差。廖汉生也同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几次谈到了这一情况。
有一次，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廖汉生着重讲了这个问题，还和一旁坐着的军区副司令员谢振华开玩笑：
“你在家办公，批阅文件，谁知道文件上的圈是你画的，还是你家小孙子帮你画的。”
廖汉生与谢振华是老相识，大家坐在一起说说话，开开玩笑本无可厚非，但这件事情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却是发人深省的。
“过去军队老帅们，因为要适应毛主席等领导夜晚办公等习惯，所以在家办公。但我们这里时反侵略战争的重点地区，大家都在家办公，军队是要出问题的。为此，首长要坚持集体办公，不要脱离机关。”
廖汉生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军区一致首肯。
经过一系列整顿后，军区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也显著增强。
在完成了党和中央交付的任务后，廖汉生又主动向中央请求，退出一线领导岗位，让位给优秀的中青年干部。
1982年，廖汉生从沈阳军区的岗位下来，正式退居二线。
尽管如此，廖汉生依然关心着国家建设，并多次赴全国各地视察，还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直到1993年，已经年过八旬的廖汉生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下来，正式过上了退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