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有幸被《西藏旅游》杂志选中，刊登在2024年6月号上，名字改为探秘吉如拉康。
对喜欢西藏历史的人来说，山南是一个宝藏级别的存在。
这里隐藏着太多年深久远的历史痕迹，它有吐蕃第一座宫殿建筑、历代赞普的埋骨之地，以及第一座三宝俱全的寺院。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山南还珍藏着很多不为人所知，但充满了历史沉淀的“小地方”。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吉如拉康，它建成于吐蕃王朝第五代赞普赤德祖赞时期（公元704年~755年），距今足足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最令人神往的是寺内有一尊塑像，据说是金城公主的玉容，我们这次寻访吉如拉康将是一次来自娘家人的探望。
吉如拉康位于雅鲁藏布江北的一条沟谷里，东侧不远便是帕木政权的主寺丹萨梯寺，西侧不远则是闻名遐迩桑耶寺，而建成年代更早的吉如拉康就像一位养在深闺的公主，位列其间，坐看云卷云舒。
去往吉如拉康的路很平坦，在深秋的阳光下，杨树的落叶铺满小径，美得犹如梦境。短短十几公里的路上，便会途经加赛山、切龙则木两处墓葬群。这两处墓群的年代都在吐蕃时期，可见在一千多年前，这条沟谷就已经成了先民们的居住地。
进入吉如拉康，第一个感觉就是建筑布局非常杂乱，不拿一张平面图很难分清各佛殿之间的关系。
这恰恰就是它的特点，也充分说明了吉如拉康的年深久远。
这座规模不大的寺院，在历史上存在五个建设期，每次建设都依照当时的财力进行扩建，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导致各佛堂建筑的进深和面宽均不相同，形成了一种混搭感。
这一点跟规划严谨，建筑主次关系明晰的桑耶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如拉康的“私搭乱建”恰恰与历史的发展暗合。没有哪个民族的历史是从开始就设计好了，之后按着规划严丝合缝的发展。
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不断修补、逐渐扩充、渐进调整的过程，最后呈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混搭。
在吉如拉康的建筑分期中，最早出现的是位于西北角上的那姆纳拉康，由于年代久远早已面目全非，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仅剩早期拉康的范围。
位于西南角的释迦佛堂是第二个建设期的主要建筑，它也是最初意义上的吉如拉康，之后的寺院正是在释迦佛堂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
这座佛堂的建筑年代在公元八世纪的上半叶[1]，对应吐蕃王朝的赞普排序，正是金城公主的夫婿赤德祖赞。
估计是因为年代相符的原因，佛堂内的两尊造像才会被辨识为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
第三期建筑为嘎登曲工拉康，年代估算在十一世纪初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三期的建筑没有跟一二期形成序列，而是在那姆纳拉康东北角上建了一座小佛堂。佛堂的开门不但跟那姆纳拉康成九十度的夹角，后墙也比那姆纳拉康多伸出了一块。
由此一来，三个建设期的建筑就形成了一条折线，一期和二期建筑为长边，中间夹着一条古老的转经道，而三期建筑自己形成一条短边。
虽然嘎登曲工拉康的位置有点古怪，建筑面积也很小，但它建成后，却接待过一位大神级别的高僧。
阿底峡尊者作为当时最有学问的班智达在公元1041年被迎请入藏，最开始传教的地点在今天阿里的古格王朝。三年之后，大弟子仲敦巴请尊者到卫藏传法，阿底峡在山南期间便曾借住在嘎登曲工拉康。
由此可见，吉如拉康在十一世纪就已是颇有些名气的寺院了。
吉如拉康的第四次扩建，再次出现了跳跃，没有沿着三期建筑的短边续建，而是跳到释迦佛堂东侧，续建了集会堂及两侧的转经廊。
这期扩建完成后，吉如拉康的建筑布局愈发古怪，形成了南重北轻的半围合布局。
最后一次扩建已经到了1957年，这次扩建补齐北侧的短边，让吉如拉康的布局完成了围合。
但即便如此，建筑布置重北轻的局面并未改观，释迦佛堂、集会堂、寺院大门形成了寺院的主轴线，北侧的那姆纳拉康、嘎登曲工拉康则更像是附属建筑。
这种建设周期上的跳跃感，一度让建筑学者很困惑。虽然藏地建筑不讲究中轴线对称的美感，但像吉如拉康走位如此飘忽的情况，还真不多见。
直到考古学者在院子里发现了墙基础，一且才算有了答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吉如拉康的建筑被分成了南北两个院落，在不断扩建的过程中，院墙被逐渐拆掉，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整体。
这种南北院落的融合，完美印证的“历史不存在跳跃”的理论，所有跳跃感都源于对背景的不了解。
在吉如拉康中最重要的建筑，无疑是释迦佛堂。它的重要性早已被前辈学者盖棺定论，宿白先生在《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中，列举了西藏重要的寺庙古迹，吉如拉康高居第五名，足见其重要性。[2]
这座规模不大的寺院，能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其保存了众多吐蕃时期的建筑元素。
当我们走进这座佛堂时，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头顶上的梁柱斗拱，这些雄浑硕大、豪劲逼人。相比于中原斗拱的精研细作，吉如拉康的斗拱更多保留了刀劈斧剁的痕迹，反倒显得古风灿然。
但您可别以为吐蕃人只会干粗活儿，在拱心的正面上，吐蕃匠人也展示了他们精雕细刻的技巧。
在左柱斗拱上，一只威猛的雄狮，顾盼生辉，蓬松的鬃毛只用一条弧线表述，刀法挥洒洗练。后排两柱上各刻一龙一虎，二者形态皆弓背蓄力，跃跃欲飞。只可惜年代久远，雕刻上的颜料早已剥落，加之室内光线昏暗，这些早期雕刻的艺术精品仅凭肉眼以难辨其踪。[3]
除此之外，佛堂内的重头戏便是塑像了。
正对大门的是释迦牟尼，左右两侧分列八大菩萨和两位力士，面对佛陀的是两尊供养人像。这两尊供养人像便是传说中的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
这些塑像风格古朴典雅，衣褶线条简洁有力，下装的长裙拖地，结带下垂至膝盖以下，可以看出隋唐造像的遗风。加之塑像内暴露出的木轴上有古藏文书写的经咒，因此学者判定其塑造年代与释迦佛堂的年代左近，均为吐蕃时代的产物。
这样来看，年代到是基本能对的上，就看两尊供养人像是不是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了。
从造像排列的位序上看，两尊面对佛陀的塑像，确实有可能是供养人。因为一佛八菩萨加力士、供养人的格制是寺院塑像的常规排序。另外，在供养人像和菩萨之间隔着两尊力士像，也似乎说明彼此之间的地位差。
寺院里的僧人也坚信供养人，就是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他们还特意在塑像前面放了名牌。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和巴桑旺堆老师都认为一佛八菩萨和一佛十菩萨的格制在吐蕃时期都曾出现过，不能作为区分塑像的标准。另外，两尊供养人像的面部特点、服饰、配饰、头冠跟其他菩萨像没有区别，相差的仅仅是安放位置，不能仅凭位置就区分为菩萨和供养人。[4]
所以，这两尊塑像到底是谁，现在还是一个未能确定的公案。
从个人的感情上说，我当然希望塑像就是金城公主的面容。要知道，西藏的塑像和唐卡是相当写实的作品，经常能反映出人物的相貌特征。如果塑像真的是金城公主，那就是目前唯一获知公主相貌的途径了。但做人得老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即便我在塑像前久久徘徊，但心中依旧不能确定，面前这尊峨眉凤目，秀骨清像的塑像，就是那位远嫁的亲人。
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塑像
除了建筑、塑像外，吉如拉康还有一件宝贝，就是早期的藏文写卷。
巴桑旺堆和熊文彬老师在写卷中发现了“喇嘛尚”的名字，他作为当时顶级的大学者，成为了经卷的掌管及校对者。
这位“喇嘛尚”就是蔡巴噶举派的创立者喇嘛尚·尊珠扎巴。
他于1122年生于拉萨，1175年建蔡巴寺，1187年建公堂寺，1193年圆寂。
喇嘛尚乃是吐蕃王朝著名贵族那囊氏的后裔，他尊号中的“尚”就来自于家族四大尚族的身份。吉如拉康所在的“温莫隆仁”地方，恰好是其家族在吐蕃时期的封地，喇嘛尚常年修行的青浦，距吉如拉康不过咫尺之遥。因此，他成为吉如拉康写经活动的领导者和校对者，不论从学识、名望和头衔来说，都属于实至名归。另外，从他的人生履历上判断，这份写本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12世纪。
吉如拉康写卷中最有意思的还不是“喇嘛尚”，而是出现了“东京”的词段。
这个东京，肯定不是日本首都。
因为经卷上写的是“殊胜之墨宝，汉地之东京，色泽真神奇”。
对应写卷的年代，这个“东京”的位置就呼之欲出了，它就是北宋的都城汴梁（河南开封）。[5]
在大多数涉及汉藏交流的历史作品中，基本都认吐蕃王朝与唐朝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影响，而到了宋朝时期，由于中原王朝的力量薄弱，藏地又恰逢割据时期，二者的交流陷入了停滞。但处于卫藏核心地带的吉如拉康，却在写经的时候，对来自东京的墨宝咂咂赞叹。
这恰恰说明，汉藏之间的联系，如丝如缕、绵绵不绝。
宋太祖可以在地图上玉斧划界，但切不断汉藏两地的交流。
从这座小小的寺院里，能充分感受到交流的无处不在。
这种交流来自于四面八方，并不仅限于汉藏两端。就拿上文提到的塑像来说，整体风格贴近隋唐，但上半身的服饰又有印度、尼泊尔的元素。
也就是说，仅仅一尊塑像上就能看到来自各地的文化特征。
这种从四面八方汲取养分，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恰恰是藏地文化的精髓。
我们去观察一座寺院，不仅仅是去感受藏地的风貌，而是要滴水观海、窥斑知豹，去体会那些诗外的功夫。
参考资料：
[1][3]、《千年古寺扎玛尔吉如拉康》_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2]、《藏传佛教寺院考古》_宿白；
[4]、《吉如拉康—西藏现存最古老的寺庙之一》更堆；
[5]、《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记载的“东京之墨”: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遗珍》_熊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