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分享《中国人的思维危机》。本书立足现实、立足当今天，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述思维能力不足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作者对中国人思维危机的深切忧虑，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强烈批判。
二、国家治理与思辨力
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可见政策与策略的重要性。而要制定出合适的政策和策略, 需要决策者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一个政策出台之前, 需要调查取证, 论证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要准确地推测政策实施的后果, 权衡利弊; 而具体的条文则需要明晰而且严密的表达。这些都需要决策者具有较强的推理及表达能力, 不然的话, 就可能造成政策执行难、弊大于利、漏洞百出等许多问题, 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决策者思辨力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中国人思辨能力的不足同样反映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决策者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制度设计方面, 会有偏差。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都犯过错误。由于思辨力的缺乏, 导致判断错误, 政策失误, 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给人民带来了痛苦甚至灾难。即使现在, 也有一些政策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 对国家社会情况的判断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 容易被一些表面的现象和暂时的现象迷惑, 因而忘记了或者说是忽视了本质, 从而制定了一些不合适的政策。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个错误的政策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 即使要改正,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正如一句管理学名言所说: 一个错误的决策, 一百个行动也难以挽回。国家政策任何一个小小的调整, 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蒲松龄说：“天子一跬步, 皆关民命, 不可忽也。” [66] 所以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慎之又慎, 深思熟虑。笔者在此谈一谈思辨力不足对政府治理国家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 一 ) 思辨力不足影响决策的合理性
思辨力不足, 看问题往往比较肤浅, 看不到那些更深层次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对政策的后果认识模糊或者片面, 只看到了表面的、眼前的或某一个方面的利弊, 而忽视了深层次的、远期的、另一些方面的利弊。表面有利、眼前有利、一个方面有利的政策, 从深层次来看、长远来看、其他方面来看却可能是不利的。在我们国家就有这样的政策, 这些政策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1. 形式主义泛滥
中国是比较喜欢搞形式主义的国家, 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就是例证。形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 外国人也会搞, 但他们的形式主义跟我们比那只能算是吝啬了。搞形式主义造成的损失之巨大是不可想象的。形式主义与中国人思维的表面化有关, 是面子心理在作怪。上级只看表面现象, 只看你的面子, 不看你的里子, 下级自然就会搞形象工程。中国的形象工程遍布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小村镇到大城市, 到处都修大广场、大马路、商业街、地标建筑……大家都在争第一, 世界第一、全国第一、全省第一, 还有第一高楼、第一大坝、第一电视塔、第一大桥、第一过山车、第一大佛像……很多事情上争做第一个, 第一条磁悬浮商业运行的国家、第一个制定网瘾诊断标准的国家、第一个使用x 疫苗的国家……
只要有个第一, 那就两眼放光, 兴奋不已, 倍儿有面子。修个政府大楼, 也要修得雄伟壮观, 派头十足, 说是要展示某某地方的形象。殊不知表面上城市的形象好了, 而政府的形象却一落千丈。历史上, 因政府奢侈而误国甚至亡国的事件屡见不鲜, 吴王夫差修姑苏台而吴亡, 秦皇羸政修阿房宫而秦灭, 很多决策者却忘记了这些教训。北京因为奥运会, 建设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鸟巢体育场, 由此各地出现了不少山寨版鸟巢建筑, 其中以山西蒲县政府投资上亿元的“蒲子文化宫”最为有名, 该县领导认为此建筑能起到“打造城市亮点, 提高城市品位”[67] 的作用。2010 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开幕, 造型奇特的中国馆又成了被山寨的热点对象, 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政府拨款350 万元建的“山寨版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对于网友质疑, 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称, 该雕塑是展示阜宁新形象。 [68]
这些形象工程不仅没有提高地方政府的形象, 反而是为地方抹黑。相关的领导干部不仅没有因此获得政绩, 得到提拔, 反而下场可悲。比如著名的安徽阜阳“白宫”、湖南娄底的“白宫建筑群”, 正是这些漂亮的建筑把一些领导干部送进了监狱。
很多形象工程劳民伤财, 却没多少实际作用。磁悬浮成了赔钱的无底洞；许多立交桥美观而不实用; 许多地方的商业步行街没有几个人逛, 宽广的大马路也没多少车走; 修的广场只重视好看, 不重实用,连棵树都没有, 夏天市民想到广场上活动活动, 却因阳光太强、酷热难耐而作罢。很多工程, 唯的一作用就是好看。
中国不仅很多看得见的工程是形式主义, 很多事情的过程也都是走形式。走这个形式不过是为了“好看”而已, 一些会议、检査、评估也是如此, 都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在城市管理方面, 维护城市的秩序、卫生、环境等工作确实是有必要的, 但是有的城市为了表面形象, 为了维护市容, 简单粗暴地剥夺一些小商贩的经营权利, 引发了一些矛盾甚至造成流血事件。其实,有的小商贩本是下岗职工或是失地农民, 这些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是生存的根本。所以他们才会对城管工作人员有如此大的怨气, 他们与城管的激烈对抗是可以被理解的。生存权与面子, 哪个更重要？当然是生存。近年来, 一些城市采取疏通、引导、建立交易市场等方法, 取得了双臝的效果, 值得借鉴。
2. 经济政策的失误
在经济政策方面, 思辨力的不足会造成错误的经济发展观念,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 就会制定错误的政策。这些错误的政策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浪费是决策失误造成的, 很有道理。
中国的很多决策者往往看不见事物的本质, 而总是拘泥于表面。近来, 欧美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事件越来越多, 而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普通民众, 遇到这种问题多数都是强烈不满, 并认为欧美国家是故意找我们的麻烦, 是害怕我们的商品占领他们的市场, 是害怕我们中国的强大。其实对于国外的批评, 我们不能盲目反对。就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来说, 给中国人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的损害。人家之所以反倾销是因为中国产品销量大, 销量大基本上靠的是价格低, 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成本低, 之所以成本低是因为工人工资低、条件差,甚至生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 环境得不到保护。我们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百姓贫穷的巨大代价去换那些外汇, 值得吗？可以说,我们的廉价商品出口得越多, 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就越大。我们是主动地把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贱卖给人家, 人家不买我们还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国外的反倾销不高兴？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廉价出口商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损害, 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 就是出口商品可以立即换来钱, 却忽视了这种行为给我们带来的长期的和深层次的损失。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提出发展市场经济, 遭到一些人的质疑。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社会主义不应该搞, 这就是著名的“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一眼就看到了事物的根本, 而不会被一些表面的东西、细枝末节的东西迷惑。提出姓社姓资问题的人, 只看到了表面的“名”, 没有看到“实”。一个事物的名字是人为规定的, 名字不一定符实。可以给一条狗起名字叫公主、王子, 但它仍然是一条狗, 名字叫什么不重要, 实质是什么最重要。姓社姓资不重要, 一种制度, 它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来自于哪里不重要, 只要它的实质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 就是好的制度。是否有利于国家人民, 这是判断政策和制度好坏最根本的标准。姓社姓资只是一个表面的、人为的现象, 号称社会主义的不一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同样, 号称资本主义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邓小平用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来说明我们可以搞市场经济。
手段是表面的东西, 目的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为此发明了“黑猫白猫论”, 即不论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个伟大的论断, 因为他始终把眼睛盯着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目的, 这种思维能力正是中国人所普遍缺乏的。而这个说法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了一些争议, 不是因为邓小平说得不对, 而是很多人对“猫”和“鼠”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有人把作为目的的“鼠”理解成了金钱、美女、政绩, 方向就搞错了；而把作为手段的“猫”理解成了不择手段, 甚至违法乱纪,这当然是不对的。作为政府决策者, 应该记住鼠”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为了这个目的, 真的可以“不择手段”。看问题一定要看到根本的东西, 而不是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釆取正确的措施。
由于经济问题的抽象性、复杂性和专业性, 造成研究经济问题的困难, 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经济学专家学者的参与。但是经济学是最容易产生错误和谬论的学科, 面对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经济学家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而在错误结论的指导下, 则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政策, 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学界, 充斥着各种谬论, 以这些谬论为指导的政策, 其后果当然也令人担忧。
20 世纪40 年代, 美国著名经济专栏作家亨利 • 黑兹利特在其名著《一课经济学》中就对经济学谬论的产生原因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所有学科中, 充斥经济学的谬论是最多的。……尽管有些公共政策从长远来看对各群体都有利, 但也有相与多的政策只对某些群体有利, 甚至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能够从那些政策获利的群体, 会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遗余力地主张积极实施相关政策。他们会雇来一流的人才, 要这些人专心致志, 力陈利益集团自身的见解。最后, 他们要么是让大众接受自己的主张, 要么就干脆把水搅浑, 让人无法认清其中的真相。
除了对自身利益无止境地要求外, 还有另一个导致新的经济学谬论每天都在产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们有着天生短视的倾向, 总是只关注某项政策的即时影响, 或者只关注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 而不去探究那项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长远影响。忽视那些不那么即时和不那么明显的后果, 本身就是一个谬误。
这些差异正是坏的经济学和好的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坏的经济学家只顾及眼前所见的利弊得失, 而好的经济学家则看得更长远；坏的经济学家只观察经济政策提案中的行动产生的直接结果, 好的经济学家还会考察更长远的间接结果；坏的经济学家只关注某项政策对某个特殊群体已经产生或者即将产生的影响, 好的经济学家还会去探究该政策对所有群体产生的影响。 [69]
……那些谬论全部出自两个基本的错误, 有的错在只看行动或计划的即时影响, 有的错在只看特定群体所受的影响, 而忽视其他的群体。当然也有人同时犯下这两个错误。 [70]
从黑兹利特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经济学谬论的产生一方面是部分人追求私利的结果。而另一个方面, 就是人的思维能力的问题: 一是短视, 鼠目寸光, 看不到长远; 二是片面, 只看某方面忽视其他方面, 或只关注某些群体忽视其他群体。短视、片面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缺点, 中国经济学家谬论不断、言语雷人一点也不奇怪。
黑兹利特在本书的序言中说, 他在书中所谈的经济学谬论在当时并不占主流, 但是这些谬论仍然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我们审视当今中国的经济政策时会发现, 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深受经济学谬论的影响, 很多谬论在中国的政界和经济学界已经占据了主流。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是出于代表了某集团的私利, 或者是本身思辨能力不强, 也在不断地鼓吹许多谬论, 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决策。而有很多的谬论, 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受到了学界的批判, 并有事实的佐证。但这些被公认为是谬论的观点, 在现今中国却大行其道。我们虽然难以让那些自私自利的经济学家变得正直无私, 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人的思辨能力, 改善那些相对正直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未来经济学家的理论水平( 当今的那些, 我们已经很难改变他们了),以此可以提高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下面笔者就中国当前的某些经济政策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1) 出口崇拜症、顺差崇拜症
黑兹利特在《一课经济学》中专门批评了“出口崇拜症”, 他说:“所有的国家对出口均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求, 这种影响仅次于各国对进口所怀有的病态恐惧。”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就会觉得这种心态是多么地自相矛盾而且荒唐。长期而言, 进口与出口必然相等。原因很简单, 比如中国把商品卖给美国, 换回的是美元, 但国内美元不能流通,最终必然要买外国的东西, 才能把这些美元花出去。你不可能永远不用这些钱, 那样这些钱就相当于废纸了。出口增加了, 就会换回更多的外汇, 这些外汇最终要用来购买外国的东西, 所以扩大出口的结果必然就要扩大进口, 二者长远来看必然是平衡的。
时至今日, 许多国家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不是很在乎顺差还是逆差。比如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么大, 难道他们傻吗？当然不是, 这是因为他们很明白进出口的平衡原理以及扩大进口的好处。正如约翰. 斯图亚特 • 穆勒所说: 对外贸易对任何国家能有利益, 最终并不在于其出口, 而是在于其进口。是进口, 让一个国家的消费者能以比国内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外国的商品；是进口, 让他们买到国内制造商不生产的商品。总的来说, 一个国家需要出口的真正理由, 是赚钱来支付其进口。 [71] 美国人正是通过大规模地进口享受到了全世界最质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很显然, 少数中国的决策者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出口和外资。前段时间, 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提醒中国不要过度依赖出口, 要扩大内需, 竟然遭到了中国政界、学界及民间的强烈反对, 真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笔者并不认为美国人说的都是对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人说的是有道理的, 他们的建议是对我们有利的。面对西方批评的时候, 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而不是一听到批评就反驳。
中国虽然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 但这个第一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些外汇你最终而且是必须要买外国的东西才能花出去。中国搞了这么多外汇,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之前没有详细的规划, 但是不得不花, 我们经常看到政府到很多国家去做大规模的采购, 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有人批评中国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美国国债, 为什么要借这么多的钱给美国, 其实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决策者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想换技术人家不愿意, 想买武器人家也不愿意。还能怎么办呢？
政府对增加内需无能为力, 其实不是无能为力, 是不愿去做而已, 非不能也, 是不为也。由于出口和吸引外资能够在短期内就使GDP增长, 能够在短期内就体现出政绩, 决策者忽视了内需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重要性。只是限于口头上说说, 而且还限制职工工资的增长, 贱卖劳动力, 忽视了长远利益。改革开放30 余年, 我们经济增长这么快,GDP 打了好几个滚, 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
日本、韩国等国家选择出口外向型经济, 是适应了他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国情, 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不得不如此。而我国不应该头脑简单地模仿,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 有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 和日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国外市场, 就可以发展成为自成一体、内部循环的经济体。中国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想法太过天真, 我们献出了市场, 却没有换来希望得到的东西。
(2) 房地产畸形繁荣的背后
中国的房地产业是一个十足的怪胎, 这样的怪胎只能产生在中国这样的思辨力普遍不足的国家。中国房地产业的繁荣同样也是畸形的繁荣。某大学教授发出了“现在买房, 就是爱国”的谬论, 让许多地产商高声叫好, 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怪胎的一个荒唐的注脚。
很多官员和经济学家总是在宣传一个谬论, 即房地产业的繁荣能够带动相关的几十个行业的繁荣, 房地产业的衰落也会造成相关几十个行业的衰落, 所以一定要维持房地产业的繁荣与稳定。这个谬论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 充分显示了部分官员和经济学家极其让人失望的思维能力。这些人的思维是极为片面和表面的, 他们只看到了房地产对房地
产相关行业的影响, 而没有看到房地产业对房地产相关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的影响；只看到了表面上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繁荣, 而没有看到这些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的衰落或相对衰落。他们没有看到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已给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会因为高房价而繁荣吗？笔者的回答是:不会。比如说装修装演行业, 并不会因为房价高了, 装修装潢行业就繁荣了, 而是恰恰相反, 房价高了, 钱都买了房子了, 反而没有钱装修了！或者是尽量少花钱装修。而如果房价不高, 我们就可以花更多的钱来装修。同样, 房内的家具、厨卫用具、家用电器、五金用品等等, 也是如此, 因为拿了很多钱用来买房, 结果没有钱去买更多更好的家居用品了。即使是联系最密切的建材行业, 也是如此。因为房价的上涨是虚高, 房价上涨速度远超过建材价格上涨速度。多年来, 房屋的建筑成本当然也增加了一些, 而房价却是成倍上涨。并且建筑成本在房价中只占一小部分。高房价制约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所以即使与房产有关的行业, 也不会因高房价而繁荣, 反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房价太高, 太多的人买不起房, 市场对房产数量的需求就会降低, 房产建设的幵工数量就会减少, 对建材的需求也就会减少。而如果房价不是这么高, 就会有更多的人买房, 就会要求房地产商建造更多的房子, 也就会需要更多的建材。有人觉得开发商建的房子已经够多了。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本来应该建得更多, 有太多的人需要买房子。这么多的流动人口想买, 多数都买不起。由于没有比较的参照物, 让我们误以为现在的房子已经太多了。
总之, 高房价只会对开发商、房产中介等极少数行业有利, 对多数相关行业的影响都是负面的。即使是对房产中介来说, 房价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房价太高, 买不起房的人太多, 成交的数量就会减少,中介的收益当然也会减少。虽然高房价的中介费要多于低房价, 但房价低的时候会卖出更多的房子, 最终的收益并不一定要少于高房价时期。
而对于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来说, 高房价则严重制约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但是因为这些行业与房地产业无关, 一些官员和学者便想当然地将之忽略; 更因为对这些行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受影响的行业太多, 平均到每个行业的话便不是那么明显, 不仔细思考是想不到的, 这种看不见的、隐藏在背后的损失很容易被那些思辨力低下、想象力贫乏的经济学家所忽略。
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 哪儿利润高就去哪儿。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利润太高了, 开发商们就会一拥而上, 为了争夺肥肉, 不择手段, 甚至引诱官员犯罪。由于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的暴利, 大量的资金都流向了房地产行业, 造成其他行业资金不足, 发展缓慢。就拿我国的科技来说, 由于研发资金投人不足, 高科技行业难以发展。电子类从数码相机到液晶屏, 国产产品质量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相差不止一个档次; 我们是手机生产大国, 却无芯片核心技术。在交通领域, 发动机技术落后,大飞机造不出。在软件行业实力还不如印度。在曾经盛极一时的VCD 行业, 用的却是国外的核心技术, 人家挣大钱, 咱们挣小钱。想一想, 我们国家在科技领域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成就？能有几项核心技术？由于房地产的暴利, 短时间就能挣大钱, 使得投资者一夜暴富的心理很重, 谁还会把钱投到其他挣钱少的行业呢？而科技研发这种出效益比较慢的行业, 更是少有人问津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上不去, 国力就不可能上去。房子是缺乏科技含量的产品, 房子盖得再多, 我们也是落后国家。
老百姓手里的财富在一定时间内是固定的, 一共就那些钱。如果把这些钱大部分用于房产之后, 就没有钱消费其他产品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可以说, 房地产制约了其他很多行业的发展。因为钱大部分都买了房, 买房者不仅是无钱旅游、无钱上学深造、无钱买车、无钱娱乐, 甚至基本的吃穿等生活需要都受到了影响, 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肉吃得少了、牛奶喝得少了、不敢下馆子、不敢买好点的衣服、女孩子用不起喜欢的化妆品；父母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还不能让他们过更好的晚年生活。
因此, 旅游业、食品业、服装业、餐饮业、教育业、汽车工业等等,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因高房价受到了不利影响。但因为影响的面太广了, 所以从每个行业来看, 好像感觉不太明显, 但却是实际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影响被许多思辨力偏低的经济学家忽略了。房产价格如果不这么高, 其他行业就会发展得更好。从我国整个经济全局来看, 房价合理的、一定程度的下降不会对经济影响很大。房地产行业冷了一些, 但其他行业会热, 因为我们有更多的钱进行其他行业的消费了。此外, 高房价阻碍了城市化, 使得许多人因房价太高, 无法在城市立足。房地产的暴利还加剧了官员的腐败, 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总之, 所谓房地产业繁荣会带动经济繁荣的说法是一个十足的谬论和谎言。房地产业的畸形繁荣制约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打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 还使得大量财富集中到地产商手中, 加剧了贫富分化,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3) 三农问题由于思辨能力的低下, 一些官员、学者及群众在三农问题方面有许多错误和偏颇的认识。
很明显, 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明白,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 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 就是不断城市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根本的大方向, 没有其他的路。但是我们国家却通过户口制度进行城乡分治, 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化。还有一些专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减缓甚至停止城市化, 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许多人经常说如果让几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到城里, 那让他们做什么呢？哪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给他们呢？即使把世界的工厂都搬到中国, 也提供不了这么多职位呀？”或者说让这么多农民从事工商业,生产那么多的东西卖给谁呢? ”持这些说法的人, 他的思维是非常简单的, 他只看到了非常表面的现象。
我们应该看到, 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之后, 他们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能力的增长增加了对产品的需求, 而他们的生产又满足了这种需求D 他们生产的产品价值越高, 他们的工资收人也就会越高, 他们对商品的消费需求也就会越多, 这就是一个循环。说得更形象一些, 可以把城市化的过程称为“滚雪球式发展”, 即当一个农民到城里的时候, 是因为他在城市的收入要高于农村, 收入高了, 就要消费, 就需要更多的产品, 需要更多的工业和服务业, 这就增加了就业机会, 需要更多的农民进人城市。后来进人城市的农民同样如此, 收入高了, 消费多了, 又会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样不断地、像滚雪球一样发展。直到有一天, 作为一个农民的收入和作为一个市民的收人差不多了, 农民也就不会再到城里来了, 城市化也就基本完成了。
一些专家还看到了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浪费, 有专家甚至说我们国家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这些专家只看到了一个表面现象, 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知道, 这个数字是很不准确的。中国的城市有很多所谓的市区并不是城市化地区, 一些郊区、一些城乡结合部还有大量的半城市化地区及农村。比如上海连着郊区一起算, 当然人均占地面积高, 如果只箅市区呢, 那就是世界最拥挤的城市之一。还有计算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时没有包括流动人口, 但流动人口在城市也要住呀, 也要走路呀, 也要吃饭呀。比如建筑工人, 流动性大, 但不住在小区, 统计的时候不会把他们算上。如果把几亿流动人口也算上, 我们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不会超过国际水平。
这些表面的、片面的现象, 使得决策者忽视了最根本的东西,即城市化的问题。这就叫因噎废食, 看到了小弊, 忽视了大利。在对农民粮食补贴方面, 一些人都有认识上的错误, 包括一些干部和群众, 他们总以为农民是占了便宜, 又免农业税, 又补贴,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 农民因为种粮而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农业税和补贴的总和。农民如果选择种植一些高收益的经济作物, 每亩地有可能挣1000 块钱,但种粮食却只能挣100 多元, 损失了800 多元, 而补贴才几十块钱。据对全国9000 个小麦生产经营单位和农户的调查,2006 年小麦平均每亩纯收益为160 元。 [72] 如果碰上年头不好, 种粮就很可能赔本。种粮不挣钱, 在政府要求下又不得不种, 这种政策其实是害了农民。政府要求农民在自己承包的田里必须种粮食, 其实是剥夺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既然如此, 就必须补偿农民的损失, 而不是仅仅象征性地补贴几十块钱。因为农民的这种损失人们是不能直接看到的, 是需要通过思辨和想象才能认识到的, 就容易被人所忽视。人们只看到了表面的补贴, 没看到深层次的损失。
3. 教育政策的失误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 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效, 一些决策者因此就不重视, 他们只重视那些表面的、见效快的。其所谓的对教育的重视也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在教育方面, 我们同样有很多不合理的、欠考虑的政策。且不说教育不公平、教育经费投入过低、对基础教育重视不够等大问题, 我们且谈一个稍小一点的问题——学英语政策。
全民学英语政策是缺乏思辨力的人制定出来的, 其弊是远大于利的。首先是浪费青舂。很多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学英语, 却一辈子用不到。中国人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学英语, 而外国人不需要学汉语, 省下了十几年的学外语的时间, 用这些时间学习其他课程比如科学、技术、文艺。中国人学习科技文化的时间则被学英语占用了, 那么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就会落后于外国人, 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学一门语言, 在没有这种语言环境的情况下, 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花费十几年的时间说不定还是哑巴外语, 无法用于实际。但如果在外语环境下学外语, 则是事半功倍。一些西方人到中国后,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用汉语与中国人进行基本的交流。同样, 一些到外国去的中国人, 甚至是一些外语底子很差的运动员, 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外语。硬要规定所有学生都在非外语环境下学外语, 害处是很大的。
学英语政策另一个重大的弊端, 就是严重阻碍了汉语的国际化,削弱了汉语的国际地位。笔者经常看到一些报道, 说什么世界很多国家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 学中文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等等。实际真的如此吗？世界上学汉语的外国人有多少？前几年一直说是大约3000万人,笔者看到的一些资料说2008 年的最新统计是4000 多万人。但是我们要看到, 在这些外国人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华裔。国家汉办组织派出的中文老师到了美国之后发现, “都说美国出现了中文热, 杨老师表示, 到了之后发现中文并没有那么热。即使是在双语学校, 中文是学生的必修科目, 但学生们都不爱说中文, 即使是华裔小孩, 一旦下课,也满口都是英文。” [73]
近年来, 中国政府在世界64个国家建立了210所孔子学院, 大力推广汉语。2006年, 中国教育部推出了一项庞大的计划, 投人巨资,目标是到2010年, 参加过汉语学习的外国人人数能达到1 亿。2009年已过去了, 可以说教育部的计划已经失败, 到2010年学过汉语的外国人不可能达到1亿。除非我们把像NBA 球星詹姆斯、科比等学过几个“你好”、“老北京”等词句的人都算上学过汉语, 还有点可能。学习汉语的人数确实在增长, 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国家来说, 绝对谈不上什么汉语热。再说, 在这几千万学过汉语的外国人中, 有多少人能达到交流的程度？至今参加过有中国托福之称的汉语水平考试的外国人仅四五十万人而已。所以说, 汉语热其实不太热。
为什么汉语热不起来？因为外国人根本没有必要学汉语！为什么外国人不必学汉语？因为中国人会说外语的太多了！很简单的例子,一个美国人到中国做生意, 他根本不需要会汉语, 因为跟他做生意的很多中国人都会说英语。而这个美国人在美国碰到中国人, 仍然不需要会汉语, 因为中国人会英语。总之, 中国人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都用外语。既然如此, 外国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学汉语, 因为不会汉语他照样可以与中国人打交道, 他不论在哪儿碰到中国人, 中国人都会和他说外语。
我们看到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 纯粹是出于一种兴趣, 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对他们来说, 这并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强迫学英语,实际上是弱化了汉语的国际地位, 外国人基本不用说汉语, 中国人则天天说英语。甚至有一些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都要求必须全用英语发言。前些年, 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上, 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 从演讲到提问, 乃至会场门口的指南, 全是英文。
部分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采用中英文双语, 竟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在那次会上, 倒是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坚持用汉语作报告, 成为唯一的“反潮流”者。而坐在台下听讲的多是中国人, 不知他们心中是何滋味。
实际上, 两个母语不同的人如果要交流, 二者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两种语言也是平等的, 而任何一方要花时间学习对方的语言, 都是一种牺牲和付出。为什么牺牲和付出的总是中国人？如果这种牺牲和付出能获得利益, 还勉强算得上值得。但实际情况是, 很多中国人学英语的付出并没有收获, 除了用于考试之外。那么这种付出算什么？在外国人看来, 我们的这种行为算什么？犯傻？谄媚？他们会想: 你根本用不到我们的语言, 干吗要花十年的时间来学? 拍马屁也用不着花十年的时间呀！你们的时间与生命就这么贱吗？确实有一些职业必须要用到外语, 但更多的职业和外语关系不大。让这些从事与外语无关工作的人花十多年时间学英语, 绝对是一种傻瓜政策。而中国却在世界各地花大钱建孔子学院, 送上门去请人家来学汉语。结果是请人家都不一定愿意来, 人家不像中国人这样傻。
总之, 强制学英语是为外国人减轻学习负担, 而多数中国人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学习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一些学者过分夸大了学英语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印度人说了几百年英语了, 是不是比我们发展得快呢？长此以往, 会大大强化英语的语言优势, 弱化汉语的国际地位。
外国人会认为中国人花时间学英语是理所应当, 而不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学习汉语, 因为他根本用不着学汉语。这种负面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4. 政策缺乏前瞻性给很多人带来痛苦
中国的有些政策考虑不周, 缺乏前赡性, 造成难以执行或收效甚微, 甚至最后成为鸡肋, 产生了负面影响。近期, 经济适用房政策已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判, 应该说这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但是政府已经投人了这么多的钱建设经济适用房, 造成的损失谁来负责呢？近些年, 大学生村官的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很多地方争相设置大学生村官。但大学生村官的未来在哪里？这些制定政策的人有没有为这些大学生的未来考虑过？现在已经发生了大学生村官上访事件,因为当初政府对他们的承诺没有实现, 这直接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前途,他们怎么能不着急呢？2009 年7 月23 日《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报道: 《“出口”问题难解决, 大学生村官成集体上访户》, 说的是辽宁省沈阳市的20 多名已经服务农村达9 年的大学生村官到沈阳及国家信访局集体上访, 因为当地政府要解除他们的“村官”身份, 让他们难以接受。
农村代课教师的问题同样是由于政策缺乏前瞻性造成的, 决策者没有为这些老师们考虑未来, 或者是承诺不能实现。
代课教师是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1984年底以前他们被称为民办教师, 在此前从教的临时教师基本被转正或清退。1985 年开始, 教育部为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 在全国一刀切不允许再出现民办教师。但不少偏远贫困山区因财政困难而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 这些空缺仍需临时教师来填补, 他们转而被称为“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虽然没有任何“名分”, 且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着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偏远农村为维系义务教育承担着历史责任。2006 年, 教育部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 万人的代课老师全部清退, 随后, 代课老师在部分发达省市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而部分省份仍然存在。 [74]
这些教师被清退后, 大多生活困难, 一些人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 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很多人在工资极低、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做了半辈子的教师, 为教育事业献出了青舂和心血, 作出了很大贡献。
现在说清退就被清退了, 心理上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制定一个政策、一项制度, 一定要考虑到未来的各种结果,否则就会带来很多麻烦, 给很多人带来痛苦。而一个思维能力不强的人, 是不可能考虑周全的。
( 二 ) 思辨力不足影响对治国理念的理解
思辨力不足使得中国人对一些理念, 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理念难以理解和接受, 即使这些理念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事实所证明。甚至是对我们自己祖先提出的很多理念, 很多决策者也不能深刻地理解。比如说“无为而治”的理念。这是老子提出的治国理念, 但在中国历史上, 老子在治国方面的影响显然是不如孔子的。这不是因为老子的理论不高明, 而是因为太高明, 以致于只有极少数的统治者能够真正理解并加以实践。时至今日, 中国人似乎更加不
能理解老子了, 儒家思想渐有复兴之势, 而道家的声势则小得多。但笔者并不觉得太奇怪, 因为在先秦哲学家中, 老子是思辨力最强的一个,我们这些思辨力普遍贫乏的后人不能理解他, 也算是正常。
笔者觉得, 当前中国特别需要老子的“无为”理念,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度“有为”。中国人的过度“有为”表现在很多方面, 从政府对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事务的管理, 到个人对子女的教育、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处理等, 都存在这个问题。过度“有为”的结果就是可能越管越乱、越管越糟。我们这里谈治国。很多人总会觉得, “无为”怎么能“治”呢？什么也不做就能管理好国家, 怎么可能呢？这样的话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 民众是需要管的。这种理念不仅是政府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 很多普通民众也是深信不疑。就连影视巨星成龙也说: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其实不然, “无为”真的可以“治”。“无为”之所以能“治”, 是基于以下两个理念：一是相信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 都有其自然的内在规律,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 不需要政府去强行规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二是相信群众。即相信群众自己就能够管理好自己, 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强制与引导。
“无为而治”不是无政府主义, 而是政府要为群众的自我管理服务, 而不是去管理群众。中国人在治国时具有根深蒂固的“管”的理念, 而不是服务的理念。政府总是想让老百姓的行为完全受其控制, 认为这样才能使社会良好发展。按照“管”的理念, 政府是主动者, 百姓是被动的被管者。而按照服务的理念, 百姓是主动者, 政府是听从百姓要求的服务者。而政府之所以产生, 正是因为百姓需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结果, 老百姓选出人来组成政府, 绝不是要这些人来管理自己的, 而是要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的。其实无为而治的理念和西方自由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不同的是, 无为而治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谈的, 而自由的理念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谈的。在经济方面, 我们曾经实行政府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 结果是失败的; 现在实行的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 结果是成功的。亚当• 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就提倡自由经济, 指出经济的发展不需要政府过多地管理, 自然而然地会有“看不见的手”在起到调节作用。
在城市管理上, 中国很多城市对小商贩釆取限制政策, 谓之为维护市容。城管队伍越来越庞大, 装备越来越好, 管理越来越严, 但是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不和谐现象之一。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笔者的意见是“无为”, 即不管, 就能解决。为什么呢？商贩之所以做这个小生意, 是因为这点生意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 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而有人来买商贩的商品, 也说明消费者是需要商贩的。我们假设一条街上有10 名小贩时, 他们的平均收人正好能
达到小贩们可以接受的水平。一旦小贩的数量增加, 那么大家的收入都会减少, 因为一条街的人流量是基本稳定的。收入减少了, 有的小贩就觉得不挣钱, 甚至赔钱, 他就会离开这条街。同样, 如果小贩太少了,收人就会增加, 这样就会吸引另外的小贩到这里摆摊。总之, 这条街上的小贩总会在10 名左右摇摆, 绝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无限地增加。这个道理和价格机制是一样的。对一个城市来说, 即使没有人管,小贩的数量也会保持在某个合适的水平, 绝不会无限地增加。人为驱赶
小贩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政府应该做的是做好卫生、治安等方面的服务工作。
户口管理也是如此。户口改革喊了很多年了, 却一直举步不前,没有什么进展, 正是因为决策者没有看到那“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当我们谈到应该让公民自由迁徙、自由落户的时候, 一些人总是会说这样怎么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一旦放开户口, 全国人民都朝大城市跑, 岂不是会把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挤爆? ”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杞人忧天, 这种思维是简单的和肤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 也没有发生把大城市挤爆的事情。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看不见的手”, 没有看到自然规律的调节作用。
自由迁徙和自由经济一样, 都有“看不见的手”在进行调节,人们之所以到大城市, 是因为在大城市能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 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如果在大城市生活不下去, 甚至生活水平还不如在农村, 那么他就会离开大城市, 到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如果大城市人口太多, 超出某个合适的数量, 那么生活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交通、环境等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造成一部分人在大城市的生活水平不如其他城市了, 这时大城市的这些人自然就会向其他城市迁徙。企业因为在大城市的成本太高, 也会向其他城市迁徙。这样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减少。而当这个大城市的人口数量少到一定程度之后, 一些条件就会变好, 重新焕发吸引力, 其他地方的人就又会向这个大城市迁徙。如此反复, 这个大城市的人口会始终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数量上, 而绝不会无限地增长。而且人口这样不断地反复流动之后, 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会逐渐缩小。这就是西方国家几百年城市化总结出的规律。只有放开户口, 地区差距才会逐渐缩小; 如果一直采取当前的二元户口制度, 地区差距很难缩小, 而且必将越来越大。
一些专家认为, 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差异缩小之后再放开户口,这是非常错误的, 是本末倒置。中国城乡差异之所以逐年扩大, 正是城乡二元管理体制造成的。只有破除这种体制, 城乡差距才能逐渐缩小。
妄图在城乡差距缩小后再放开户口, 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在中国的教育界, 中国人也是过度地“有为”。中国人彳顷向于对孩子进行过多的限制与干涉, 中国的孩子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孩子。甚至可以说, 中国的孩子不是孩子, 而是学校和家长的工作原材料, 学校和家长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些材料加工成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他们很少考虑到孩子是活生生的人, 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爱好、兴趣和理想的人。
中国的很多学校都是半军事化管理, 从早到晚, 每一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都被安排好了, 学生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自主权, 极少有时间安排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教师则既是保姆, 又是警察, 什么事情都要管。而且管得越多的学校, 越受家长的欢迎。很多寄宿制学校都宣称实行军事化管理, 以此来引起学生家长的好感。如果说对于低年级的学生, 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不成熟, 需要成人更多的指导, 那么对于高年级特别是大学生来说, 这种过度的管理就不那么理直气壮, 更无必要。但遗憾的是, 现在的大学也在倾向于越来越严格, 严格地控制学生的行为甚至是思想。对大学生的管理仍然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 事无巨细, 横加干涉。
教育上的过度管理严重地制约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发展及其性格的主动性。因为无论什么事情, 都已经由老师和家长安排好了, 学生只能是被动地接受, 就像是一个被设置好了程序的机器, 没有自己的主动性。甚至有很多事情, 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处理好, 老师也要进行管理。
其结果就是学生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形成自己的主见, 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当他们走上社会之后, 就会思维简单, 缺乏主见, 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在我们的学校, 从小学到大学, 每个班级都有班主任或辅导员,专门管理学生。而在很多发达国家, 从中学开始直到大学, 没有什么班主任或是辅导员, 学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 不需要专门请老师来管。学校里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制度, 无论做什么事都有详细的规定, 学生只要按规章制度行事即可, 何必要什么班主任专门来管理呢？这种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 有主见, 有能力, 善于思考, 创造性强。所以在教育上无为”的效果是好于“有为”的。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理念, 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决策者, 不能理解或是错误理解。比如, 依法治国的理念。中国人总是难以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法规, 中国人总是相信人治大于法治。在国人心里, 法规是人制定的, 人是活的, 法是死的, 法规是可以通融的, 执行起来是可以灵活掌握的。一些西方人在路口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也要等绿灯亮了再走, 在中国人看来是死板的、很傻的一每当有人说发达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推行的是某种理念、实行的是某种政策的时候, 一些中国的领导便说道：“这
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成了部分领导不改革最好的借口。其实不是中国国情的问题, 而是领导的思维能力问题。有很多理念, 是他不能理解的; 而想让他按照这些理念来制定政策, 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