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分享《中国人的思维危机》。本书立足现实、立足当今天，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述思维能力不足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作者对中国人思维危机的深切忧虑，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强烈批判。
第三章 个体的角度：缺乏思辨力造成的思维缺陷
其实, 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 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 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 患着浮肿, 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 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 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 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 与众不同。如果有人, 当面指明：这非肥胖, 而是浮肿, 且并不“好”, 病而已矣。那么, 他就失望, 含羞, 于是成怒, 骂指明者, 以为昏妄。——鲁迅
缺乏思辨力, 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个体来说, 缺乏思辨能力会造成一系列的思维上的缺点, 使得人的思维是一种有缺陷的思维, 对日常学习、生活、工作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章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 讨论缺乏思辨力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是从总体上来讨论缺乏思辨力给人们带来的一些不良的思维倾向, 然后是从逻辑上讨论中国人思维上的一些不足。
当然, 个体与群体无法截然分开, 群体是由个体构成, 本章与下一章的讨论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交叉。“个体的角度”并不是说谈的是个别的现象, 而是讨论缺乏思辨力对个人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在中国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
而下一章讨论的主要是缺乏思辨力对群体的影响, 即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及对国家治理、单位管理等方面的影响。要特别指出的是, 笔者此处所谈的思维缺陷, 绝对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 而是相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来说, 中国人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我们要注意, “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 各种事物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同理, 我们本书所谈的中国人的思维的所谓特点也都是相对而言。
一、“四化”思维
缺乏思辨力极大地影响了人的总体思维能力, 造成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 人的言语和行为也会变得偏激、肤浅、浮躁和非理性。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愤青现象则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缺陷树立了众多的典型。
( 一 ) 中国人思维的“四化”倾向：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情绪化
缺乏思辨力, 不善于推理论证, 会导致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想不清楚, 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思维缺乏深度、缺乏理性, 造成思考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表面化是缺乏思维的深度; 片面化是缺乏思维的广度；简单化是缺乏逻辑, 推理简单; 情绪化是缺乏理性。
表面化
表面化就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 看不到本质。表面化的思维容易对人、对事产生错误的认识, 作出错误的判断。
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说明仅从表面特征, 很难判断一个人的个性。而仅通过事情的某些表面现象来作判断, 就会经常发生错误。生活中有一些人, 总喜欢占便宜, 但有些便宜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却是吃了亏。有些亏是可能很快就被知晓的, 但有时候, 很多人吃了亏要很长时间才意识到, 甚至永远意识不到, 还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
一些人之所以受骗, 正是因为有爱占小便宜的心理, 见有便宜可占, 头脑一发热, 便只盯着表面现象, 看不透隐藏在后面的骗局。2008 年12 月18 日《宿迁晚报》报道了一位经营小卖铺的冯大妈受骗的事情：
……冯大妈独自一人在店里时, 来了一对年轻男女, 其中的男子买了两包烟, 女子在门外等车, 正当男子掏钱时, 女子喊：“快点,车来了。”男子慌忙把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冯大妈, 嘴里嚷嚷道快找72块钱。”冯大妈接过一看, 原来是两张粘在一起的百元钞票, 心中暗喜, 赶紧找了72 元钱递给男子很快两人坐上出租车离去了。两人走后, 冯大妈把钱拿出来仔细地瞧, 用验钞机一验两张都是假钞, 这才知道自己贪图便宜上了当。
表面上是两张百元大钞, 实际上都是一文不值的假钞, 这样的事情比较简单, 因为可以很快发现自己被骗。但有些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或者是等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吃了大亏; 或者永远意识不到, 还把骗子当好人,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这样的事并不少见。
在婚恋中, 有些女孩总是过于注重男人的钱财、身高甚至是脸蛋, 看到人家或者是财大气粗, 或者是高大帅气, 或者是又帅有又钱,便被这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再加上这些男人的几句花言巧语, 便忽视了这些表面现象后的最重要的问题——人品问题。
经常发生一些无业人员伪装成大款、军官等形象欺骗女性的案件, 许多女孩因此受骗, 人身、钱财、名誉都受到了伤害, 损失惨重。还有一些男性虽然不是诈骗犯, 但很好地掩盖了自己的不良性格, 女性常常到了婚后才发现自己嫁的人表面上是白马王子, 实际上是混蛋, 大好青春浪费在了他的身上,悔之晚矣。当然, 类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男人的身上。表面化的思维倾向, 会使人爱慕虚荣, 死要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 是中国人闻名世界的性格特征。
在对待自己方面, 表面化的思维会使人只注意将自己表面的东西搞得漂漂亮亮, 穿得体面, 打扮得漂亮, 而不注重内心的修养; 工作时也经常做表面文章, 搞形式主义。在对待别人方面, 则会形成势利眼, 只根据人的穿着、相貌等表面特征来判断人。这样的例子很多, 一些城里人之所以讨厌民工, 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穿着没有城里人干净时尚, 长得也不像城里人那样白白胖胖, 从而影响了城里人的视线, 污染了城里人的眼球。
这些城里人只看人的表面——长相、衣着, 却不去思考人的本质。对女性的认识上, 中国人在很多的活动中都把女孩子当做花瓶来看待, 饭店迎宾、空姐、前台, 以及各种公共活动, 都要把漂亮的女孩子摆在前面。这些女孩子被当成了一件件的好看的物品, 她们的人格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
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这种认识如此普遍, 到后来,很多女孩子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件好看的装饰品,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她们过度地重视外表与打扮, 以为只要有外貌, 就能有好的前程,而对自己精神世界的充实则不够。中国的“礼仪小姐”、“迎宾小姐”风气之盛、人数之多是世界独有的现象。
在一些酒店门口, 甚至时常站着两大排年轻漂亮的迎宾小姐。这让一些老外不太适应, 这么多美女欢迎他们, 让他们不知所措。甚至连老外上厕所的路上都能遇到迎宾小姐, 这些小姐还要热烈鼓掌。老外们更困惑的是,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的女孩子做这样无意义的工作？她们完全可以去从事其他有实际效益的工作呀？老外们打死也不会明白, 中国人往往只看到女性的表面, 美女在中国常常只能当当花瓶, 给她们的主人脸上增光。
片面化
片面化, 就是只看到局部, 看不到整体。盲人摸象的故事我们都知道, 可是在生活中, 很多人都在犯这样的错误。比如在评价人时,只看到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 不能从整体上对一个人的个性作出准确的评价。认识不到人的性格的立体性和多面性, 简单地把一个人的形象扁平化, 或好或坏, 或忠或奸, 或智或愚。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 世上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好人, 也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坏人。很多人对待历史人物时, 很难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评价, 如果他喜欢一个人, 就觉得他完美无缺, 甚至将其神圣化; 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 就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 将其妖魔化。甚至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也存在这种倾向。在交际与婚恋中, 片面化的思维会给人带来麻烦。一些人总是对周围的人要求太高, 不愿意或者是做不到与有某些缺点的人良好地交往。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每种个性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的个性都符合自己的要求。人在世上, 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我们就要接受各种各样的个性, 当然不包括那些道德低下的、会伤害别人的个性。而在婚姻中, 接受一个人, 意味着接受了他或她的全部, 包括优点, 也包括缺点。我们无权要求对方做一个完美的人或是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人。
在对问题的处理上, 对事物的片面化的看法会影响人的决策。比如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困难, 许多新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与民工的工资差不多。许多人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上大学无用。我想,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在这种比较中, 仅仅选择了工资的多少一个方面来比, 但大学生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可比的方面还有很多, 而在大多数方面大学生的工作都要比民工的工作要好。
比如在工作的环境方面, 民工的工作环境经常是脏、乱、危险、噪杂的, 而大学生的工作多为脑力劳动, 环境一般更卫生、安静、安全; 在工作的稳定性方面, 民工经常是有时有活干, 有时没活干, 而大学生的工作一般更为稳定; 在发展前途方面,多数民工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 很多年只能从事一种工作, 工资多年一个样, 而大学生的工资一般会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而逐年增加, 更有前途; 在年龄方面, 很多民工人到中年, 打了很多年的工, 工资却还不如刚毕业的大学生, 而大学生刚毕业就拿到了与许多工作经验丰富的民工同样的工资, 二十多岁的人和四十多岁的人相比, 当然年轻人更有前途。
所以上大学无用论是没有道理的, 这种想法正是看问题过于片面造成的。过度的片面化就成了极端化, 看问题偏激, 只看到两个极端中的一端或对立的两面中的一面, 形成二元化的思维。比如前段时间经济学家茅于轼发文质疑18 亿亩耕地红线, 遭到了众多学者及普通网友的反对, 甚至对茅于轼个人进行大举攻击、谩骂。有一些反对茅于轼的人思维就有极端化的倾向。
有人说:“不保护耕地, 耕地都被占用了、浪费了, 没有了耕地, 中国人吃饭怎么办? ”笔者要问的是为什么不设红线, 耕地就没了？”这是不可能的, 不设红线保护耕地, 耕地也不会突然就全部消失, 这种推论是没有说服力的。另有学者质问茅于轼:“你说如果我们粮食短缺, 可以靠进口。中国十几亿人, 每年需求粮食5 亿吨, 而国际市场年交易量才2 亿多吨。如果中国缺粮, 谁能供应得起? ”这是思维极端化的另一个例子。
首先粮食短缺的情况只是一种可能, 实际上, 即使耕地再少一些,我们国家也可以做到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二是即使短缺, 也不会全部依赖进口。中国这么多的耕地, 难道会全部绝产吗? 中国这么多的人, 难道会没有一个人愿意种地吗？除非发生巨大天灾, 否则中国一定会产出大量的粮食, 需要进口的永远是少量, 而不会是全部。如果真的发生了大灾, 那也不会因为设了红线它就不发生了。
简单化简单化就是推理能力不强, 看问题简单化, 经常轻率地下结论。简单化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忽略了证明的过程, 不是理性地、一步一步地通过推理去反驳、去论证, 而是简单地根据一些细枝末节、断章残句甚至是毫无根据地就加以定性, 给出善恶美丑、高低对错的判断。曾经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女生, 看看能不能发展成恋人。
我们先在网上聊了一聊, 她的名字叫“x 嘉姬”( 化名), 我们发生了以下对话：
我说你的名字好啊, 嘉者, 美好也; 姬者, 女子也；嘉姬, 美女也。”女生回道；“你好假啊, 我不喜欢虚伪的人。”我忙解释我是开个玩笑嘛。”女生回道：“我不喜欢不会说话的人。”我忙留言：“我只是开个玩笑, 让谈话更有趣一些。”女生回道：“你不要解释, 我不喜欢老是为自己解释的人。”
由于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不同, 有不少在城市长大的女孩比较讲究门当户对, 不能接受农村出身的男孩做男朋友, 而我正是来自于外地农村, 我应该向人家表明这种情况, 免得浪费人家的时间,于是我又告诉这位女生：“我出身农民, 家里经济条件也比较差, 不知你是否在意。”
女生回道: “你问这样的问题, 你不觉得你有一点自卑吗？”您看, 我们俩仅仅交流了几分钟, 才谈了不到十句话, 这位女生就对我下了结论: 一个虚伪的人, 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一个自卑的人, 一个总是找借口解释和掩盖自己的错误的人。结果可想而知。
这位女生的结论得来的是如此的轻易, 推理是如此的简单, 仅仅因为网上的一两句留言, 就对别人的性格作出了确定的判断。这种推理太简单了,其结论往往与事实差之千里。在现实生活中, 有不少中国人都具有推理简单、轻易就下结论的思维特点, 经常仅仅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一个细节, 就直接下判断语, 判定某人的好坏, 判定某事的对错、缘由、过程, 认识不到人性的复杂性、立体性。很多专家学者, 就因为说了某一句让一些人觉得不太顺耳的话, 结果就遭到了众多人的话语围攻与谩骂, 其实大家对这些学者的思想和人格又了解多少呢？又看过多少他们的论文或著作呢？怎么能通过一句话就断定其人格？甚至扣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大帽子呢？
在这些人的眼里, 夸奖中国就是爱国, 批评中国就是汉奸；夸奖外国就是汉奸, 批评外国就是爱国, 这就是一些人的逻辑。中国人看问题简单, 理解别人比较困难, 认识不到人的思维的复杂性。一些人总认为, 我觉得是这样的, 别人也应该觉得是这样的,殊不知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同样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观点,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中, 村民们认为自己对被俘的鬼子兵这么仁义, 那么鬼子一定也会这样对待自己,结果却正好相反。在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上, 很多父母认为, 我这样想,孩子也应诙这样想, 如果他不这样想, 就是他的不对。中国人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 更别提吸收别人的观点了。
很多人在讨论中, 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别人是错误的, 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他很难改变自己, 也就很难获得进步。人应该是在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中, 通过思辨, 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 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不同的观点。简单化的推理常常是预设立场、先人为主造成的。
即根据自己的好恶而不是客观现实来先设定立场, 再根据这种立场来寻找证据, 往往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某一部分证据, 而忽视相反的证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先人为主的典型, 先入为主地把“夏商周”规定为三个时间上前后相连的朝代, 并要求将其“断开”, 但实际并不一定如此。
因夏与商是不是两个朝代, 有不同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 夏、商其实是两个部落,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 后来商强大了, 同时就统治了夏部落。而“断代”的说法则给学者们硬性地规定了一个不知对与错的研究方向。
《吕氏春秋 • 去尤》中有一个“疑邻窃鈇”的故事, 是说有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头, 心里便怀疑是邻居的儿子偷去了。当这个人见到邻居的儿子时, 便觉得他走路的姿态, 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 他脸上的神色, 也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 他讲话的神情, 还像是偷了斧头的样子。一举一动, 面目神情, 都像是偷斧子的人。不久, 这个人到山谷里去掘地, 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斧头。隔了几天, 再看邻居的儿子, 一举一动,面目表情, 都不像偷斧头的样子了。
邻居的儿子并没有改变, 而是自己的怀疑心理改变了。在这个故事中, 丢斧子的人预设了一个观点, 那就是邻居儿子偷了斧子, 一旦有了这个观点, 那么他所有的观察就会染上这个观点的色彩, 就会发现邻居儿子的一举一动好像都在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说明, 先入为主, 预设立场, 会影响人的推理。
情绪化
情绪化, 就是缺乏理性, 带着情绪看问题。情绪化这个词比较宽泛, 容易冲动, 偏激, 盲目, 敏感, 易怒, 无所适从, 变化无常, 忽喜忽怒, 容不得批评以至一批就跳、动辄破口大骂等都是情绪化的表现。情绪是影响思维的重要因素, 它会使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产生偏差。
比如, 当一个人烦躁的时候, 他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对周围的一切就会产生敌意。如果你对一位正在生气的女孩子说“你今天很漂亮!”如果平时她听了也许会很开心, 可她正在气头上时听了并不高兴, 反而会想：“难道我以前就不漂亮？”甚至会骂你一句“神经病”。此时, 她正处在一种对抗性的非理性情绪之中, 听到任何语言都只会从反面加以理解, 从而失去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能会作出错误的、片面的甚至是极端的结论, 并可能采取一些错误的、极端的行为。激烈的情绪会使人失去思考的能力, 不加思索, 言行冲动,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损害。林语堂曾经谈到中国人的思维的女性化, 情绪化就是女性化的一个表现。
相比西方人, 中国男人的思维也偏向女人, 缺乏理性, 过于敏感, 认识世界常依赖直觉。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之后, 或者与中国人接触之后, 都觉得中国人特别敏感, 跟中国人说话需要特别注意, 不然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弄伤了中国人脆弱的自尊心。
敏感往往是来源于自卑, 是因为对自己不自信, 很害怕别人谈论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总是想掩盖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总是装出一副完美的样子、强大的样子。所以特别注意维护自己的尊严, 一听见有批评倾向的言论, 便急忙解释, 以表明自己没有缺点。
而一个自信的人则没有这么敏感,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 即使真的有一些缺点和不足, 也不会影响自己的优势地位,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某些批评或是负面的言论。很多电影, 包括外国人拍的, 也包括中国人自己拍的, 被部分人视为“辱华”。影星周润发在电影《加勒比海盗3 》中饰演华人血统的“啸风”船长, 其造型在预告片放映后引起部分中国网友的批评, 认为这是丑化华人形象。
因为发哥所饰的船长光头、烂脸又刺青, 长胡子、长指甲, 只差没有辫子, 让人想起早期好莱坞妖魔化中国人的电影。李连杰电影《狼犬丹尼》上映时, 海报中有一款的形象是李连杰被一只皮鞋踩在脚下, 这引来许多中国观众的指责, 认为有辱华人形象。《功夫熊猫》上映之后, 一小部分人竟然以辱华为由要求广电总局封杀。“辱华电影”的说法不绝于耳, 我就奇怪, 为什么没有听说过“辱美电影”、“辱日电影”呢？
在咱们的很多电影中, 日本鬼子的形象也不太美好。为什么咱中国人就那么容易被“辱”？其实, “辱华电影”的说法历史悠久, 中国人的敏感绝不是今天才有的。鲁迅先生发表于1936 年的杂文《“立此存照”( 三) 》就已经谈到了当时中国人对一些“辱华影片”的义愤：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 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 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
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 我们的爱国者, 往往勃发了义愤。五六年前罢, 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 和范朋克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 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谭》的, 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
不过我在这里, 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 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 [33]当时, 电影《上海快车》的导演约瑟夫 • 冯史丹堡到上海访问,鲁迅先生引用了报纸的几篇文章, 显示当时媒体对这位导演的态度：
首先, 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 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过沪再志》：“这几天, 上海的电影界, 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 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Josefvon Sternberg), 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 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 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 的导演人, 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
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说起《上海快车》,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 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 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 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 像罢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 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
到了五年后的今日, 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 冯史丹堡会明白, 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拍《上海快车》的时候, 冯史丹堡对于中国, 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 中国是怎样的, 他从来不晓得, 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 这回侮辱中国, 并非有意如此。
但是现在, 他到过中国了, 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 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 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希望他这是真话。”( 下略。)但是, 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 而在《戏剧与电影》上, 登有弃杨先生的《艺人访问记》, 云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 冯史登堡氏, 无疑, 从这次的旅华后, 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中国人没有自知, 《上海快车》所描写的, 从此次的来华,亦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 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 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 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 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不立刻置答, 继而竞然地说：“‘在美时和已来华后, 并没有什么不同, 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 中国的北平亦好, 上海似乎太繁华了, 苏州太旧, 神秘的情调, 确实是有的。
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 实际上, 不必掩' 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 但我的眼睛, 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 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 倒更加坚决了, 怎样想着, 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 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 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 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34]
通过这些材料, 鲁迅先生给出了自己对中国人的评价：其实, 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 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 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 患着浮肿, 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 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 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 也是一种特别的妤浮肿, 与众不同。如果有人, 当面指明：这非肥胖, 而是浮肿, 且并不“好”, 病而已矣。那么, 他就失望, 含羞, 于是成怒, 骂指明者, 以为昏妄。
然而还想吓他, 骗他, 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 惴惴的再看一遍, 细寻佳处, 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 高高兴兴, 放心的浮肿着了。不看“辱华影片”, 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 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 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 而自省, 分析, 明白那几点说的对, 变革, 挣扎, 自做工夫, 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竞怎样的是中国人。 [35]
鲁迅先生的评论无疑是精辟的, 所谓不看“辱华影片”, 其实是自欺欺人、讳疾忌医而已。中国政府部门也是如此, 同样敏感。中国政府经常发表抗议,一听见外国人批评中国, 中国外交部就抗议、就反驳, 同样是一批就跳。其实在有些情况下, 需要反驳, 有很多情况, 根本没有必要在意,甚至有的批评是善意的, 更不必太敏感。一个人活在世上, 必定会有人批评有人赞扬, 国家也是如此。
这些抗议和反驳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反而显示出的是心胸狭窄, 自卑自恋, 容不得别人的议论。遗憾的是, 中国人甚至连善意的批评也不能接受。自我反省的中国人都被排斥和谩骂。我在网上见过一些帖子, 比如一些在日本或美国生活过的人, 谈到中国和美日的巨大差距, 指出中国现在还是非常落后的国家, 并且提醒中国人要认清形势, 说的都是实话。但是这些帖子却经常遭受连篇累牍的谩骂, 发帖人被视为汉奸或美国“鹦鹉”。
一位在中国生活过的瑞典人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金发碧眼看中国：敏感的中国人》：中西方人看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对待自身文化的观点和态度就不尽相同。在我的国家瑞典, 人们从很小就习惯受别的国家、别的文化的影响。要么是小时候和父母一起旅游, 或年龄大点暑假的时候去国外游学。或者长大了, 靠自己赚的钱随心所欲地旅游、或者结识在瑞典住的外国朋友等等。
无论如何, 我们很多人从小就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文化和别的文化比一比。我觉得经常去国外, 或和外国朋友在一起玩、工作等等很重要。这会帮助你正确地观察事物。用英文我比较喜欢说, 如果你能够“step out of yourself and look at yourself from a distance”,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跳出自己, 从外面看自己, 就可能会有较为中立的看法。
可是在中国, 有时候当我提出一些对中国人的看法时, 一些中国朋友就会说：“不是这样, 我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不同意我的想法。比较有意思的是, 很多时候其他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会同意我的看法, 他们也会说某件事中国人经常这么做或这么说。更有意思的是, 我曾在国外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很受欢迎。
当我到国外时, 好多读过这本书或听过我讲座的海外中国人也跟我说我看了你的书, 你说得没错! ”或“我听了你的讲座, 真是像你说的那样！”这就是说, 外国朋友以及海外中国人经常同意我关于中国人的看法, 但一些国内的中国朋友有时却不同意我的这些意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刚说的那个原因。
如果你能从外面看到你自己, 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你自己以及自己的文化, 会看得更清楚,道理就像宋朝苏轼的诗中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如果你从来没有到国外去, 或者不十分了解外国的情况, 中立地看自己的文化可能有点难吧？
从这个方面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有点敏感。有时我说某件关于中国文化的事, 就有一些中国人马上准备好为自己辩护。这使得我格外小心, 如果我给中国朋友做讲座时说了某件事, 我经常不得不马上补充一句：“我没有说这件事不好, 我只是说它不一样而已！”我觉得, 我经常需要拐弯抹角地才能将意见提出来。
其实我并不是为了批评中国人或中国文化, 我只是说我们两个文化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区别其实是一件好事！想一想, 如果我们全都一样, 难道不会很无聊吗？ [36]这篇博文应该说是很客观的, 但是还是引起了相当多的敏感的、自尊心极强的中国人的不满, 在这篇博文的后面, 许多中国人的留言成了笔者观点的最好的证据。比如：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觉得中国人都很笨——笨得看不出她文字中透露出的讥讽之意和内心深处蔑视中国人的感情, 还是觉得自己聪明得超乎寻常——只是为了卖弄一下自己的中文水平之高——高得连中国人都看不懂自己的嘲弄, 还以为是某位高水平的“专家”真诚的建议！
再如：人的眼睛都是长在前面的, 奉劝这位“金发碧眼”作者, 当你“看中国”的时候, 既然你只能看到中国人的背后那道长而黑的影子, 而不见他物时, 中国人不会埋怨你, 只是请这位“金发碧眼”的作者, 也请你看看自己的身后是否也有一道同样的影子。再如：说中国人太敏感了, 不如说你们外国人太自负并且信口开河了。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很自豪。一切侮辱中国的言论我都会反驳。
还有很多的网友用各种理由和借口为中国人的敏感辩护, 甚至还有破口大骂的, 这些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个瑞典人观点的正确。也有位网友用亲身感受表达了赞同：我感觉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要到朋友给我解释后我才明白,有时候朋友说我, 他本来没有那个意思, 我却感觉他是嘲笑我, 我是自卑, 也是要面子。
当受到批评就马上进行辩解是人的本能, 当知道别人批评得有道理而不愿意承认是人的虚荣, 当知道别人批评得有道理不但不承认反而马上挑别人的毛病以获得心理平衡是由于自卑, 而听到批评就破口大骂那就是修养问题了。很多中国人都有“只能说好的, 不能说不好的,说不好就翻脸”的脾气, 不敏感才怪。听一句别人说自己不好, 立马破口大骂, 更是一种极端的表现。
( 二 ) “四化”思维的典型——愤青
中国的愤青现象在国内已经成了常见的、普遍的现象, 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不觉得奇怪。而在国际上, 中国的愤青现象已蜚声海外,甚至成了一些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瞭望东方周刊》2009 年8 月17 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国青年VS 中国“愤青”》, 是说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的12名研究生专门来到中国研究中国“愤青”, 以完成他们的海外进修课程。
近年来, 中国愤青现象在美国新闻界、政界和学界, 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这篇报道还说, 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研究, 写了一些论文和报告, 重要的有美国《纽约客》杂志2008 年发表的一篇重头调查报告《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 美国教授格雷斯的学术报告《中国的对日新思维》,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克在2008 年5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报告《解剖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 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胳思典的学术文章《中国的媒体与青年: 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态度分析》。
这些都足以说明美国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的关注。愤青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可以说, 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有必要对其内涵作一个界定。过于笼统的和模糊的概念没有讨论的意义, 但是给愤青这个概念作一个明晰的定义并不容易。有人说原始的“愤青”概念, 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 有激情, 有想法, 不满现实, 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 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 好高骛远, 言论胜于行动。并说一部世界近现代史, 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 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
毛泽东、华盛顿是愤青, 鲁迅、李白、苏轼都是愤青。这样的概念界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定义中愤青的特点也正是青年人的特点, 愤青等于青年, 大家都是愤青, 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至于那些历史伟人, 他们是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偶像, 绝不是只属于愤青的。
有的人辩解说, 愤青也非常有理性, 那就更没意思了, 有理性就不是愤青了, 愤青指的就是非理性的人。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愤青, 其实他不是愤青。有些人天天骂愤青, 其实自己也是愤青。既然愤青的话题这么受人关注, 说明愤青和普通的青年相比,肯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作出的定义是: 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
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简单化。容易被激怒, 喜欢谩骂,不喜思辨, 不善于推理论证。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 一遇批评, 马上反驳甚至谩骂, 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也不管人家究竟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 更不管批评的有没有道理。
二是思想偏激, 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如主张战争、复仇, 主张对外交往要强硬, 要大力发展军事, 声称愿意为国战死沙场, 或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三是标榜爱国, 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很正常, 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及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 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则是劣等的, 对于劣等民族, 可以蔑视、欺压甚至杀戮。
极端民族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惨痛的灾难和教训, 我相信, 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极为少见的,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愤青有此种倾向, 他们会仇恨西方国家, 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天生的侵略及掠夺本性, 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 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愤青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
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才是愤青。我之所以要这样定义, 是因为不明确的概念是不值得讨论的。只有这样, 愤青现象才有讨论的意义。如果这类青年只是极少数人, 也不值得讨论。在群体中,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总是会有一些人比较偏激, 看什么都不顺眼。但如果这类青年数量很大, 在青年中占据了主流, 那就不是一个好现象, 说明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大问题。
是不是愤青, 不是来自于自我标榜, 而是在于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自称是的不一定是, 自认为不是的也许是。即使按照这样一个严格的定义来看, 我们仍然会发现, 这样的青年太多了点, 这也正是值得担心的问题。最严重的愤青已被人讽之为“粪青”, 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 以谩骂取代思索; 一无所长却又鄙视一切, 并用扭曲晦暗的阴谋心理解读社会, 唯恐天下不乱。愤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大环境上来看, 是时代造成的。
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备受欺凌的弱国, 站起来的中国人很希望赢得外国的尊重与承认。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 中国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 不仅仅是在经济上, 各方面都很落后。这引起了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不满, 特别是在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 更容易愤怒不平。再者,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往往越是极端的、奇怪的言论和行为越会受到关注甚至是吹捧。
愤青绝不是青年人的主流, 但依靠互联网的放大作用, 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互联网时代, 其影响将会小得多。从个体来看, 中国愤青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 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是因为中国具有有利于愤青生长的土壤, 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的思辨力不足。部分青年不善思辨、缺乏理性, 思维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一些愤青的行为及思维。愤青的“愤”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针对中国人的和针对外国人的。对于中国人, 愤青很容易给别人下“汉奸”的结论, 一个中国人, 如果他吹捧中国, 就被认为是爱国；如果他批评中国, 或是称赞外国, 那就被认为是汉奸; 如果他说美国的好话, 那就被认为是替美国说话的“鹦鹉”。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地简单。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辩的魂灵》, 通过引用一些话语, 讽刺一些中国人的荒唐逻辑。虽写于80 多年前, 却是当今不少愤青思维逻辑的活生生的写照：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 就是洋奴, 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 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 是政府的功令, 反对者, 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 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 这种话现在仍有许多中国人在说)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 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 你是中国人, 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 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 则竞无自知之明, 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 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 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 我的话既然不错, 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37]
某日笔者在网上见到某网友发帖谈到中国社科院2002 年作了一个调查, 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美国20 世纪初的水平。另一网友留言道:“不想在中国呆着就滚出国去别在国内丢人现眼, 不过我估计你也没那个能力出国。没本事就知道嗷嗷叫的人连狗还不如! ”有一段时间, 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汉语是低级语言”, 引起了很多人的谩骂, 有人说:“你说汉语不好, 你是中国人吗？美国是你爹啊, 你这个汉奸! ”
这种论调与鲁迅先生笔下某些人的论调何其相似！这么多年了, 还是如此, 笔者不能不为之悲叹。当有人说美国的优势的时候, 就会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又是自说自话, 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天堂, 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完美的。这个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再看针对外国人的“愤”。愤怒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他们不仅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 感觉被批评是非常丢脸的事, 甚至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笔者觉得, 如果是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包括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奥运圣火在很多国家传递时受到干扰、一些国家的公众人物发表污辱中国的言论等, 对这些事情中国人愤怒是正常的。对于这些事情, 不仅是愤青会愤怒, 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愤怒, 不愤怒才不正常。
但是对于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正常的、客观的批评, 只要不是恶意污辱和诋毁, 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虚心地接受。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甚至是指责, 包括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环境保护、人权维护等方面, 如果是客观的, 我们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批评能够促便我们重视并改正这些问题。
从个人来看, 每个人都可能受批评。小时候听家长老师的批评,长大听同事领导的批评, 没有批评哪来进步？如果你错了, 没有人指出来, 你又怎么能改正呢？正是这些批评使得我们不断地改正错误、弥补不足, 一天天地进步。对于个人是这样, 对于群体同样是这样, 群体也需要别人的批评才能进步。“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些熟悉的名言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笔者在网上曾见某网友留言西方人就是喜欢对中国人指手画脚。
中国现在的地位高了, 有些外国人就不高兴, 然后就造谣。”笔者以为, 新闻的生命就是批评和揭露。中国人应该有心胸接受、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必要反驳, 更不必反咬一口, 说别人也屁股不干净如何如何。你也可以批评别的国家呀, 我们对西方的批评还少吗？在美国看报纸, 感觉美国要完蛋了, 因为报道的全是坏事。
很多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对外国的报道也是如此, 报道最多的也是坏事。在互联网上对外国的攻击与谩骂除了情绪的宣泄, 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更不会对外国人产生什么影响, 影响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声誉。埋头做事,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要比口头上的攻击与谩骂有用得多。美国挨的骂不少吧, 前总统小布什到很多国家访问时都会遭到抗议, 但美国人不会在意, 因为他们自信。愤青的“愤”不仅对自己、对社会弊大于利, 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有人说, 利用网民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多少网络炒家和所谓的策划公司正是利用部分网民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进行炒作,他们编造事实、制造舆论, 挑逗网民的愤怒情绪, 引起大众对某人或某事的关注, 来达到某种个人或为名或为利的目的。
而愤青正是这些炒家最喜欢利用的人群, 他们最容易被操纵、被忽悠、被蒙蔽、被挑逗。愤青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认识能力的不足, 难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问题, 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比如, 对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面临的安全角势与经济形势等问题, 认识不太清楚或是太片面、太乐观, 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往往是不可行的、欠考虑的。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落后的国家容易被人轻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我们的心情, 对于生活中的个人是如此,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愤怒、生气、不高兴, 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中国越是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 很可能越得不到尊重。尊严来自于实力, 当我们的国家强大之后, 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不是要求来的, 情绪化的叫骂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 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愤青有激情、有理想, 爱国爱民, 固然有他们可取的一面, 但是只会愤怒而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年轻人, 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一腔激情办错事, 有史以来屡见不鲜, 这是愤青要尽量避免的。
美国人的关注与担心也许并非是多管闲事。鹰派不等于愤青。鹰派是一种强硬的政策, 这种政策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 而并不是情绪化的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王明“左”倾, 主张与敌人硬碰硬, 看起来挺英雄, 结果是失败。而在抗战时期, 我们一开始不可能全力与敌决战, 否则用不了几个淞沪会战规模的战役, 就会被打败。最好就是拖延, 把决战的时间往后拖。国民党、共产党都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愤青的思维, 那么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抗日战争也会失败。
爱国有错吗？正有“爱国贼”一说。电影导演姜文在谈到他的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 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 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38]
过度的爱、缺乏理性的爱就是害。家长溺爱孩子, 就是害孩子。爱国也需要智慧,否则就有可能害国。
二、逻辑缺陷
逻辑, 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 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七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 仅次于数学, 《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五门基础学科之一, 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 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 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 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遗憾的是, 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学时, 涉及极少。在高校中, 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 没有必要大家都学。这是错误的认识, 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 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 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 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 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 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 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 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 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2003 年四五月间, 首都10 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着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 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笔者将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 一 ) 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 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在文学名著《堂 • 吉诃德》中, 有这样一段情节:
有个农夫拿了一块布去请一个裁缝做一顶帽子。他问布够不够？裁缝量了布之后说够了。农夫觉得做完帽子会余下不少布, 这些布会被裁缝贪污, 于是他就问这块布够不够做两顶帽子？裁缝看透了他的心思, 就回答说: 够做。农夫还不罢休, 又问够不够做三顶帽子？……他添上一顶又一顶, 直到五顶, 裁缝的回答仍然是“能”。就这样, 他们谈妥了, 这块布做五顶帽子。等到约定取帽子的那一天, 农夫到了裁缝店。他看到裁缝拿出做好的五顶帽子, 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农夫发现自己被耍了, 于是就到桑丘总督那里告状, 要裁缝赔他的布, 而被告裁缝却坚持自己没错,还要农夫付工钱。最后桑丘判决裁缝不准要工钱, 农夫也不准要布; 做好的帽子充公, 送到牢里给囚犯用。
这个故事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农夫与裁缝对帽子这个概念的定义不同。按一般理解, 帽子是指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做装饰用的物品, 农夫没有想到要明确地对裁缝说明帽子的大小,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常识; 而裁缝正是利用了农夫没有说明帽子的大小这个漏洞,利用这个概念的模糊性, 把小得只能套在手指头上的东西也说成是帽子。
如果农夫在做帽子之前就明确规定帽子的大小, 裁缝就没有办法了。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 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 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 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 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 非常难得, 墨子很伟大。然而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 此定义所指, 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 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 [39] 同样的一个词, 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 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 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 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
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 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 即使进行, 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 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讨论了, 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 几个人讨论马。第一个人说, 我见过一匹10000 斤重的马。第二个人说, 我见过一匹10 厘米高的马。第三个人说, 你们是开玩笑吧, 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 厘米高的马！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 造成了不同的观点, 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 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 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范伟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 高秀敏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 ”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 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 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 ”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 范伟对“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 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 虽是同一个字, 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 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 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理解不同, 对小品的评价也就不同了。再如, 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 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 另一个人说一般, 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在他们心中, 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 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 往往各说各的理, 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 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 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 根本不是一个话题, 怎么会有结果呢？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 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 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 或者被人所利用, 产生违法犯罪行为, 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 执行不力, 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 “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 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 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 作为行政区的城市, 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 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 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 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 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 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 作各种研究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 而是一个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 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 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 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
比如人口密度, 上海市区很拥挤, 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 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在这种行政体制下, 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 还是放在传统县城? 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 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 缺乏长远建设规划, 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
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 人口分散, 不能形成合力, 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 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 嘉定镇是老县城, 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 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 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 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
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 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 学者秋风曾写过一篇文章, 谈到有关部门修订《土地管理法》时说：从这些条文也可以清楚看出, 立法者并不知道如何进行法律思考。比如, 整部法律中反复滥用“政府”一词, 人们要问, “市县人民政府”是指谁？人大及其常委会、法院是否属于政府范畴？就本部法律而言, 总该说清楚, 具体行使征地权的又是“市、县人民政府”内部哪个部门？它做出土地征收决策应依据什么程序？该决策属于什么性质？被征收对象有没有权利参与此一决策过程？凡此种种重大问题, 法律全部付之阙如。 [40]
这是概念模糊的一个典型。按照这样的法规, 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 “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 年10月29 日报道,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 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 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
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 但是对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 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 医院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 “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 “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 他们就是收费有理。
实际上, 像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 正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 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 是无法明确的, 双方都难以执行, 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 “应该”做的事情, 不做也可以呀。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 但其实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 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 概念模糊。而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 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 更别说其他了。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 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41]
再比如学校里, 学生因事请假的事情。所谓请假就是在因事请求在一定的时期不参加学习。既然是请求, 那么请假的行为就一定发生在不参加学习的行为之前, 如果没有请求就不参加学习, 就是旷课。请求是前提, 不参加学习是结果, 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但是部分学生和老师却对此产生了歧义, 出现了所谓“事后请假”的说法, 这是部分人对概念理解的模糊造成的。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胎教”一词指的是在孩子未出生时进行教育, 孩子出生之后的教育就不叫胎教了。“事后请假”的说法就和“产后胎教”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不合逻辑的。只有事前请求, 才叫“请假”。只要没请假而不参加学习, 那就是旷课。所谓的“事后请假”其实就是对自己为什么旷课作一个解释。如果旷课的原因是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如突发事件等, 老师觉得这种理由可以原谅, 便不再追究、不予处罚, 而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
这不是假, 而是可以原谅的旷课。由于手续和程序上的原因, 可能会需要补一个请假条, 但决不是什么事后请假。一些学生经常先斩后奏, 先旷了课, 再编造理由解释, 并强词夺理说“学校没有规定不可以事后请假”。这首先是一种二元思维, 即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 他们误以为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做的事情。而老师一时也无法反驳, 便觉得学校的规定不健全, 应该在学生守册中明确规定“不准事后请假”。
这些想法都是因为不能够正确地理解“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 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来理解。这种对概念的模糊理解给学生管理带来很多不便, 因为“不准事后请假”的规定也是有问题的, 是不可能被执行的, 如一些突发事件会造成学生不能及时请假, 只能事后说明。而所谓“补假”的说法则更为模糊不清, 假期怎么补？其实仍是“补请假”的意思。解决这样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明确“请假”一词的确切内涵。
( 二 )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 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 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 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 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实际上, 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 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 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 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
比如,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 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 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再如, 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 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 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又如, 在“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中, 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 并不' 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在伯杨《丑陋的中国人》中, “中国人”是集合概念, 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 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
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如何如何”, 这是没有道理的, 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 心胸狭隘, 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 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 他就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等文章, 很多中国人很不满, 说按照黎鸣的观点, 黎鸣也很愚蠢, 因为他也是中国人。
这就是对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 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同样, 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 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 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 三 ) 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 比如“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 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 或两类) 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 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 既可能是真, 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 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 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 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 包括很多学者, 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 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 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 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 大量地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 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 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 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 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 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 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 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 而且是哺乳动物。西方人也会用类比, 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 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 不善于纯粹地说理, 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
西方人类比用得少, 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 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 不确定性), 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但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 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 不然人家听不懂。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 但其价值仍然不可被忽视。在科学研究中, 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 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即成为了科学结论。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幵始, 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 肉贩将狗打跑, 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 两银子; 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 被宾少爷打跑, 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 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 两银子。
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 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 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他当堂踢打凶手, 凶手没有死, 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 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 是第二天才死。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 毫无疑问, 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 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 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 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 乱比一气, 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 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 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 有人就说, 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幵国门, 让外国人自由迁入。
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再比如, 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 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 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来教育他们要爱国。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 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 孩子和狗是两回事, 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 硬把他们归在一类, 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 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 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 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 狗难道不能嫌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 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 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 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 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 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 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 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 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 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 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 半斤八两。”
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 不仅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而且语意模糊。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 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 离开了明显的形象, 他们便不会思考; 不用类比, 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中国人向来喜欢攀比, 别人有的, 我也要有；别人能做, 我也能做 ； 别人行, 我也行; 别人不要的, 我也不要。这其实就是一种类比, 这种类比忽视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异, 虽然都是人, 却是不一样的人。能不能和别人一样, 要不要和别人一样, 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是不能盲目攀比的。
( 四 ) 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 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 ”这是推论错误, 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 也即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
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相反的两面或两端, 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 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 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 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 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比如, 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 明显分成两个阵营, 姚黑姚蜜, 科黑科蜜, 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 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 将好的神圣化, 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 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 将坏的妖魔化, 如一些奸臣、暴君等, 似乎他们一无是处。这种思维是片面的, 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待现代人同样如此, 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在国家政策上, 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 也是一种二元思维。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 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
但实际上, 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 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 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 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在中国历史上, 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 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 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 同样, 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 即使是贵为宰相, 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国外也是如此, 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 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 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
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 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 他们的户口是农民, 工作却在城市, 既非农民, 也非市民, 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在二元思维下, 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 也往往走向极端, 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翟华在《中国人走遍天下之法宝: 东方文化西方语》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咱中国人似乎有一个概念: 没有明言禁止的事就是可以做的事。
我曾听见有“犯了事”的同胞辩解说我不知道呀！”甚至质问：“哪儿写着不许了？”不错, 国内很多地方、很多场合都写着“严禁xx( 吐痰、吸烟、喧哗等等) ”, 一般与“违者罚款”连用。制订这些规矩的有关部门煞费苦心, 往往不得不详细列出不许做的事, 于是出现了“约法三章”、“五个不准”、“七不规范”、“服务忌语五十句”之类的标语。 [42]
简单地认为没有明令禁止的事情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这也是二元思维。由“禁止的事不可以做”推出“不禁止的事就可以做”的结论, 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这个前提是不能推出这个确定的结果的, 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这样的思维会使得社会管理者疲于奔命, 他们不断地出台各种禁令, 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的, 禁令永远跟不上新问题出现的速度。江苏贫困县阜宁县拨款350 万元建“山寨版世博中国馆”受到多方质疑, 阜宁县政府新闻办回应说, 中央无禁止的都可以做。这种思维正是典型的二元思维, 因为中央是不可能对一个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作出详细的禁止规定的。 [43]
( 五 ) 以偏赅全
以偏赅全是一种不完全归纳的方法, 即由一个群体中一部分事物拥有某个特点而推出这个群体的所有事物都有这个特点, 这种推论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或然性的。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人常常因某地或某个群体出现了个别的素质不高的人, 便否定这个群体的所有人。比如一些大城市人对外地人、对农民、对农民工的看法, 以及部分人对河南、上海等地方人的妖魔化, 正是因为这种以偏赅全的不当逻辑。
几年前, 上海某小区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 一对住在这里的美国青年夫妇收留了一位残疾的流浪乞丐, 他们不但和这个乞丐握手、拥抱, 把乞丐邀请到家里做客, 甚至还给了这个乞丐一套家里的钥匙, 让他在自己家里吃、住, 结果遭到了同住在此小区的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因为这些中国人认为, 这个乞丐是外地人、是穷人, 很可能不是好人,说不定会是小偷、犯罪分子, 要求这对美国夫妇把这个乞丐赶走。这对美国夫妇很诧异中国人的思维: 为什么穷人就一定是坏人？为什么外地人就一定是坏人？这种以偏赅全的逻辑是很多老外难以理解的。 [44]
没有经过逻辑训练的人是很容易犯以偏赅全的毛病的。例如,我们如果在这儿看到某个国家的某个人很变态, 在那儿又看到这个国家的两个人很变态, 我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联想到, 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可能都很变态, 这就是以偏赅全。以偏赅全是一种原始的、自然而然的逻辑, 是不完全归纳, 其结论并不确定。其实, 这个国家中不变态的人是居多数的。在我们谈到改革的时候, 总有人为保守辩护：“凡事都要循序渐进, 慢慢来。”以此来作为不改革的借口, 这也是一个以偏赅全。有的事应该慢慢来, 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慢慢来, 有的事就需要快刀斩乱麻。
( 六 ) 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 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的学习, 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 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 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作其他推理, 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以偏赅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 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 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
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对于这种行为, 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 却说是别人的靶子, 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 引起不少人的攻击。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 我认为, 同性恋不宜提倡。”
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 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 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 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 他的逻辑就是: 你替同性恋说话, 你就是提倡同性恋。这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
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 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 反而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 格调更低一等。而在攻击李银河的人中, 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在反驳论证中, 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作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 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 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比如, 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 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 一个中国人, 你夸日本好, 那你就是汉奸; 你夸美国好, 你就是“鹦鹉”, 你说中国不好, 那你就是卖国贼。毫无疑问, 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 是没有道理的, 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 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 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人夸奖美国, 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 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 [45] 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 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46] , 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 简单得可笑。
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 谁会不愿意呢？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以上谈了几点比较简单的逻辑问题, 笔者不是逻辑学专家, 只能谈一点表层的东西。但笔者以为, 对普通人来说, 也不需要掌握太多的逻辑学知识, 只要能掌握一些基本常识, 经过一定的逻辑训练, 就能够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增强认识问题的准确性和推理论证的合理性, 让自己的结论更加接近真理。在中国的大学里, 许多大学生都觉得“学逻辑没有用”, 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感觉呢？
笔者以为, 这与中国学校中逻辑学教学方法的落后有关。逻辑思维能力不是通过上几堂逻辑课、背一点逻辑知识就能提高的, 它需要长期的训练。这种训练包含在几乎每一个学科的学习当中, 论文写作、课堂讨论、回答问题、互相交流, 都离不开逻辑学。逻辑思维能力不是在逻辑学课上就能得来的, 也不是仅仅逻辑学老师那里得来的, 而是要靠所有学科的每一位老师的引导、训练与潜移默化。认为通过逻辑学课就能提高逻辑思考能力的想法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