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分享《中国人的思维危机》。本书立足现实、立足当今天，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述思维能力不足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作者对中国人思维危机的深切忧虑，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强烈批判。
第二章 事实 : 中国人缺乏思辨力
事实上, 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 一点不错的。中国人的头脑, 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 喜欢妇女的语言。——林语堂
中国人缺乏思辨力, 这既是外国人对我们的评价, 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评价。中国漫长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则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直接的证据。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这一缺点, 当然, 也没有必要去否认。
一、外国人的评价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 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有些是做生意、传教、从事教育或卫生等正规工作的, 当然更多的是侵略者。有很多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 他们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人, 并著书立说, 讨论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特点。
这批人中有两个著名的传教士丁韪良和明恩溥, 他们写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丁题良(1827 —1916 年), 字冠西, 原名William AlexanderParsons Martin, 美国印第安纳州人, 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他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1850 年, 丁韪良在神学院毕业后, 被派到中国, 在宁波传教。
曾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2 年一度回国, 不久又来华, 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 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 —1894 年为该馆总教习, 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1885 年得三品官衔,1898 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 —1900 年, 任京师大学堂( 今北京大学) 总教习。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0 多个年头, 其著作收集在《中国人》、《翰林文稿》等书中。丁韪良认为中国人不善思辨, 原因是受儒家思想的不良影响,是儒家哲学造成了中国人不善思辨的习惯。
同时, 汉语的缺陷及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学者于岚总结了丁韪良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他( 丁韪良) 像利玛窦一样承认孔子跟苏格拉底一样是伟大的哲人, 但是比起耶稣基督则差了很多。这是因为耶稣“诉诸证据, 挑战质询”。丁韪良列举了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现象, 说明中国人“民族心智”的缺陷。
比如中国人认为心, 而不是脑, 是思维的所在。丁韪良认为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是荒谬的；他说中国人毫无道理地迷恋“五”这个数字, 如五行, 五伦, 五感, 五族, 五色, 显示了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中国的语言没有语法也表示了中国人思维能力的不足。不过, 如果中国人如此不可救药, 传教士就没事可千了, 所以我们又看到丁韪良说中国人心智的缺陷是有缺陷的汉语和中国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中国教育厚古薄今, 文官考试范围狭窄都加重了中国人心智的发育不良。
他说,治疗中国人的这些弊病的根本途径是用基督教改良人心, 改造中国文字, 促进中国地域方言的使用。 [4]虽然丁韪良的一些观点有偏颇之处, 但他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善于证明和分析的缺点是有道理的。明恩溥(1845 —1932 年), 又作明恩普, 原名亚瑟 • 亨 • 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 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1872年来华, 初在天津,1877 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 在恩县庞庄建立起第一个教会, 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
他在鲁西北传教30 年, 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 如《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中国研究大纲》、《中国的进步》、《今日的中国与美国》、《汉语谚语俗语集》等。1908 年,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之下, 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给中国, 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并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后改名为清华大学), 促进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明恩溥有关中国人的名著是《中国人的性格》, 有的翻译成《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气质》等。本书原著初版于1890 年,面世后引起轰动, 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如鲁迅、潘光旦、费正清等都曾经发表文章力荐。
明恩溥写这本书时已在华生活了20 多年, 他根据自己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生活习性、价值形态的观察、体验, 以西方的文化生活形态为参照, 论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性格特征、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生动地勾画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该书被公认为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 作者在第七章和第十章指出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的两个缺点: 易于误解、思绪含混。他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误解, 误解别人, 被别人误解, 中国人缺乏理解能力。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思绪含混：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 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
你问一位中国厨师, “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 “我们都未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 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 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 “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 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圈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 [5]又说：你( 指外国人) 就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是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
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 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 [6]通过这两个例子, 明恩溥觉得中国人不喜欢去思辨“为什么”,缺乏对事物深层原因的探索精神。他们的思维只停留在表面的“是什么”, 并且连“是什么”也经常是含混不清的。
明恩溥举了一个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例子, 说明汉语表达的模糊性：在中国人的言语中, 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 或非人称)代词——“ta ”, 这个发音既可以表示“他”、“她”, 也可以表示“它”。 [7]
有时, 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 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 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证人作证, 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一场斗殴：“他拿着一根棍子, 他也拿着一根棍子, 他打了他, 他也打了他, 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 他就会打死他, 而不是他打死他。” [8]
汉语书面语中“她”与“它”作为人称代词始于20 世纪20 年代, 为刘半农所首倡。之前, 汉语白话文中的第三人称以“他”字一统天下, 男、女、物皆可指, 确实带来了交流的不便。而在口语中, 这三个词是相同的发音, 直到今天, 口头交流时仍然有所不便, 我们有时不得不追问一句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ta’？”明恩溥还注意到, 中国人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常常不能准确地转达别人的想法：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是, 他们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 把某事转告于B, 再转告于C, 这在中国是最难做好的, 或者是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 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 或者传到c 时已是面目全非, 不知所云了。以为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3 个齿轮能互相配合, 运转正常, 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 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不有所增减是很困难的, 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 折射出来的肯定是扭曲的样子。[9]明恩溥认为中国人对事物的表述往往不够清晰, 思考问题简单。
他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归结于汉语的缺陷：不少人已经知道, 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 它们既没有“性”, 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
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 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 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语言结构, 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 会招致“思绪含混”。 [10]二是归结于教育制度, 中国受过教育的人很少, “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 造成了思绪含混”,[11] “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 [12] 。一个学者和文盲之间的对话, 可能让双方都不能理解。
丁韪良和明恩溥等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评价虽有所不同, 但都看到了中国人在思维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离现在已比较久远, 中国人的思维相比一百多年前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 他们所谈的中国人的很多思维特点, 今天仍然存在,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二、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人性格、思维等方面内容的专著,20 世纪最有名的有两本——林语堂的《中国人》( 或译为《吾国与吾民》) 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
而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很多文化人也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中国人》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中, 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思维特点进行了分析, 指出中国人思维的“女性化”特点, 并认为“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 [13] 。
我们知道相对于男性来说, 女性不太善于抽象逻辑思维, 而擅长形象思维、直觉思维。“中国人的头脑, 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辞藻, 喜欢妇女的语言。” [14]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 [15] , 而不是分析的、抽象的。“中国人的思维不善于进行分析” [16] , “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17] 。
笔者对林语堂先生的说法深以为然, 中国很多男人的思维方式都有女性化倾向, 有较强逻辑思辨能力的中国人实在太少了。林语堂将西方人的思维与中国人进行了对比：希腊人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 因为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分析型的, 这已经被亚里士多德学说引人注目的现代性所证明。埃及人发展了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些学问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维。
印度人发明了自己的语法学。而中国人尽管有其天然的智慧, 却未能发展其自己的语法学。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大多是由国外引进的, 因为他们只喜欢道德上的陈词滥调。他们的抽象名词, 比如“仁”、“义”、“礼”、“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谈。在具体讨论中, 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 [18]
林语堂又说, 在中国, “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所以他们也不仰仗逻辑, 而是靠自己或许是更健全的庸见” [19] ,“在中国文学中, 也从来没见过有雄辩的论证” [20] “中国作家先提出一两个论点, 然后即刻提出结论。在读他的文章时, 你很少看到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21] “庸见在中国代替了推理与演绎。” [22]
通过对中国人思维的论述, 林语堂认为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造成的, “我们已经对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做了详尽的讨论。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 [23]
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很多人都看过, 这是一本受到不少争议的著作, 一些人不能接受他对中国人的批评。柏杨认为儒家文化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 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 替我们想好了, 自己不需要想, 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 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24] 他还指出我们最重要的反应, 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25]
在当代, 仍有很多学者在谈论中国人的思辨力问题, 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激烈的批评。比如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没有思辨能力, 为什么?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 讨论中国人的思辨能力问题, 他甚至认为“全人类之中最没有思辨能力的民族是中国人”。 [26] 还有很多普通人、网友等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 在网上就能搜索到很多相关文章。
三、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来看, 中国人在抽象逻辑思维方面无疑是不如西方人的,特别是近代以来, 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 皆落后于西方。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 而这些学科都需要较强的思辨能力。
中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 也没有哲学家。黑格尔认为, 孔子的所谓“哲学”只是一些道德教条, 而不是“思辨的哲学”。黑格尔这样评价孔子：一种常识道德, 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 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 可能还要好些, 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 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 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 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 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 而且更好。 [27]2001 年9 月, 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思想代表德里达来到中国, 在北京、上海、香港进行了系列的访问和学术交流。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 接着又补充说, 思想和哲学并无高低之分。[28]
显然, 他的补充是对咱中国人的安慰, 以抚慰中国人那敏感易碎的自尊心。当代一些学者如黎鸣先生等也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些说法虽然我们听起来不顺耳, 但却是有道理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 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
要说中国完全没有哲学,可能太绝对, 但对中国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和思辨的哲学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家之哲学, 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 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 精心结撰, 首尾连贯之哲学书, 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 杂凑平日书札语录, 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 故其道理虽足以自立, 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 往往失于简单零碎, 此亦不必讳言也。” [29]冯先生的话可以概括为两点：中国哲学不善于论证; 中国哲学不成系统, 简单零碎。是为中国哲学之缺陷, 而不善论证、缺乏思辨正是其中之一。
后人常谈论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体系或是系统, 但是所谓道家和儒家的哲学体系是在后人不断地解释、添加( 添加自己的思想) 以及改造( 按自己的喜好去解释甚至是篡改) 中建立的, 他们的体系是后人整理和加工出来的。
到了近现代, 则是把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片断的思想套在西方哲学的形式上而已。而在孔子和老子那里, 其著作本身是不够系统的。中国哲学家的著作确实存在概念模糊、不善论证的缺憾。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概念基本都是模糊的、含混不清的, 他们很少给一个概念作出明晰的定义, “中文里面的规定( 或概念) 停留在无规定( 概念)之中。” [30] 这种缺憾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后人可以对这些概念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随意地解释, 以至众说纷纭、观点林立, 越说越糊涂。
比如, 儒家常讲“仁”、“义”, 什么是“仁”, 什么是“义”？道家讲“道”, 什么是“道”？都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 直到现在, 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说法。林语堂说:“周代所有的古哲学家中, 只有墨子和韩非子的风格接近有力的论证风格。孟子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诡辩家, 然而他也只是对‘利’、‘义’等大而又泛的词感兴趣。其他哲学家, 如庄子、列子、淮南子, 只对漂亮的比喻感兴趣。墨子的门徒惠施、公孙龙都是伟大的诡辩家。” [31]
中国的哲学家特别喜欢使用类比推理的方法进行论证, 孟子、荀子、庄子都是如此。比喻、寓言等手法的使用都是类比推理, 而类比推理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是不能证明任何观点的。所以说, 中国人心目中最雄辩的孟子其实是最不讲“理”的, 他的论证不是思辨, 而是诡辩。
这种类比手法的运用虽然在文学上产生了迷人的效果, 但在逻辑上却是一个缺憾。而更早一些的哲学家们则根本不去论证, 直接就说出自己的观点, 并认为它就是正确的。比如老子、孔子的言论都是如此。老子说“道可道, 非常道”, 为什么呢？他们很少去证明自己的观点, 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但是“关于什么原因、什么本原的科学才是智慧……在全部科学中, 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 有更大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语)
中国哲学的这种特点, 是统治者们最高兴见到的, 他们的收获最大, 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解释经典, 把中国哲学当成一种工具和手段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在逻辑方面, 我们今天学到的逻辑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系统, 即三段论理论。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 后人又作了一些发展, 形成了完备的逻辑学系统。在中国, 形式逻辑的产生基本与欧洲同时。代表学派有墨家与名家。墨子区分了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提出“大故( 充分条件), 有之必然, 无之必不然”与“小故( 必要条件), 有之不必然, 无之必不然”。名家提出了许多诡辩命题, 例如“白马非马”、“鸡有三足”、“孤犊无母”、“连环无扣”、“白狗黑”以及“今适越而昔来”等等。
名家的公孙龙在《白马论二》等文中, 通过对概念属性的辨析来进行推理论证, 具有一定的思辨哲学色彩, 虽然也是诡辩, 但从逻辑上来说, 比起孟子的简单类比要高明。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逻辑学, 没有人沿着墨家、名家的路继续发展下去。秦之后, 形式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基本陷人了停滞, 没什么发展。墨子的思想在秦以后一直被忽视, 甚至《墨子》一书中的《经》篇, 非常抽象, 极少有人研究, 到了清朝学者整理《墨子》一书时, 能读懂的人已经很少了。
中国人几千年一直缺乏逻辑知识的教育和逻辑思维的训练, 必然造成思辨能力的不足。在语言学方面, 中国的第一部语法学著作直到1898 年才完成,即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但马建忠精通多种外语, 也是在西方语法学的基础上完成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而西方人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上述历史事实会让一些国人感到不快, 他们会辩解说, 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哲学、逻辑学及语言学, 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屑于而非不善于做这些思辨的事情, 这些事实不能证明中国人不善于思辨。
再者, 中国古代哲人不重视著书立说, 而重视所谓“内圣外王”, 以立德、立功为先, 立言则是不得已之事。“故著书立说, 中国哲学家视之, 乃最倒霉之事, 不得已而后为之。” [32]笔者以为, 中国古代哲学缺乏逻辑思辨色彩, 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找不到古代的哲学家们善于思辨的证据, 所谓“不屑于做”的说法实在幼稚, 如同一个打不过别人的嘴硬的小孩的辩解：“我不是打不过你, 我是不屑于跟你打! ”其实, 承认中国古代哲人的一些不足丝毫不会损害他们的伟大, 此种辩解实无必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历史来看, 中国人相比欧洲人, 不善于逻辑论证, 思辨力不足。对于这种思辨方面的缺憾, 我们不必为此感到难堪, 甚至是自卑, 更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或者是千方百计地去辩护、去找各种客观原因和借口。
我们更不必硬要把许多光环加在我们祖先的头上, 祖宗的智慧不能证明后人也智慧, 后人对: 祖先的过度吹捧无疑是因为自身在现实中的自卑。何况, 我们的先人虽然在哲学、逻辑等方面不如西方, 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要敢于面对现实, 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 这是一种让人尊敬的勇气, 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思维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命运。思维的问题, 思辨力的问题,是当今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