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本文节选自我的旧著《四川历史与社会》，该书上下两卷，四川人民社出版，曾作为四川省中学生乡土教材使用多年。 】
张三兴是四川农村的一位家境殷实的农民。如果不是老天特别过不去，靠着一家人披星戴月的劳作，丰收之年他也能够在春节时宰杀一头肥猪，酿几瓮米酒。即便一般的荒年，凭借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微薄积蓄，他的一家人也不至于受冻挨饿。
在清朝的爱新觉罗们没有倒台以前，他知道自己是大清的臣民，需要向大清交纳田租和各种还不算太重的税。等到大清终结，他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但到底是皇帝陛下还是总统大人坐江山，张三兴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兴趣在于侍弄他的庄稼和牲口。
时光一晃到了20世纪20年代，张三兴惊讶地发现，他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位大人的臣民了：那是一个混乱的军阀混战时代，正如俗话说的那样：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只要手里有足够的枪杆子，军阀们便可以割据一方。
在甲军阀统治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其领地的人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年交多少租，多少税，全由他说了算。等到甲出阀倒台或是被赶走，乙军阀上台后，一切又得按乙军阀说了算。
最令张三兴和张三兴这样的底层民众伤心而愤怒的是：甲军阀刚刚征收了赋税，可一会儿功夫又被乙军阀轰下台，而乙军阀对甲军阀刚刚征收过的赋税根本不予承认。这样，张三兴们只得勒紧肚皮再交一次。
更为头痛的是，自古以来田赋都是一年一征。可到了军阀们统治四川的时代，这个自古以来的公理被他们勇敢地打破了：田赋可以一年两征、三征、四征，最多的竟然一年八征。
这种征法怎么搞呢？那就是预收。也就是说，比如今年是1926年，张三兴的田赋已经完清了，但一纸通告，现在开始预征明年的田赋，张三兴除了乖乖地上交，又有其它什么办法呢？
也许像张三兴这样的殷实之家，如果只是在某一年预征下一年的田赋，他的日子勉强还可以对付。要命的是，这种预征搞到后来几乎一年预征几次，田颂尧的二十九军驻防射洪县，一年竟然征了14次，一个月征一次还要多。
耸人听闻的是灌县和安县，灌县预征到了1991年，安县则预征到了1993年。当时四川田赋每亩的最高征额：“较之外省，约为4倍，较之日本，则为10倍，较之美国竟达21倍。”
同样一亩地，四川农民得交出相当于美国农民21倍的粮食，这在基本靠精耕细作并依靠人力畜力生产的四川，是一种比杀鸡取卵还要短视的行为。
但军阀们并不对这种短视行为感到半点不安，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防区还能维持多久，就像张三兴们不知道自己的苦苦忍耐还有多少限度一样。
让张三兴们难以忍受的还不仅只是预征到了孙子辈的几十年以后的田赋，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更是勒在他们脖子上的一条令他们窒息的绳索。
比如张三兴偶尔进一趟县城，如果他打赤脚的话，当局会认为他有碍观瞻，将征收赤脚税。 如 果他穿上自制的草鞋的话，当局则会 指责草鞋不卫生，得收取草鞋捐。
种鸦片的交烟捐，不种的交懒捐。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凡是家里有厕所的人家，都得向官方交纳厕所捐。著名文人刘师亮为此撰联讽刺说： 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后来，在蒋先生支持下，刘湘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胜出。被任命为省主席后，他 宣布离除的苛捐杂税就多达200多种。
16年的防区时代终于沉沉地翻过去了。16年里，军阀们丧心病狂的竭泽而渔，使这个原本富甲天下的省份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四川原本盛产大米，但到了防区时代后期，大米竟然已经不能自给。
从全省看，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常年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这就是当时四川底层民众生活的真实而悲惨的写照。
我们无法忘记张三兴，他和他的家人们昼出耕田夜绩麻，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劳作，但即便是丰年，他们也经常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不是上天捉弄他们，而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都被花样繁多的苛捐杂税巧取豪夺了。
那些割地称雄的军阀，平时也经常宣称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然而，究其本质，他们不过是花言巧语爱民如子，想方设法敲骨吸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