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射雕英雄传》中，有一段让人看了全程神经紧绷的情节，郭靖被杨康捅了一刀后危在旦夕，黄蓉带着身受重伤的郭靖躲进密室中，用九阴真经中记载的方法疗伤，两个人的双掌需要相合7天7夜，如果中途被人打扰，郭靖就会一命呜呼，期间不断有人来骚扰，都被黄蓉机智化解。
这样的情形，并非只存在于武侠小说当中，在红军女战士李桂红的身上，就发生过一个比这更加惊心动魄的故事。1935年，红军纵队政治指导员李桂红因为怀孕离开队伍后，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搜捕，在丈夫余泽鸿家里的暗墙中躲避了大半年，直到孩子顺利降生。
敌人之所以花如此大力气追捕一个孕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以李桂红为诱饵，逼李桂红的丈夫、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投诚。然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年代地方，敌人怎么也没有料到，李桂红其实一直就躲在余泽鸿的家里，血雨腥风、危机四伏，这段险象环生的经历，让李桂红终生都难以忘怀。
1
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时局动荡，民生多艰，李桂红在这一年出生在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中，家里本就穷得无米下锅，李桂红4岁的时候，父亲又一病而亡，母亲守了寡，一个人无力养活女儿，就将李桂红卖给别人当了童养媳。
爹不疼娘不爱的童养媳，被卖到了婆家，可想而知得不到一分好脸色，就跟一个卑贱的丫鬟一样，伺候一大家子的人，只为了换来一口饭填饱肚子。悲惨的童年经历让李桂红的心里产生了想要改变命运的想法，丈夫的家中是靠吹喇叭为生的，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本就不平等，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可言。
终于有一天，红军来到了寻乌县城，朱德总司令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李桂红也跑去听了，她知道了红军是让穷人翻身、让妇女解放的队伍，李桂红听得心潮澎湃，听完她就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没有给她留下丝毫温情的家。
参加了红军的李桂红，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理想，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才21岁，就担任了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扩红突击队队长，在她的宣传下，很多人都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李桂红因此还被授予了“扩红模范”的称号，毛主席来到会昌时，还接见了李桂红。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当部队到达云南时，敌人的围追堵截愈加猛烈，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组建了一支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进行游击战争，李桂红临危受命留了下来。
川南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李桂红非常明白留下就是九死一生，她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不过，艰苦的斗争生活中，也会有偶尔的甜蜜时刻，在这里，李桂红和余泽鸿相识并相爱，余泽鸿是四川长宁县梅硐场人，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系，1925年加入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非常丰富。
后排左二为余泽鸿
从童养媳到一名红军战士，李桂红不仅找到了愿意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也遇到了一份志同道合的可贵爱情。在战火纷飞中，李桂红和余泽鸿的结婚仪式一切从简，没有婚纱，没有婚戒，只有崇山峻岭中，那漫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是这对红军夫妻美丽爱情的最好见证。
婚后不久，李桂红就有了她和余泽鸿的爱情结晶，这个小小的生命完全没有察觉到外面是枪林弹雨的世界，在母亲的肚子里茁壮地成长着。第一次当母亲的李桂红，刚开始是欣喜，过了不久后却是忧愁，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跟着部队翻山越岭变得很困难。担心妻子的余泽鸿，让她在总支书记阚思颖的陪伴下，留在长宁梅硐山区躲避了起来，由梅硐区委暗中保护，等待孩子的出生。
然而，由于李桂红是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妻子的这一层特殊身份，注定了她没有办法平平安安地度过怀胎十月的日子，这段和搜捕的敌人斗智斗勇、屡次化险为夷的经历，堪称是一段传奇。
形势的急转直下，是因为红军纵队中一个重要人物的变节，这个人就是纵队司令王逸涛。当时的红军纵队，发展到了一千多人，蒋介石大为恼火，多次斥责四川政府主席刘湘剿匪不力。
刘湘一心想保存实力，尽量避免战争损耗，决定招降王逸涛，很快，刘湘就找到了王逸涛的一个软肋，王逸涛的妻子安硕甫当时正留在叙永县城，王逸涛曾派人去想将安硕甫接到游击队，但是安硕甫却不是一个能吃苦的人，游击队天天在山里跑，条件哪能跟县城比，安硕甫以怀孕为由拒绝了，她根本没有意识到战斗形势的严峻程度，还对前来接她的人说：“我在县城很安全，有什么消息也好通知游击队。”
1935年3月，在刘湘的示意下，叙永县县长将安若甫逮捕进了监狱，安硕甫的父亲在县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仅找了县长求情，还托人找到了四川省主席刘湘，这下正中了刘湘的下怀，刘湘抓安硕甫，原本就是给她的丈夫王逸涛下的一个套，他等的就是安硕甫的家人来求情，好提出自己的条件。
刘湘当即表示：“想放了安硕甫，没问题，但前提是要她写信让王逸涛投诚。只要王逸涛肯答应，不仅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还可以让他升官发财。”
四川王刘湘
安家的人本来就是士绅阶级出身，惯于见风使舵，很快就和刘湘达成了协议，刘湘派泸州专员裴钢执行具体招降王逸涛的任务，安硕甫在狱中关了一年，早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父亲的劝说下，便答应写一封劝降信，这封信被秘密交到了王逸涛的手中。
安硕甫在信中苦苦哀求王逸涛为了自己和孩子投诚，当时游击队损失惨重，国民党又给了王逸涛高官厚禄的许诺，他便意志动摇，偷了一匹战马，带着四弟王元德一起乘夜逃离了队伍。
王逸德走后，跟着他参加红军纵队的部分游击队员也受影响纷纷离队，王逸涛的投敌，给游击队带来重创，他不仅将各地党组织的情况泄露给了敌人，造成了大量的同志被捕遇害，还率领“特别行动队”，四处搜捕隐藏的红军伤病员。
在千钧一发的时刻，红军纵队政治部主任俞泽鸿挺身而出，担任红军纵队政委，带领战士们抵抗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王逸涛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现，想故技重施，通过抓捕俞泽鸿怀孕的妻子李桂红，来逼迫俞泽鸿归降，因为王逸涛早就知道余泽鸿的妻子就藏在梅硐的大山里。
可惜，王逸涛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俞泽鸿参加革命以来，早已不止一次遇到生死考验，但他从来没有一次动摇过，意志坚决的俞泽鸿，跟意志薄弱的王逸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俞泽鸿跟战士们说过：“就算是打到最后只剩下三条枪了，也要继续干革命。”
俞泽鸿的妻子李桂红，出身贫苦家庭，参加革命一心为了改变穷人的命运，并非为了贪图个人享受，绝不是像安硕甫一样的娇小姐。王逸涛带着一批又一批的特务，大肆抓捕两名女红军，李桂红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和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智斗勇，最终也没有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2
刚开始，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农妇的样子，由梅硐区委安排，住在梅硐山区“坳田坡”山顶上的一户农民家里，这户农民是靠编竹筐赚钱谋生，村里人便都叫他“黄箩筐”，“黄箩筐”的妻子是黄二嫂。
黄二嫂心地善良，看到李桂红年纪轻轻，才二十几岁，又怀有身孕，就带着一家四口睡到了牛棚里，将家中仅有的一张床留给了李桂红和阚思颖。
阚思颖曾在李克农的手底下工作过，心思敏锐，一天她发现有两个人鬼鬼祟祟地在附近东张西望，赶紧回去喊李桂红一起离开这里，但是刚出门，10几个敌人已经包围了过来。
黄二嫂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女子，她临危不惧，马上让李桂红二人藏到了家中的地窖里面，用东西将窖板遮住后，又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第一个冲进屋里的敌人一脚踩到了粪水，捂着鼻子骂骂咧咧地退了出去。
李桂红和阚思颖在地窖中紧握着随身携带的小手枪，做好了死在窖洞里的准备，只要敌人一打开窖板，就开枪，打死一个赚一个。带头的排长逼着几个敌兵再进屋搜查，一进去臭不可闻，他们胡乱搜了一通，乱打了几枪就走了。
当地的老百姓恨透了国民党官兵的胡作非为，对红军女战士都很同情，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竭力帮助两个红军女战士，让她们一次次侥幸地躲过了敌人的抓捕。
敌人走后，乡亲们带着李桂红二人躲到了山上的岩洞里，村民装着山上砍柴，给她们送饭。敌人不获而归，第二天又卷土重来，到黄二嫂的家中搜查，这次他们专门搜查了地窖，但打开地窖的时候，里面早已经没有了女红军，而是换成了三个村民。
余泽鸿
黄二嫂的家中已经暴露了，李桂红不能再留在这里。这时候，丈夫余泽鸿给李桂红写了一封信，让李桂红回到他在“大窝沱”的老家躲藏，这是一招险棋，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余泽鸿的家里早就被敌人搜查了个遍，如今敌人的注意力并不在此。于是，李桂红和阚思颖转移到了余泽鸿的家中，游击队员余承远专门负责保护李桂红二人的安全。
多次搜捕女红军都扑了个空，王逸涛在国民党老板那里丢了脸，恨得牙痒痒，他知道李桂红身怀六甲走不远，肯定还躲在梅硐的哪个地方，决定加大搜捕力度。
有人上报刘湘：“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刘湘马上发出急电，严令各县挨家挨户地搜查，必须要抓住女红军，一时间，人人都想抓到女红军，好借此邀功。
敌人派了多个暗探，将余泽鸿的家中进行了严密的监控，从村民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敌人又用好吃的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都没有达到目的。
由于叛徒的出卖，余承远被敌人跟踪，敌人很快就将目标锁定到了愈泽鸿的家，驻扎在周家沟的罗营长带了40多人扑向了大窝沱，站在外面放哨的梅硐妇女会主任陈淑均发现了敌人的行踪，立刻叫人把快要临产的李桂红抬到了余泽鸿家中的夹墙中藏了起来。
乱世之中，匪患不断，为了保障财产安全，余泽鸿家里早就建了一个地窨子，从一道暗门中进去后，里面有几平米的地方可以躲藏，地窨子中摆了一个梯子，从梯子上去，通过一个暗道，就能走到屋子里其他的房间。
罗营长和余泽鸿家里是老相识，曾跟着余泽鸿的叔叔读过书，罗营长来了以后还算客气，俞家人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招待了罗营长，还送了他4块银元，成功地将罗营长送走了。
余泽鸿故居
可是罗营长走了，曾排长又带着人气势汹汹地来了，放哨的人赶紧敲响了用来报警的竹梆，李桂红和阚思颖和上次一样躲进了夹墙中。敌人将愈泽鸿家的前前后后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让余泽鸿的父亲余叔皋把家中的男女老少全部叫了出来，集中在屋子前面的空地上，所有人都不能擅自走动，然后又让余叔皋带着他们到每个房间依次搜查。
敌人翻箱倒柜，将余家掀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有找到，恼羞成怒之下，便将愈泽鸿家中的10多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捆绑起来吊打，逼问女红军的下落，还威胁他们如果不说，就要用机枪进行扫射。
余承远年轻，被敌人在脖子上划了一刀，鲜血直流，怀有9个月身孕的陈淑均被敌人捆在屋檐柱子上，愈泽鸿的老父亲余叔皋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们都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见过什么女红军。
老人、小孩在敌人的打骂中哭成了一片，哭声传到了夹墙中，李桂红和阚思颖心急如焚，决定冲出去和敌人拼死一搏，正要走出夹墙，愈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紧紧抓住门闩不让她们出去。
李耀岐说：“如果你们被抓了，三哥（愈泽鸿）回来，我们怎么向他交代。”愈泽鸿的祖母说：“你们千万不能出去送死，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 祖母的话，让李桂红犹豫了，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对余家来说，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余泽鸿出生于1903年，比李桂红大了8岁，在和李桂红结婚之前，余泽鸿曾有过一任妻子，名叫吴静焘，1904年出生在江苏嘉泽镇的一个富农家庭。
吴静焘
吴静焘在南京汇文女中读书时，接受了先进思想，因为父亲逼着她嫁给一个钱庄老板，逃出家庭跑到了上海，在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期间和上海大学的同学余泽鸿恋爱并结婚。
余泽鸿和吴静焘既是爱人，也是战友，他们一起出生入死，1930年，余泽鸿和妻子奉命转移到江西工作，临别之际，他们把两岁的女儿还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阿兴寄养在了吴静焘在武进的老家中，交给孩子的外祖父照看。
为了隐藏孩子的身份，余泽鸿给儿子改名叫虞蜀江，“虞”和“余”同音，“虞”字内还有一个“吴”字，代表父母双姓的结合，“蜀”带表余泽鸿的故乡四川，“江”带表吴静焘的故乡江苏。
从此之后，余泽鸿夫妻就和两个孩子失去了联系，1933年，吴静焘在回建宁的途中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她英勇冲锋，击毙了多名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从马上掉了下来，被敌人用梭标刺杀，牺牲时年仅29岁，吴静焘的遗体安葬在建宁烈士陵园。
妻子吴静焘牺牲，两个孩子也失去了联系，如今李桂红肚子中的这个孩子对余家来说就是一根独苗，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再有闪失。李桂红被祖母劝了下来，敌人折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女红军的下落，只好把余承远带回去继续拷问。
大难不死的李桂红，于1935年年底，在丈夫余泽鸿家中的夹墙里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两个柜子拼在一起，垫上一床被子，就成了一个临时的产床。为了保护好红军的红代，孩子生下来当晚，就从房屋后面的窗户中偷偷地递了出去，村民胡治国的妻子在外面接着孩子，抱到了自己家里，胡治国夫妇二人一直没有生育，将这个孩子视若己出。因为敌人一直在调查孩子的来历，为了安全起见，胡治国便带着孩子搬到了兴文县城，以卖中药为生。
而孩子的母亲李桂红，在生下孩子的第4天，就和阚思颖踏上了寻找部队的征程。敌人想要通过搜捕李桂红来威逼余泽鸿投诚的计划最终都没能得逞，可惜余泽鸿还是在1935年12月不幸牺牲了，因为叛徒告密，余泽鸿被敌军包围在了江安的碗厂坡，在率部队突围的过程中，中枪牺牲。
身上背负了累累血债的王逸涛，虽然用自己的背叛，换来了短暂的一时风光，最终还是等来了一个悲惨的下场。红军纵队司令徐策在宣布王逸涛罪行的大会上说过：“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杀王逸涛的头”。
1949年，蒋家王朝气数已尽，王逸涛占山为匪，妻子安硕甫也被任命为“黑杀队”队长，1950年，川南的土匪大部分都被剿灭，王逸涛、王元德兄弟带着随从四处逃亡，在叙永县一处悬崖边上，王逸涛失足跌了下去。
没有摔死的王逸涛，爬到树坪乡李绪清的家中讨饭吃，李绪清察觉到他行为异常，带人将其抓捕。1951年，大匪首王逸涛、王元德、安硕甫等15名土匪头子，在叙永县被处死。
1937年9月，流浪在重庆街头的李桂红，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罗世文一直在找李桂红，因为蔡畅之前发过电报，让罗世文帮忙寻找李桂红的下落，26岁的李桂红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组织。
周总理在给战友们介绍李桂红的时候，说道：“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李桂红在梅硐山区经历的那段艰险岁月。
50年后，李桂红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段经历依旧是热泪盈眶：“那是我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我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我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我对川南一生都怀着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