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今天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名中国军人。
而她，是个越南女兵。
他们因战争相识也因战争分离。
阿萍 作者：刘世安
2013年，我重回越南，祭奠曾经的战友。
时隔四十四年，这是我第一次重返当年旧战场。
机会难得，我很想再去梅团村一趟。不知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北江大桥还好吗？
还有阿萍她们，过得怎么样呢？
我一说，几个老战友也想去看一看。
可惜，扫墓团没有安排经过北江大桥的路线，单独走的话，越方是不会同意的。
阿萍只能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一个长发及腰的飒爽越南女兵。
有人问过我，跟阿萍的那段交往算不算是爱情呢？
1965年11月25日，我随军进入越南，参加援越抗美。
一开始，我们铁道兵主要负责改造越南的“米轨铁路”。
越南之前是法属殖民地，铁轨宽度也是法国定下来的，只有一米宽，跟标准轨（1.435米）铁路不接轨。
中国跟越南说是邻国，但铁路轨距不同，火车根本不相通，只有等我们铁道兵把越南铁路加宽，才能让中越两国真正做到山水相连，“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
这部分工作完成后，我们铁一师二团二营在1966年农历新年前后，进驻北江，任务是保护、修缮两座跨江大桥。
当时营部设立在靠山的分山村，这里有山地、林木阻挡，适合防空，可距大桥较远，万一出事，没法跟一线指战员联系，于是营首长决定把指挥部搬到接近大桥的梅团村。
这一带，很像我们四川的坝子，是一座富足幽静的越北小村，四周全是水田。
可在战争年代，这里简直就是美军飞机理想的轰炸目标，我们营部只能分散隐蔽，藏在由一片一片椰林、竹林、香蕉林和槟榔树隐荫的越南老乡家里。
就这样还是不保险，营部准备构筑防空工事，可那会出国作战的部队军纪非常严格，必须要“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怎么修，在哪里修，都要跟村里的越南同志商量。
怎么商量？作为全营唯一的大学生，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们的翻译是一个越南华侨，他带着我去村里找人。
在路上，翻译跟我说，要见的是村里党（越南劳动党）、政和公安的负责人。
我一想，了不得，一人身兼数职，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中国村干部的威严形象。
到了地方，翻译带我到一个农户家。我抬头一看，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大姑娘。
这姑娘看着也就二十一二岁的样子，比我略小，身高大约一米六五，在越南当地显得格外出挑。
上身穿着淡青色的紧身服，下身是黑色的宽松绵绸长裤，干干净净的，一头乌发披在身后，差不多及腰的位置，还别着越南特有的发卡。
翻译介绍说，她叫陈萍珠，交谈中，翻译称呼她“阿萍”。
万万没想到，眼前的阿萍就是我要找的党、政、公安负责人。
看着这么一个美丽的越南姑娘，我不禁有些紧张和腼腆，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看。
阿萍却一点也不害羞，明亮的眼睛微笑着，耐心听完翻译对我的介绍。
然后阿萍又对我说，美国人侵略我们，毛主席派你们来支持我们打击侵略者，我们非常感谢。
在谈及防空洞的时候，她又说，村子外围多半是水田，不靠山，防空条件比较差。民兵班在村边竹林里修了一片防空洞，既然中国同志需要，就让给你们了。
阿萍所说的民兵班，就是由她领导的，大多是跟她要好的小姊妹，还有一些年龄稍大的媳妇组成的，大概十多个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挖了防空的“猫耳洞”。
听她说要把“猫耳洞”让出来，我执意不肯，坚持要自己挖。
双方就一直在争让，最后我拗不过好意，只能说“好好好，我们接受”，但只要了一个猫耳洞，算是领了这份情。
这是第一次我跟阿萍见面时的情形，我就感觉这个姑娘说话、处事不像一个小姑娘，很老练、沉着。
从这以后，我们就在梅团村住下了。
当时，因为都住在这个小村子里，我跟阿萍基本是“早晨不见晚上见”，一天要见好几面。
我们入越前，也都进行过语言培训，越南的日常用语还是会说的，跟阿萍见面时，彼此问声好，打个招呼，一开始相处很客气。
我起初还觉得，让一个姑娘家家负责公安工作，有些不踏实。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自己小瞧了阿萍。
我们这些入越的铁道兵，不直接参战，主要在后方活动，相对比较安全，不像是同时期去老挝援助的解放军，时刻面临美国间谍和老挝叛军的威胁。
但是，毕竟是在战争年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万一让美军间谍发现了我们营部所在地，调来飞机搞精确轰炸，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营部设置了多个岗哨。阿萍带着她的小姐妹，配合我们搞巡逻，怎么布置岗哨，怎么安排口令，怎么设计路线，等于给我们加了一道保险。
难怪村里要选她做公安的总负责人，她的确是一个很负责的女民兵。
不过，我们跟阿萍她们也闹出过一个小风波。
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支持越南人民军抗击侵略，美军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们的空军一直对越南北部的交通线实施轰炸，企图切断越南的生命线。
像我们营驻守的北江大桥和市求大桥，前后被炸断多次，都被铁道兵修通了。
而且，那时的美国侵略者为了对付北越的游击队，还用飞机向越南丛林中喷洒了大量的落叶剂，导致树叶枯死，以便清除空军的视觉障碍。
但这种落叶剂也是一种致命毒剂，很多越南民众因此罹患癌症。
所以，当时的越南人民对美国侵略者是心怀切齿仇恨的。
有一次，美军派飞机轰炸北江大桥，掠过村子的时候，阿萍这些女民兵们，抄起枪就对空射击。
其实，不论步枪还是冲锋枪，射程都是有限的，手枪就更差了，根本够不着天上的飞机，所幸火力也小，就算射击了也不容易被发现。
我们营就有规定，不允许战士们随意对空开火，所以就只能干瞪着美国战机飞过去。
空袭解除后，阿萍跟她的民兵姐妹们就奇怪，怎么没听见中国同志那边有枪声呢？
风风火火的阿萍带着小姐妹就跑过来了，先是闻我们的枪口，没闻到火药味。
阿萍脸一下阴沉着，很不满，完全没了往常的友好，挥着拳头冲我喊：“拎买卖迷！拎！拎！”
意思是，打美国飞机，打！打！
如果是在国内，我们肯定要耐心说服阿萍，这样做没有意义，但是现在是在越南，大家彼此语言不通，很难说清楚。
看着挥舞拳头的阿萍，我感到很难为情，但事后一想，应该理解她们的感情。
美国人是越南的敌人，大肆轰炸阿萍她们的家乡。阿萍她们怎么可能冷静对待敌人的飞机呢？这就像我们仇恨日本鬼子一样。
跟她们讲“射击纪律”，这没有意义，谁不爱自己的家乡，谁不仇恨侵略者呢？
于是，我就跟营首长建议，下次敌机临空，我们必须开枪，打不着也要打，这是尊严问题，不能让越南同志看不起，反正子弹供应是充足的，就要打个痛快。
营首长起初还觉得不妥，最终也同意了。
从这之后，只要美国飞机经过梅团村，我们就跟着阿萍她们一块打，步枪、冲锋枪同时开火，连手枪都用上了，打得那叫一个热闹。
本来我们铁道兵以修铁路为主，当了几年兵也就打出去四五发子弹，现在正好过了枪瘾。
阿萍和她的民兵姐妹们就围着我们，竖起大拇指，不停地说“海瓜（很好）”。
看着她们高兴的样子，我心想，女兵也是女孩子，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呢。
相处时间久了，我对阿萍村子里的情况，慢慢地也很熟悉了。
阿萍的父亲，也加入了越南人民军，正在南方作战，我们驻扎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见过。
她的母亲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正值壮年，种田、烧饭都是她在搞，是一个很能干的农村母亲，阿萍一般都喊她“瞒”，就是妈妈的意思。
阿萍是她们家里的大女儿，老二也是一个姑娘，跟着姐姐一起加入了民兵班，老三是唯一的男孩，还在读中学，叫阿洪，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姊妹，只有十一二岁。
这就是那时一个典型的越南家庭，成年男性都去前线打仗了，家里基本上都是女性，生活起来是很艰难的。
我单独去阿萍家做过几次客。
她们家里正中央摆着一个神龛，有一个写得非常正规的“福”字，还贴着“天、长、地、久”等中国字。
由于越南独立时间是1945年，比咱们中国建国时间要早几年，普及教育的时间也更早，因此，阿萍她们基本都读过书。
听翻译讲，阿萍的祖先是中国人，住在广西边境，来此已经很多代了。
我跟阿萍聊天的时候，还问过她对中国的印象。
她说起过，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住在那里，然后就是广西的镇南关，以及中越边境的一些小城镇，她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就想，援越抗美不仅是支持越南同志作战，也是在援助自己的同胞。
除了阿萍之外，她的弟弟阿洪，跟我也很要好。
因为战争关系，当地中学已经停课了，阿洪就经常来营部找中国战士玩，看热闹。
但营部是军事重地，不能让他一个小孩子进来，所以他就扒着窗户，露出小脑袋瓜，喊我“安恩”，就是“安哥”的意思。
然后从窗子外，送给我香蕉、杨桃或者小粽子，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姐姐嘱咐他带的礼物。
这时，阿洪就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我：“安恩，有没有‘电池坏’？”
“电池坏”就是废旧电池，我们营部给每个人都配发了手电筒，用于夜间照明，时间久了，就存了不少废旧电池。
阿洪他们是最喜欢的，我把这些电池给他后，他们就把五六节凑在一起，放到竹筒里，安上开关，改造成土手电，效果就很好。
我有心留下几节废电池，只要他来找我，我就把这些“宝贝”送给他。
除此之外，阿萍有啥喜欢的，我也会送给她，比如当时大家最看重、常常佩戴的毛主席像章。
我也挑选大的好看的，送给阿萍。
到后来，连我最喜欢的一枚重庆大学毕业章，我都送给阿萍了。
我们跟阿萍一家人相处得很好，渐渐地，我对阿萍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那次遭遇空袭的时候。
那天，我跟另一位战友运送弹药，但因为卡车都用于抢修大桥了，所以我们驾的是马车。
结果刚上一号公路，空袭警报就响了，我们从国内带过来的新疆马，没受过训练，胆子小，一听警报声就受了惊，狂奔不止。
没办法，我跟战友就只能跳车，再去追赶马车，可我们哪里跑得过马的四条腿。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安恩——”
我转身一看，发现是阿萍，只见她头上戴着一顶“格目”（竹凉帽），斜背着一挺步骑枪，骑着一辆中国产的凤凰牌自行车赶了上来，真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
阿萍急忙把自行车让给我，叫我去追马车，自己坐在后座，我载着她追上去，把马车给逼停了。
从那以后，我外出办事，就常会碰上阿萍。
你说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只要我出去，总能遇到她。类似这样的巧合，大概有五六次。
虽说梅团村本身就不大，但我每次出行都是去执行紧急任务，没有固定规律，照理说不该这么巧噻？
我猜，准是阿萍那些小姐妹，也误以为营部的那个“大个子”是阿萍的“对象”“男朋友”。
她们也许是觉得好玩，就都成了阿萍的“眼线”，只要发现我从营部出来，她们就去找阿萍打“小报告”。
每次巧遇时，阿萍就邀我搭她的车。有一次，我在前面蹬车，她就侧坐在后座，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双手搂住了我的腰。
由于我穿的是越南军服，远远看我们，还以为是一对普通的越南情侣。
当时，我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读大学的时候，都没谈过对象，几乎没有跟姑娘亲密接触的机会。
阿萍这样搂着我，我感到很紧张，全身都僵硬着，连自行车把都要把持不住了，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蹬自行车。
还有一次，我去技术组和测量班，路过阿萍的家门口。那帮姐妹们远远看见我，就把她从家里拉出来。
当我经过时，她们齐声喊“安恩”，就将阿萍推到我身边。
弄得我很尴尬，真有点不知所措。阿萍却大大方方地挽着我的手，做着鬼脸走了一段，背后就传来哈哈哈的笑声。
我简直连手脚都不知道要放什么地方了，离开她们以后就赶快走了。
其实，我也很喜欢阿萍的这种性格，大方开朗，遇事敢作敢为。
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横亘在我与阿萍之间的障碍太多，最关键的正是铁一般的军纪。
记得刚出国的时候，一位越南的旅长就提醒我们：
虽然中国部队的纪律严格，但是现在越南大多数男性都在外打仗，后方妇女比较多，而且年轻姑娘都很漂亮、开放，你们中国军人又是一群棒小伙，这是“干柴遇上烈火”，经受不住诱惑的。
我们去了之后，也确实感到了越南姑娘的热情。
部队住下来，她们看到我们，都会凑上来说两句话，问个好，夸我们的战士帅气。
我们在哪里，一群群的女民兵都喜欢围上来同我们说话。
但部队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戒备的，如果不严明军纪，个别战士跟越南姑娘私下里搞对象，时间长了不仅军心会涣散，万一闹出什么来，牵扯上国与国的关系，那事情就大了。
老实说，当时我们的军队里，不是没有战士触犯军纪的，一旦发现有这类问题，当事者立刻遣返回国，甚至会开除军籍，这在军队里是不得了的事情，不是一般人能承担得起的。
我当时已经是党员了，又在营部工作，不能不考虑到其中的风险。
遇到越南同志问我的个人情况，我就谎称，自己31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了，就把他们的嘴封住了。
其实，我连对象都没有，想起来真是笑人。
另外，为了防止出问题，营部采取的措施就是不准单独行动，叫做“二人同行”，起码要两人出去，相互监督。
但是，我的情况的确比较特殊，因为我在营部工作，但不是什么大领导，没有资格配警卫员。
所以，我出去执行任务，都想方设法跟通讯员、勤务员一道出去。
有些时候，临时安排事情，营部没人出去，我只能独自出门，反而是制造了跟阿萍独处的机会。
当时，我们营部一直在抢修北江大桥和市求大桥，任务很重，但闲暇之余，军队的文工团也会来北江，组织文艺演出，慰问前线的铁道兵跟越南民众。
这时候，北江周边十里八乡的越南老百姓也都赶来看演出，阿萍她们这些女民兵也很兴奋。
我记得，当时我们文工团特别排演了具有越南风情的歌舞，其中一首歌叫《广平，我的故乡》。
这是一首赞美越南广平的民歌，唱起来很优美，阿萍她们是最喜欢的，我们的文工团歌手一唱起这首歌，她们也跟着唱，边唱边跳。
我很开心，我们中国军队来到梅团村，确实给阿萍她们留下了很深、很美好的印象。
然而，这一切还是被美国侵略者打破了。
这一天，是1966年9月21日。
敌机临空了，四周的大炮轰鸣着，我们都还没有开火，看到十几架雷公式（F105）美国飞机成队形地在高空盘旋。
我们的高射炮向空中不断地倾泻着炮弹。
只见一架F105猛烈震动一下，荡出几十米就冒起黑色浓烟，燃起了熊熊大火。惊慌的飞行员很快跳伞了。
眼看着一架飞机中弹坠落，我们大声欢呼起来。
谁料浑身大火的敌机在空中绕了一个弯，就朝着我们防空的阵地迅速地飘落。“轰”地一声，在我们左侧约30米的一片竹林里落地爆炸，顿时竹林烧成一片火海。
突然，阿萍“瞒——瞒——”哭喊着向竹林奔去，我们也跟在她们的后面奔向火海。
原来竹林旁边就是阿萍家的房子，竹林里的猫耳洞是她的妈妈和妹妹经常放空的地方。
好不容易扑灭了大火，我们救出两个妹妹时，她们已经全身烧得焦黑，面目全非了，连手脚都烧卷了。
营部卫生所张医生和卫生员小李赶快给她们打强心针，全力抢救。
但是，两个妹妹早已死亡。
阿萍的妈妈在田里干活，躲过了这一劫，等赶来的时候，也哭晕过去了。
敌机落地摔成几大块。机头冲向前方，闯坏了附近中学的一栋房屋。幸好学校停课没有人。
跳伞的飞行员在空中就被击毙了，摔在我营七连阵地附近的水田里。
看着阿萍伏在两个妹妹尸首旁痛哭，我也十分难过，两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就这样遇害了，是非常悲惨的。
这场轰炸提醒了我和阿萍，梅团村的确是很美好，但这里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死亡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
阿萍的脸上没有了笑容，她清楚知道，自己是个女兵，是保家卫国的战士。
半个多月后，我们这个营顺利完成了驻守北江大桥的任务，即将离开梅团村，转战河内。
我要跟阿萍告别了，但部队开拔调动是军事机密，不能跟她明说，我就把在设计院的时候，领导赠给我的一支自动铅笔，转赠给了阿萍。
那个时代，不论是越南，还是中国，物资都很匮乏，这样一支自动铅笔还是挺稀罕的。
阿萍也大方地收了我的礼物，但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即将离开梅团村，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我们没有认真道别。
从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阿萍。
第二年，营部派我去总部执行任务，回来复命的时候，我恰好经过北江。
当时，北江大桥又遭了袭击，另一支铁道兵部队正在抢修。
我想，这是一个机会，正好能故地重游，看望阿萍她们。
但运气不好，去的时候，居然没有遇到一个熟人，连阿洪也没见到。
我也不好打听，而且还要尽快回总部，不能久留，就这么错过了。
到了1969年，我所在的部队顺利完成任务，正式回国，就此告别了越南。
这一年，我结婚了，生儿育女，有了幸福的家庭。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2013年，已过七旬的我，带领重庆援越抗美扫墓团入越祭奠曾经的战友。
这是一次难得的见阿萍的机会，但因为没安排好行程，我还是错过了。想想，不见也许才是最好的结局。
阿萍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长发及腰的飒爽越南女兵，而我在她心里，也永远是年轻勇敢的中国军人。
如果你再问我，我跟阿萍的相遇算不算爱情？
我认为不是。
战争时期，我根本不敢朝那个方向去想。现在偶然翻看那时的日记，我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一定要严守出国作战的纪律，把握住自己。”
但假如我跟阿萍是在和平年代认识了呢？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我对她的印象很好，我相信我们是能走到一起的。
但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侵略越南，我即使当了铁道兵，也只会在国内参加铁路工程建设，退伍后回到重庆钢铁公司，怎么会有机会出国、去越南呢？
更不可能跟阿萍相识了。
同样，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侵略越南，梅团村的越南青年们也不会背井离乡，外出打仗，阿萍或许会跟其中一个好青年相恋，平静地生活在故乡。
所以，我跟她是因为战争才碰上的。但也正因为战争，我们终究不可能走到一起。
因为，我是一名中国军人。
而她，是个越南女兵。
刘老愿意分享这段经历，我们私下没少做工作。
他想了想，自己严守了军纪，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也可以讲讲。
但刘老在讲述的过程中，还是有些腼腆，仍像少年那般青涩。
直到讲完后，刘老告诉我，他很感动。
这一切都是军旅生涯的美好回忆。讲述它，是在向青春致敬。
是呀，对于青春，是不是爱情一点都不重要。
那种纯洁、短暂的怦然心动，对漫长的一生弥足珍贵。
我只是好奇，在刘老他们离开的十年后，1979年的阿萍，会怎样回忆这段经历。
时过境迁，希望阿萍回忆起这些中国军人时，嘴角是上扬的，眼眸是微笑的。
那也是一个女兵，战火中最美好的青春。
编写：霞姐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