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我国著名作家、无党派代表人士、社会活动家。从1923年起，巴金长期在上海生活和工作。1928年12月，他第一次用巴金的笔名在国内影响最大的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一一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连续写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和《初恋》等十几篇短篇小说，开始了以文学作为向旧社会挑战的武器的写作生涯。
自1931年起，巴金断断续续用十年时间写成了激流三部曲一一《家》、《春》、《秋》，奠定了他在文坛中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有所谓“六大巨头”的说法，即“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作品影响了无数人。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巴金是其笔名。1957年9月27日，在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巴金介绍过自己的笔名：“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
“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1934年10月巴金东渡日本，1935年8月回国后，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编辑了《文学季刊》、《文学丛刊)等十几种杂志和丛书。
巴金最早是通过周恩来的介绍开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1944年末，国民党湘桂大撤退的时候，周恩来应邀参加重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他用八路军抗战的战绩鼓励他们，给他们指出抗敌的道路。
日本投降以后，周恩来又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会所里为他们宣讲毛泽东关于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这两次座谈深深打动了巴金的心，开阔了他的眼界。
1945年9月22日，在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上清寺会见了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当人们把巴金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啊，巴金先生，听别人说你年轻时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这样吗？”巴金说：“是呀，听说你从前也是！”
毛泽东笑着说：“是的，那时我们对什么都有兴趣。”
巴金又问毛泽东知不知道匡复生（匡互生）？毛泽东说：“匡复生是个教育家。”这是巴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巴金和匡互生是1932年1月认识，当时巴金和朋友一起去匡互生家，看到匡互生的生活很艰苦，但对学生很亲切。巴金说：“他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是一位和蔼的长兄……我佩服他的改造人们灵魂的决心和信心。他从不讲空话，总是以身作则开导别人。”因此，他的学生们都很爱戴他，“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常常用敬爱的语气谈起‘匡先生’的事情”。
1932年4月的一天，巴金的朋友伍禅被法租界巡捕房当做“共产党嫌疑犯”误抓。巴金等找到匡互生设法营救，匡互生一口答应，马上找他的在国民党政府中任高职的朋友李石曾写了一封保信，终使伍禅及同时被捕的两位朋友因无罪交保获释。
1945年11月，巴金回到上海投入了反内战、反独裁、争和平、争民主的斗争。1946年6月，他在上海各界人士致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的信上签名。
7月16日，他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8月24日，他在上海的《周报》上发表杂感《“封”和“禁”》，抗议当局查封这份颇有影响的进步刊物。10月10日，他又与沈钧儒、郭沫若、茅盾等三十九人联名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同时抓紧创作，并于1946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寒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沪局、香港分局，准备邀请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讨论召开新政协问题，巴金是受邀人士之一。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6日，毛泽东和朱德来到会场，作了简短而鼓舞人心的讲话。
毛泽东说：“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
所有这些，都使巴金感到亲切和激动。会议期间，他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一篇题为《我是来学习的》的短文，表达自己参加大会后的感受和收获。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到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巴金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代表参加会议。10月1日，巴金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他后来在散文《一封信》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与他的心情：我在人丛中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春雷般的热烈欢呼，从下午三点起，接连六个小时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洪亮而亲切的回答“同志们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我不住地在心中说：我要写，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我要歌颂伟大的领袖。
1950年10月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1952年3月，巴金率领全国文联创作组赶赴朝鲜。
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的养料，他采取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穿梭在炮火硝烟中，采写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一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的事迹，连续写出散文十一篇，后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回国后，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他决定再次赴朝鲜体验生活。1961年，巴金经过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团圆》。后来，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影响了几代人。
关于电影《英雄儿女，这里多说两句。英雄儿女中的人物大都是有原型的。如“王成”就是以三个战士为原型的。其一是蒋庆泉。1953年4月，陆军23军67师201团步行机员蒋庆泉及战友，在朝鲜石岘洞北山遭到强敌围攻。绝境中，蒋庆泉向步话机高喊向他的碉堡顶开炮。其二是于树昌。1953年7月，23军73师217团的步行机员于树昌在战斗中呼唤炮火，与美军同归于尽。其三是杨根思。1950年11月，杨根思在坚守1071高地时，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
而王芳的原型是解秀梅。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202师政治部文工队的队员，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荣立一等功的女战士。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月8日在颐年堂邀集文艺界人士座谈，巴金在会上发首说：描写官僚主义，大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不高兴。还有杂文，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就只讲一件事。
毛泽东回答说：“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
当时，关于杂文的写作，毛主席还接着巴金的话头，以鲁迅为例，说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杂文就有力量。
1957年4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专门召开华东四省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有人汇报上海杂文写作情况时，毛泽东插话说：“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王熙凤有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
1960年7月，巴金赴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了巴金等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后来，他又在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1966年7月17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见到过毛泽东。
巴金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但1977年他在《“最后时刻”》一文中说，就在“四人帮”对他的精神折磨使他感到日子难过的时候，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热爱始终是坚定不移的。
他说：“这绝不是虚假的话，正是由于这种感情我才没有走我的一些朋友走的那条路，正直、善良的老舍同志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位。”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