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鲁迅是个很标准的“孝子”，甚至挺“恋母”，笔名都要特意取自母姓，母子关系似乎不差。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事实是：他对于母亲鲁瑞，也有很多不满乃至极端压抑的一面，只是这种关系隐而不彰，他不方便公开说出来而已。
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母子关系中，鲁迅始终都是一种“苦逼”状态，如果细加盘查，他的一生都是努力摆脱母亲的牵制，且在人生最后10年才得以真正逃脱，求得“独立”。比如说，鲁迅一生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有一个不幸的婚姻，而这个苦果就是他妈擅专给种下去的，不仅是欺骗，而且是强行，事先更是完全不曾征询他的意见，以现在观点看就是毫不遮掩的“情感绑架”，也是赤裸裸的“PUA”，作风非常恶劣（胡适母亲为他娶乡下小脚媳妇至少还经过许可的）。事后，鲁迅表面上照旧毫无怨言，其三弟周建人晚年口述说鲁迅“对婚姻虽然失望，但他丝毫也没有责怪母亲，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可鲁迅分明是个一言不合就会情绪化扬长而去之人，果真会这么毫无波澜这么“松弛感”么？实际上，正如鲁研专家吴俊教授所说的，这件事情之严重，几乎扭转了他后半生的“个性心态”，也导致了他“对母亲感情的矛盾倾向”，是不断克制住那份痛苦与责备的。如此解读下来，鲍照诗中名句“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倒像是为鲁迅所量身刻画，又似乎鲁迅往后余生的心理问题，源头都出在他妈。
鲁迅一生给母亲鲁瑞写了很多的家信。在上海10年间，由于京沪两地分隔，见面机会不多，更是鱼雁往来频频，家中大人小孩有了什么事也都会及时禀告，似乎也很是其乐融融孝心拳拳，可厦大名教授谢泳就留意到，这些书信很特殊，完全有别于鲁迅的其它书函，那种语气、文风都给人一种压抑乃至窒息之感。由此，他推论说，鲁迅与母亲鲁瑞的关系绝非后世表面上能看得到的那么简单，母子之间的这种情感纠葛极其微妙。
对于这位强势的母亲，鲁迅内心深处更多的，似乎是敢怒不敢言，也是时常觉得窝火又忍住压下火气，不得已吞下了所有痛苦与怨言，独自慢慢去消化，且是直到生命最后10年才得以“真正做自己”，“惹不起躲得起”，算是基本摆脱了母亲的牢笼——虽然他是个冲锋陷阵的“精神界战士”，可他毕竟又是个大大的“传统孝子”。可以说，鲁迅一生嫉恶如仇，“虽千万人吾往矣”，唯独家中老母亲始终让他束手无策，怼天怼地就是不敢对他妈吭一声。这个时候的鲁迅，分明是我等中国家庭里亿万懦弱男的其中一个，还是懦弱到最彻底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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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实是个很含蓄的男人。他在生前发表作品500多万字，不仅没有一个字提到原配朱安，谈到母亲鲁瑞的也不过两三处，而且多是在自传文字之中。
关于鲁瑞的记载，除了《呐喊自序》中的“我的母亲没有法”、“伊哭了”，还有两处正式文字是：1930年5月，在给《阿Q正传》俄文本的“自传”中，他说的是“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4年之后，在另外一份自传材料中，他略微改动了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这样的表述，固然是为了简洁，但也的确很生硬，只突出鲁瑞两个特征：一是“乡下人”，二是靠自学可以看点书。有人就说，这是鲁迅“对母亲的一种下意识心态”（孙海军《鲁迅心境的多维透视》，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版，页65）。对文学心理学有所涉猎的朋友大概会认同，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
比如，鲁瑞哪是什么“乡下人”，她实际上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鲁晴轩是堂堂举人，还在京城做过户部主事，其娘家也在绍兴城内昌安街，门第一点不输给“覆盆桥周家”，而鲁迅似乎潜意识就认定鲁瑞就是个“乡下”女人，是见识上不够开明之人，所以要用此曲笔。至于“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也不太准确。较真说来，鲁瑞年幼时跟自家兄弟上过学堂，曾在私塾听课将近一年，本就有识字基础，这一点细节鲁瑞日后经常是逢人就说，连邻居俞芳她们都一清二楚，鲁迅怎么可能不晓得？他似乎刻意要强调鲁瑞极有耐力的性格。在鲁迅的内心，见识短浅，但又性格刚毅，应该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母亲形象。正如他从来不美化故乡绍兴，他也不美化母亲鲁瑞，但取“颊上益三毛”的笔法。胡适们写到母亲是长篇累牍抒情，鲁迅是不屑于的。
在13岁那年祖父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以前，鲁迅在绍兴城内一直过的是标准江浙宦门子弟“少爷”的生活，和母亲鲁瑞的关系也没留下多少记载。日后写文章追忆往事，隐约提及，也都是温馨的回忆。比如母亲带他去皇甫庄度假，看社戏，都是有关外婆家的记忆。1893年以后，周家迅速败落，几乎抛光家产，他也被迫让母亲寄住亲戚家，在那里受尽了冷眼，身份顿时由“小王子”堕而为“乞食者”，是“叫花子都不如了”，人到中年写到这一段凄凉往事，字里行间他显然是对母亲有所怨怼的。
此后的他，作为家中长子长孙，很多难堪之事，也要被他母亲推出去承受。比如长达4年间，他几乎每天往返于当铺与药铺之间；比如家族商议分割住房时，10来岁的他被迫要出面参与决定，“连一向和蔼的叔祖”此时为了一点利益也翻脸无情起来；比如祖父在杭州“花牌楼府狱”关押期间，他经常要离家去探望。那时的鲁迅不过10来岁，还是个“未成年”，按现在观念看就是个正处在青春期叛逆状态的中学生，却要无端承受这么多的屈辱，对推他出去独当一面的母亲鲁瑞能完全无所埋怨么？从常情常理推测，似乎不大可信。那样是把鲁迅神圣化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所有这类“成长创伤”的讲述中，关系最密切的鲁瑞都是“隐身”状态，鲁迅从提她一句，如此刻意且奇怪的回避，似乎也能暗示些微妙信息吧？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客观地说，对待三个儿子，老太太是有偏心的。旧小说里讲，“人情溺爱，虽明亦愚”，在她心目中，“老大”似乎就更该担当这些，就该放出去独当一面，就该肩负整个家庭生计，而老二老三自始至终都过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宠溺日子，基本上除了捧着书外啥都不会，生活严重依赖于人，养成了一对著名“妈宝男”。比如知堂，口口声声“嘉孺子而哀妇人”,几成口头禅，但他在家中是不可能真”哀“自家老婆的，几十年来“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徐淦《忘年交琐记》），此正是他自己反复揭示的，读史“于人情伪诈处,尤不能忍”。至于周建人，就更是一言难尽，槽点太多到无从下嘴。而这也为后来儿子们的纷纷“家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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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以后的鲁迅，对待母亲鲁瑞的态度，当然也有问题，那就是无条件服从。他毕竟是从传统中国走出来的人，也自小就服从乃至成为一种惯性，此后余生都背着这种精神包袱前行。
鲁迅本人，就是中国传统观念“人生百行，孝悌为先”的严重受害者。 他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会那么声嘶力竭地批判“孝道”，鼓励年轻一代“出走”，只是他自己永远地停留在了那块阴影之下，带着一种压抑又痛苦的心情，长年累月得不到释放——而这，其实才是他生命里真正“黑暗的闸门”，深重直接又无法言说。这正是“五四”第一代人的矛盾之处，李欧梵孙郁们说的很多了：对外激烈地反传统，猛烈抨击旧社会的道德观念，但自身又是旧传统老观念的践行者，亦步亦趋地“复刻”，以身殉之。
说起来，鲁迅对于母亲鲁瑞，就是“愚孝”式的存在。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上面提及的视朱安为“母亲的礼物”，婚姻大事，即便是千万个不同意，也一句顶撞都没有，一句反抗的话都说不出口，直接拜堂成亲，“新婚当夜以泪洗脸”，即便明知是毁掉两个人的余生也在所不惜。还有一项著名的人生选择，那就是鲁迅本意是要岁月静好地走传统“读书人”的老路的，但是当他母亲为他安排好“川资”去学当时人都看不起，以为是“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时，他也没有任何意见，一切全凭鲁瑞替他做主。
实际上，当时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的考量非常清楚，就是既能免费学食宿，还有津贴可以补助家里头。至于日后能藉此出去日本留学，算是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喜了。可在当时，这样的前程处理，大体相当于现在让一个本可以冲刺985的孩子“含泪”送去了外省中专，就图人家的食宿全免，还有区区那点补助。即便是奉母成婚后，鲁迅只提出两个建议，就是让新人“放脚”和“读书”，可鲁瑞也断然拒绝了。在周氏兄弟到北京工作以前，鲁瑞可以说是“大家长”作风，行事非常专断与粗暴，丝毫不考虑儿子感受。
对于这些“以爱之名”的强硬作风，结果给儿子带去无限的痛苦，鲁瑞本人有无觉察或反省呢？目前材料，大抵只能见到一处，可见她有所意识的，但也看不出有什么后悔，而主要是一种类似“教子有方”的骄傲感。晚年的鲁瑞，曾经对邻居姑娘俞芳说过，“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鲁迅最能体谅她的“难处”，鲁迅少年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从不在她面前”吐露他难堪的遭遇“，而且一切“有损自尊心”的事情，“他从没有推托过”，每次都是“默默把事情办好”，“不吐半句怨言”（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鲁瑞的这些话，大抵只是在别人面前夸耀长子的“听话”和“孝顺”而已，倘若细细品味，其实是很悲哀的。她看重的，似乎始终都是自己的权威，而对于儿子的痛苦，并无多少体谅，更不可能有所致歉，即便这个痛苦就是她亲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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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晚年说自己母亲是“乡下人”，除有潜藏的不满之外，也许也是一种很正确的精神刻画。鲁瑞这个人很有魄力，在晚清民国那个时代，算得上是小地方女性中的佼佼者了，但她毕竟确实是个“乡下人”，领会不了很高层次的东西。
比如鲁迅作为大文豪，名满天下，鲁瑞是无法理解的。她自学到可以看书后，迷恋的都是张恨水与鸳鸯蝴蝶类的读物，却不太喜欢“老大”的小说。据说，当初《呐喊》出版爆红以后，有好事者曾特意拿给鲁瑞看，并且告诉她里面的《故乡》写得最好。老太太倒是不拂来人好意，将《故乡》这篇看了。但她看完却说，“这有啥好看的，在我们那边乡下，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怎么也能算作小说呢？”她虽然一手养育了两个顶尖文坛大师，但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读过周氏兄弟的书。
在精神上，鲁迅与母亲其实是很隔膜的。1929年5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就直接说老母亲“见闻范围很窄”，没有多少话可说，基本都是鲁瑞在唠叨“八道湾”的事，偏偏鲁迅毫无兴趣又照例不便反驳；而对于许广平，鲁瑞似乎也是一点都不待见，一句都不问，鲁迅也懒得主动说，因为“我们的事”“恐怕于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兴趣”。甚至，在1927年1月11月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明确知道，鲁瑞经常对鲁迅表示不满，还屡屡“向八道湾道不平”，就是跑去二儿子和二儿媳那诉苦。鲁迅能说什么呢，只好委婉地讲“老年人容易受骗”。
他后来带着许广平离京，独立门户到上海生活，彻底和老母亲分家，整整10年间只有两次北上探望过母亲过，最后一次还是因为收到鲁瑞“病重的电报”（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其余基本都是分离状态，这样的安排固然有人事上的牵制，但也未必没有摆脱母亲牵制乃至控制的考量在。透过《两地书》我们还知道，这对母子的最后一面，“老太太还颇发脾气”，是“殊为焦躁也”。这次见面，鲁瑞还没完全恢复，鲁迅就是匆匆离京回沪了，走前也没去道别，因为鲁瑞“还未起床”（《鲁迅全集.书信.321115致许广平》）。母子之间的感情，可能由于长时间分离，是越到后来，越有隔阂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讣告传到北京时，周作人还要接着上课，硬装着没事人一样讲了大半天，情绪实在无法控制了，才停顿了下来，黯然神伤良久，思绪已经无法集中。倒是鲁瑞，这位早年就蒙受过丧夫苦痛，如今又要经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太太，状态还是硬挺的很。据说，她没有哭，只是默默听完来者的“悼词”后，说了一句：“还好，我的儿子死得不太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