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1年，奥斯曼坦志麦特改革时期最后一位开明政治家——阿里帕夏去世，而他的搭档福阿德帕夏也早在两年前去世，此后再也没有一位大臣能够干涉和影响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苏丹的决定的，而阿齐兹也终于在他统治的后期，向着独裁专制君主的道路一路狂奔，奥斯曼帝国又一次进入到衰落腐朽的状态中......
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
专制的苏丹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手下的所有维齐尔中，只有阿里帕夏还能对他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而听闻阿里帕夏之死，苏丹表示自己“终于自由了”。他从此可以不受约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上，追求敌视欧洲的沙文主义以及个人的绝对专制权力，还可以不受节制地随意花钱。
阿里帕夏
由于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的落败，法国的国际地位下降，苏丹因此也不再受到法国自由主义的影响。最终坦志麦特改革和其后的宪章改革条文成了一纸空文，这恰好应验了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的悲观预言。
从1871年开始，奥斯曼帝国又双叒叕陷入了衰落之中，开始滑向政治上的反动深渊和财政上的巨大灾难：利用1871年的政治真空，苏丹把权力的中心从帝国政府移向了皇宫本身。
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表示：他要像俄国沙皇那样统治国家，他的每一位大臣都无须对大维齐尔负责，而仅对苏丹本人负责。所以在大维齐尔（类似宰相）的位置上，他任命了野心勃勃又毫无原则的马哈茂德·奈迪姆（Mahmud Nedim），因为他是众大臣里最对苏丹唯命是从的。
马哈茂德·奈迪姆
很快奈迪姆就加剧了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他放逐了以前的大臣，还让官员们“不停地轮转”，总是迅速地将官员解职，或是让他们频繁变更职务，以免任何人获得可能与他匹敌的影响力，也免得他们削弱苏丹的绝对权力。
1872年，奈迪姆自己的职务也被苏丹解除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苏丹又任命了六位大维齐尔作为自己的傀儡。而这几位大维齐尔中的第一位，也是最知名的一位，是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
米德哈特帕夏
米德哈特帕夏积极推动宪政改革，还促成了奈迪姆的解职。此前他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体系里步步高升，是一位出色的行省长官。依靠经过改革的行政体系，他为他所管理的行省带来了它们长久未曾享有过的安全与繁荣。
但是苏丹很快发现成为大维齐尔的米德哈特过于倔强、独立。因此，米德哈特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职位上只干了不到三个月。在换了六位大维齐尔之后，奈迪姆最终又被召了回来，重新出任大维齐尔。
苏丹阿齐兹
可以看出这位苏丹经常心血来潮，喜怒无常，表现出了自大狂的倾向，甚至让人怀疑他在神志和情绪上是否正常。此后他越发专横跋扈，做了许多荒唐事：比如他要求大臣们必须匍匐在他面前，还要亲吻他儿子的脚；任何与他同样名叫阿齐兹的官员在官方文件上都不得签署自己的本名；他命令士兵们模拟打仗，供他取乐；痴迷于他最心爱的斗鸡比赛，给斗赢的斗鸡颁发勋章和装饰物，斗败的则被扔掉。
而在访问欧洲各国首都的过程中，阿卜杜勒·阿齐兹惊讶于这些城市的奢华，于是在归国之后决心效仿。随后他以一种东方式的帝王气派，在奢华程度上超越了这些欧洲国家。而在欢迎外国王室来宾时，他在欧洲风格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安排了奢华的娱乐项目，这些项目每年要花掉他200万英镑。
阿卜杜勒·阿齐兹
另外，他也做了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事情：惊艳于欧洲科技奇迹的苏丹花费了巨额资金用于兴修铁甲战船，还在他的帝国里铺设铁路。由于政府的财政危机愈演愈烈，他赌气地宣布将自掏腰包修建巴格达铁路。
最终苏丹的皇室开销占到了帝国财政总支出的大约15%，大部分帝国财政要靠从西方银行家手上借钱，比如奥斯曼帝国政府借款的利率是英国人大部分投资所得利率的两倍，而像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所说，奥斯曼帝国“从未真正支付过利息，因为其支付的利息都源自新借来的贷款”。
最终奥斯曼帝国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20年间从400万英镑增加到了2亿英镑，而国家收入并无相应的增长。奥斯曼帝国政府年收入的一半以上都被债务利息吞噬了，经济危机开始浮现......
财政危机与帝国内乱
从1873年始，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发生了干旱和饥荒。到冬天，情况恶化到了极点：狼群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郊区出没吃掉路人；牛羊大批死去，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村庄里开始有人饿死，人们倒毙在街头，无人收尸。
而农业歉收使得政府根本收不上来必要的税收，帝国国库空空如也，甚至连政府的运转都无法维持，接踵而至的是严重的经济崩溃：1875年10月，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报纸上宣布，由于财政赤字严重，从今以后，帝国政府的债权人只能得到一半的现金利息，剩下的一半将在未来的五年内用利率5%的债券折抵。
这次违约动摇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在海外的信用和名声。在国内，投资了政府债券的奥斯曼帝国官员也开始对苏丹和他的政府深感不满。而内乱又加剧了政府的财务违约问题：比如在黑塞哥维那，农作物歉收和包税人的横征暴敛激起了针对地方政府的叛乱。
接着，骚乱波及了波斯尼亚。新月和十字架之间很快爆发了内战。等到1876年夏，战乱又波及了保加利亚。这成了巴尔干地区革命运动的开端。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里，这一地区将爆发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彻底改变巴尔干半岛的面貌！
在保加利亚，有一位将自己视作“斯拉夫拿破仑”的叛军领袖向他的追随者承诺将诉诸恐怖主义手段。他们凶残地扑向土耳其穆斯林，大肆屠杀。不过，这股叛军在十天之内就被镇压了，奥斯曼非正规军用更加野蛮的方式实施了报复。
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英国特派员评论说，他们犯下的“可能是本世纪最恐怖的罪行”。他们将数不清的村庄夷为平地，不分年龄和性别进行无差别地屠杀，一个月内就杀害了至少1.2万名平民！
他们屠杀、纵火、强奸的暴行在山中小镇巴塔克（Batak）达到了顶峰。在这里，有1 000名镇民躲在一座教堂里避难，但土耳其民兵用浸了油的布条点燃了教堂，教堂里的人除了一位老妇人之外全部被烧死。在巴塔克的7000名镇民里有5000人被杀。
最早将此事曝光在全世界人面前的是一家英国报纸《每日新闻》，他们的记者写道，在教堂的庭院里，“未完全掩埋的尸体堆了3英尺（约1米）高，手、腿、胳膊和头颅横七竖八，教堂的地面上则堆满了裸露而腐烂的尸体”。
在土耳其人数个世纪以来的“圣战”之中，这样的中世纪式的暴行屡见不鲜。但是，此时已经是更加文明的19世纪，原始而狂热的非正规军又一次犯下了这样的暴行，还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无处不在的媒体曝光在全世界人的目光之下。
这引发了普遍的不安和愤慨。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Gladstone）在畅销的小册子中评论“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道：“土耳其人要想洗刷这一恶行，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让他们自己离开那里……带着他们的行囊……离开这个被他们肆虐蹂躏的省份。”
格莱斯顿
奥斯曼帝国的大规模债务违约和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让土耳其人在世界面前留下了糟糕的新形象。在英国，出现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恐慌情绪。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Sir Henry Elliot）对这些行径并不感到特别惊讶。
亨利·艾略特
在他看来，“就我们所知，这就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但是，这些事件对英国公众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曾经对土耳其人心存好感，因此才普遍支持克里米亚战争。现在，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骤变。
在公众的压力下，托利党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Lord Derby）表示：“就算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女王陛下的政府也不可能真的出手干预。”实际上，就在格莱斯顿的小册子发表之后，俄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将军（General Ignatiev）就这样向沙皇汇报：“保加利亚的屠杀事件为俄罗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东西——英国公众的支持。”
德比勋爵
所以从1820年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在唆使巴尔干各省份的斯拉夫基督徒发动叛乱。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努力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为本国谋求利益。伊格纳季耶夫将军认为，现在是时候拉拢的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奈迪姆。
马哈茂德·奈迪姆
在米德哈特帕夏下台之后，伊格纳季耶夫劝说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采取与俄罗斯相似的政府体制，即以君主为拥有绝对大权的主人。现在，奈迪姆又回到了大维齐尔的位置上，拥有了“掌控君士坦丁堡局势”的大权。
伊格纳季耶夫对此感到兴奋不已。他认为：“在君士坦丁堡（根据一位同事的汇报），大维齐尔倾心于俄国，而苏丹对西方充满敌意。因此，他们更愿意听取俄国大使的建议，而非俄国的对手的意见。”
伊格纳季耶夫
他对英法债券持有人的不幸遭遇感到幸灾乐祸，对奥斯曼帝国债务违约欣喜不已，人们甚至普遍怀疑他在违约决定中发挥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不过，他这一次玩过了火。因为很快马哈茂德·奈迪姆就倒台了；不久之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也倒台了......
政变与权力更迭
1876年初夏，伊斯坦布尔三座主要清真寺附属宗教学校的大约6000名“索弗塔斯”（神学学生）离开了学校，聚集在高门前示威。他们要求罢免大维齐尔马哈茂德·奈迪姆和大穆夫提。
从16世纪开始，神学学生发动骚乱就已经是奥斯曼帝国常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但这一次的行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有人给神学学生支付报酬，并且提前安排好了行动计划，以促成奥斯曼帝国政府内权力的更迭。
后来这种在欧洲部分地区常见的做法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种不好的传统。据推测，这一次组织、资助他们的人是米德哈特帕夏，他现在成了领导青年奥斯曼人宪政运动的首领。
苏丹向学生们屈服了，解除了大穆夫提和马哈茂德·奈迪姆的职务，还用鲁什迪帕夏（Rushdi Pasha）接替了后者。米德哈特帕夏则回到了政府中，出任国务会议主席。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米德哈特帕夏想要的，是建立一个遵循自由、平等和大臣负责制原则的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协商大会，不分阶层、种族和宗教信仰，从整个帝国范围内选出代表参加，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必须对这个大会负责。
米德哈特帕夏
参照英国的政府体系，苏丹现在拥有的绝对权力将受到约束，他必须遵从整个国家的意见和意志。为了给这种做法寻求正当性，政变者们特别强调了《古兰经》里一些有关民主的段落。
通过对这些段落的解读，他们指出苏丹当前实施的专制统治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违背了神圣法的规定。根据神圣法规定的原则，民众无须效忠于罔顾国家利益的君主。而现在，人们不再期望统治者会自上而下地实施变革，而是打算自下而上地倒逼变革！
自称“穆斯林爱国者”的组织发表了一个宣言，宣称要进行改革，他们还把宣言分发到了欧洲政治家手中，以展示奥斯曼人的良好意愿。不过眼下他们的宣言在国内还秘而不宣，因为他们在宣言里把苏丹称作“可怕的疯子”，还讨论了废黜苏丹的必要性。
实际上，苏丹的大臣们现在正打算这么做：他们先从新任大穆夫提那儿得到了一份裁定，获得了废黜苏丹的授权。1876年5月30日破晓之前，他们就动手包围了多尔玛巴赫切宫。
在陆地上，他们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也布置了海军的舰船。另外，他们还在更上游的水面上布置了一艘舰船，监视俄国夏季使馆，以免伊格纳季耶夫插手干预。
接着，米德哈特和其他大臣在战争部会面，由大穆夫提宣读了废黜苏丹的费特瓦。废黜苏丹的理由是他“精神错乱，不问政事，滥用公帑，危害国家和社会”。苏丹的侄子和继承人被人从他的住处叫来，接受大臣们宣誓效忠，即位为穆拉德五世！
米德哈特
清晨时分，海军舰船鸣放了101响礼炮，宣告了苏丹的更迭。阿卜杜勒·阿齐兹没有抵抗。他写了退位诏书，然后穿过海峡，住进了老萨拉基里奥宫。这场不流血的政变受到了伊斯坦布尔市民的热烈欢迎。
阿卜杜勒·阿齐兹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内部受教育群体已经崛起，成为一个对国家权力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阶层。而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暴君的工具，而成了对抗暴君的力量！
而穆拉德苏丹的即位获得了自由派人士的欢迎，数名青年奥斯曼人成员也获得了宫廷里的职务。尤其是纳米克·凯末尔，他从塞浦路斯归来，出任了新苏丹的私人秘书。因为年轻时的穆拉德五世聪颖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了解，在陪同阿卜杜勒·阿齐兹访问欧洲时也给外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穆拉德苏丹
但是在归国之后，穆拉德开始秘密联络留在国内和遭到驱逐的自由派人士，这让苏丹对他起了疑心。于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让穆拉德他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穆拉德原本就容易紧张，这下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好靠酒精麻醉自己。
最终穆拉德逐渐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在被连夜叫去登上大宝的时候，他更是惶恐万分，战栗不已。几天之后，精神状况同样很不稳定的前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声称要修剪胡子，找人要了一把剪刀，随后割断了自己的手腕动脉，自杀身亡......
阿卜杜勒·阿齐兹
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死亡让穆拉德困扰不已，他难以保持神志清醒。雪上加霜的是，有一名切尔克斯人军官认为是当朝官员谋害了阿卜杜勒·阿齐兹，于是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杀死了战争大臣和外交大臣。
穆拉德苏丹原本还要作为苏丹出席佩戴奥斯曼之剑的典礼，但他此时已经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也没有能力处理公务了。奥斯曼医生和外国医生都为他做了检查，得出的诊断结论是，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只能花时间慢慢休养。
穆拉德五世
考虑到国内外的紧急政务，他的大臣们虽然不太情愿，但也只能考虑再一次废黜苏丹，将苏丹的位置交给一个更能胜任的人。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是穆拉德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此人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其品性还是个未知数。
其他大臣代表米德哈特觐见阿卜杜勒·哈米德，询问他是否愿意在穆拉德康复前出任摄政，这一举动这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并无先例。阿卜杜勒·哈米德坚决回绝了他们的请求。
阿卜杜勒·哈米德
阿卜杜勒·哈米德并非不想得到苏丹之位，但他希望先取得穆拉德无法进行统治的医学证明，然后再名正言顺地继位。为此，他愿意做出几项承诺。再次拜见阿卜杜勒·哈米德时，米德哈特带去了一份新宪法草案。
这份草案于当年早些时候编写完成，参与编写的是一个由政治家和乌理玛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参照的模本是比利时和普鲁士的19世纪宪法。阿卜杜勒·哈米德做出了三项承诺：他将颁布宪法，通过负责制的顾问进行统治，留用兄长的宫廷秘书。
阿卜杜勒·哈米德
身为宫廷秘书之一的纳米克·凯末尔痛哭流涕，恳请推迟废黜穆拉德。但他的恳请没有得到回应。大穆夫提发布了一份费特瓦，以精神失常为由废黜了执政仅三个月的穆拉德。
纳米克·凯末尔
随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替穆拉德成为更新的苏丹，并接受群臣宣誓效忠。穆拉德则被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的一座宫殿里监禁起来，此后他一直活到了1904年8月29日。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1876年12月，新任苏丹在任命米德哈特为大维齐尔之后，终于为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宪法。最终的文本并没有完全符合米德哈特的预期。苏丹用各种方式修改了草案文本，强调必须严格遵循神圣法，保障他个人的特权，回避了一些条款，还把米德哈特详细规定的一些内容大而化之地泛化处理了。
米德哈特
最终，他也没有特别积极地推动立宪政府的迅速建立。这些不足之处无不预示着未来的麻烦。不过，对于这个以改革为主题的世纪而言，苏丹接受并公布宪法仍然不失为一个适合的高潮。
至少，它为未来的政治进步留下了一个工具，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公民有权参政并发表意见的原则。米德哈特声如洪钟地向苏丹致谢，宣称新苏丹的上台将开启“长久繁荣的新时代”。
第二天，他一反此前的历任大维齐尔等待他人前来拜访的先例，主动拜访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宗教领袖。他向他们保证，在宪政统治下，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待遇。
希腊大牧首回答说：“我们认为您将让奥斯曼帝国焕发生机。”与此同时，雷鸣般的礼炮声向伊斯坦布尔的全体市民宣告，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将享受到新的自由......
参考资料：《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