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艰”二句为问。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传习录》下，三二〇）
译文
有人怀疑知行是不能合一的，故以“知之匪艰”二句提问。先生（阳明）答道：“良知自知，原本是容易的。今人只是不能推广扩充自己的良知，这就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缘故。”
在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史书《尚书》中有一句名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相传为贤相傅说告诉商王高宗的话语，意思是说知之易而行之难，以勉励高宗要努力行动，不要知而不行。这句话被后人称为“知易行难说”，影响深远。直至孙中山，始提出完全相反的命题“行易知难”，认为用革命的道理来武装革命的行动，才是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所以他要疾呼“天下的事情，的确是行易知难”（《民权主义》）。
王阳明是“知易行难说”的信奉者。有弟子对“知行合一说”表示怀疑，于是就引用《尚书》“知之匪艰说”，向阳明提出了质疑。意思是历史上既有以“难易”说知行，这就表明知行原是两事。
对此，阳明的回答很有意思，一上来他就断然指出：“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关于“良知自知”理论，所谓“原是容易的”，是阳明心学的一贯主张。在阳明看来，他一直坚持认为心学就是简易直截的学问，不像朱子理学那样支离繁难。原因在于人人胸中有良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这就叫作“知易”。
接着阳明又说：既然知道良知之学是容易的，但今天人们就是不肯实实在在地去实践良知，所以正好印证了《尚书》中的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阳明通过以上的回答，意在指出：“知易行难”的说法只是针对多数人知而不行的现状而言的。若从“致良知”的理论上说，这种现象原本是可以克服的。换言之，若按良知学说，由于“良知自知”，所以不论是“知”还是“行”，从原本意义上说“原是容易的”。这无疑是说：知为易知，行亦易行。只是现实中的人们往往见得良知容易，却不愿就自己身心上着实做一番“致良知”的工夫，因此就陷入了“知易行难”的局面。
可见，阳明用其特有的良知理论、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儒家经典《尚书》“知易行难说”作出了新的诠释与肯定。阳明想要疾呼的是：做好学问是其次的，首要的乃是实践行动。在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行易知难”呢？我倒是以为这两者是可以彼此结合的——在主张实践与理论同为重要这一立场上，这两句口号都有其时代性，不宜偏废。然而就实践策略上讲，大声疾呼“知易行难”显得更为迫切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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