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后,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几乎立即向议会提交关于对留学生人数设置上限的立法。

这项法案草案近日被听证,让这项法案再次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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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草案,教育部长将被赋予权力,为课程和机构设定新国际学生入学人数的上限,该上限可能是40%。

悉尼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李薇博士在接受澳媒采访时表示,悉尼大学首当其冲,将受到最大的影响。因此,她介绍说,悉尼大学已经向政府提供了一个议案,希望政府慎重考虑该政策的后果。

“因为我们的确是在澳洲来说,应该是主要的大学里面国际学生是最多的。(这个草案如获通过)会对我们学校有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对大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因为,从大学的经费来说,我们学校基本上百分之四十,或更多的这个经费来源是来自于国际学生的学费。这个经费不只是支付了老师的薪水、学校的运作、还有我们很大部分的研究方面经费。”

“所以可以想象,如果国际学生方面有所减少的话,肯定会对大学的运作有比较大的影响。一个直接联系的就是,我们过去几年,其实澳洲的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也是非常的靠前,尤其是墨尔本大学还有我们大学。如果研究经费减少的话,那么必定也会对我们澳洲大学在国际上排名会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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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悉尼大学聘请一个咨询公司为学校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经济模型的估算。

李薇博士说:“根据政府之前提出的海外移民的目标,还有2023年人口生命的数据,

调查公司的初步的经济估算显示,如果与2023年相比,2025年的国际学生人数减少30%,仅是2025年,澳大利亚的经济将损失41亿澳元的GDP,还有21922个全职的工作岗位,包括直接和间接带动的就业,仅在新南威尔士州,将会损失10亿澳元的GDP,还有5612个全职的工作岗位。”

“而且还会对其他相应的间接性的影响,比如说零售、房地产市场,都会带来潜在的一些影响。”

她说,所有的澳洲大学都希望澳洲的政府在做出决定之前,可以更好地了解大学对于整个澳洲经济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于就业很重要的支持。同时,对于整个澳洲的学术在国际上的排名的重要性。

那么,该草案若得以实施,是否有利于国际学生流向边远地区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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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博士说,这种说法是因为对国际学生选择学校的想法缺乏了解。

“首先国际学生在选择大学的时候,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学校的排名,并不是看你这个学校在哪个地区和国家。”

“至于中国学生,他们选择学校的角度,就是排名比较高的大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对于这种排名比较高的大学,它的国际学生人数有所限制的话,那么,原来可能很多国际学生就申请澳洲一个国家,就申请八大,现在他们可能并不一定就是申请澳洲的这几所大学,可能还会申请英国的、加拿大的、还有美国的几所大学。”

另据报道,一项针对临时签证持有人的调查发现,65%的人是工资盗窃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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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移民工人中心对700多名临时签证持有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普遍遭到剥削,工作和生活状态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65%的人表示:他们的工资遭到盗窃。

移民工人中心的首席执行官马特·昆克尔 (Matt Kunkel) 表示,91%的工资被盗的人是持临时签证抵达澳大利亚的,他们无法通过所持的签证类别获得永居。

李薇博士也表示注意到过去两年有很多新闻报道,比如说在学生签证方面的一些漏洞,或者有一些学校方面的运作方面的一些漏洞,使得很多人拿着学生签证到澳洲以后,是以工作或移民为目的,而不是真正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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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在这个方面,政府的相应的一些监管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这也是确保澳洲大学的国际声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她说:“我们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也看到,国际学生进入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家读书的时候,在签证方面,实际上对他们各方面的要求,还有资料的准备也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同时,对于他们在签证的时间方面,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拿到签证。而且我也看到我们国际学生里面,甚至有一些因为材料准备的不齐全的,还有被拒签的情况。”

李薇博士说,从2022年到2023年两年期间,政府投资了270万澳元,通过一个由杰出澳大利亚人组成的专家小组,进行为期12个月的审查,实施了《大学协议》(the Universities Accord)。

该协议的主旨就是要审视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的系统,这个审查的结果提出,澳大利亚的大学为了应对将来的市场、还有公司技能方面的要求,必须要提高整个大学的质量。

同时,还要提供一个公平的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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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其实大学也是更多地提供机会,给一些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一些收入比较中低下的家庭里面的学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上课或者学习的机会。从某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是我想说的,其实对大学来说,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已经有很多就是合规方面的要求了,就是因为这个最新实施的澳大利亚大学协议。”

“所以很多的大学实际上在实施这个协议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调整。而且,对员工来说,工作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成本方面的需求也比较高。提高生源的质量、提高学习的质量、提高教育的质量、提高研究的质量,已经是过去几年当中,政府对我们的一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