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此文系我的《重读水浒》系列之一，已刊《三峡文学》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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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有不少武打描写，梁山一百0八将，除了神医安道全不会武功外，其余一百0七人，哪怕书法家萧让和雕刻家金大坚，都是练家子。书中说，萧让“会写诸家字体，人都唤他做圣手书生。又会使枪弄棒，舞剑轮刀”；金大坚“开得好碑文，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亦会枪棒厮打”。只有安道全，“是个文墨的人，士夫夫出身，不会走路，行不得三十余里，早走不动”，走路都艰难，不可能会武功。
从这一意义上讲，《水浒传》似乎具备武侠小说的元素。不过，它又的确不是武侠小说。
用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比《水浒传》，我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金庸武侠小说里，游走江湖的侠客们即便不是挥金如土，也几乎从不用为钱发愁，书中也甚少关于侠客们的经济收入，即如何挣钱的叙述。
总之，金庸笔下的侠客，在经济上，都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潇洒，仿佛身边总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银两。《水浒传》却不同，书中各色人等，哪怕上应星辰的正偏头领，他们也同我们一样，都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各有各的挣钱门道，从而构成了梁山好汉的经济帐。
大体说来，梁山好汉落草前，其经济收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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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继承祖业。祖业可分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农耕时代最常见，也最重要的土地。比如史进，祖居华阴县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这些姓史的村民，皆是史进家的庄户，即从史进家租地耕种的佃农。一家人的土地，足够三四百户人耕种，那么，史进家到底有多少土地呢？
我们可以粗略的估算一下。在亩产极低的传统农业时代，一家人要想维持生活，至少得有几十亩地，哪怕以每户五十亩计，史进家的土地都在一万亩以上。一万亩土地出租，再加上家中几十名庄客自耕一部分，其收入，自然相当可观。
宋代，地主收取地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固定收入，以江南为例，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收谷二斛。另一种是分成收入。假设史进家按固定收入收取地租，那么，他家一万亩地，哪怕以下等田计，一年也要收入两万斛。
一斛即一石，唐朝以前，一斛为十斗，即一百二十斤；宋朝始，改为一斛五斗，六十斤。折算下来，史进家一年的地租收入就是谷物一百二十万斤。一百二十万斤谷物，放在今天，换成钱大概有好几百万。
史家虽是地连垄亩的大地主，但与柴进和李应相比，仍要逊色许多。
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孙”，柴世宗是何方神圣呢？众所周知，享国近三百年的唐朝灭亡后，出现了一段七十余年的分裂期。在中原，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短命王朝，史称五代。中原之外，其他地区存在过前蜀、后蜀、南唐、吴越等十个割据小王国，史称十国。这一时期，即五代十国。
五代的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建立者为郭威。郭威去世时，因其两个亲生儿子均于此前被汉隐帝所杀，膝下无子，遂由养子柴荣即位。柴荣在位六年驾崩，庙号世宗，即《水浒传》所说的柴世宗。柴世宗死后，其子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主少国疑，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柴宗训被迫让出皇位，降封郑王，迁到房州居住。
由于柴家让位有功，当然，更重要的是赵匡胤为笼络人心，显示其胸襟与气量，他曾留下遗训，要求后人善待柴家，“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这就是书中所说的柴家拥有宋太祖颁发的丹书铁券的来历。
政治上，柴进因是柴世宗嫡派子孙，从而是大宋的高级统战对象，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柴进曾对宋江夸口说，“兄长放心，便是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经济上，柴进乃前朝龙子龙孙，祖辈的余荫足以让他过上优渥乃至奢侈的生活。柴进在沧州四十里地之间，拥有两座庄院。这两座庄院规模之大，房舍之精，显非史进的史家庄或是晁盖的东溪村可比。
林冲刺配沧州时，顺道拜访柴进，施耐庵借林冲之眼让读者看到了柴家西庄：“……万株桃绽武陵溪，千树花开金谷苑……朱甍碧瓦，掩映着九级高堂；画栋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
后来，宋江亡命江湖，投奔柴进，施耐庵又借宋江之眼让读者见识了柴家东庄：“……数千株槐柳疏林，三五处招贤客馆。深院内牛羊骡马，芳塘中凫鸭鸡鹅。仙鹤庭前戏跃，文禽院内优游……”
两座大庄院及周边上万亩良田外，柴进上梁山时，他的家产就装了二十余辆车子——这二十余辆车子所装，不可能是粗笨的家俱或粮食，而是金银细软，字画古玩。
李应是独龙冈李家庄的庄主，书中没直接说他如何富有，但可以间接加以推测。李家庄与祝家庄和扈家庄三足鼎立，梁山打下祝家庄后，除金银财宝、牛羊骡马外，单是粮食，就有“五千万石”。哪怕李家庄的存粮只有祝家庄的十分之一，那也有五百万石，即三亿斤，相当于史进家二百五十年的地租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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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商品经济十分发达，所以，另有一些好汉，从先人那里继承的，不是土地和庄院，而是商号。这，以卢俊义为代表。
卢俊义出场前，宋江和吴用在谈起他时，吴用称卢俊义“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宋江称卢俊义“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卢俊义出场时，施耐庵说他“驰声誉，北京城内，元是富豪门”。可见，卢俊义不仅武功高强，而且位尊多金。
书中，对卢俊义的商业版图没有具体描述，只能从侧面看出些一些蛛丝马迹——李固是卢家“为头的管家私的主管”，“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行财管干，可以理解为卢家聘请来负责商业运营的职业经理人。卢家的生意之广之大，单是职业经理人就有四五十个。
另外，李固为了谋害卢俊义，向蔡福兄弟行贿，一出手就是五百两金子——须知，一百两金子就逼得宋江不得不杀了阎婆惜，这却是五百两；并且，拿出五百两金子的，只是卢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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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俸禄。宋朝官员的收入，曾多次改革，从宋初到宋末，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微薄到丰厚的过程。《水浒》故事发生在徽宗年间，系元丰改制之后，职官制度与宋朝初期和中期颇多不同。
要言之，宋朝的官员，同时有官、职和差遣，决定他们俸禄多寡的是官的高低，其次是差遣的大小和职的有无。总体来说，五品以上高官，待遇非常优厚；五品以下中下级官员，待遇却很差。
比如相当于今天副县长兼公安局长的县尉——也就是都头们的顶头上司——的月俸，在神宗时不过五贯九百五十文，后来虽有增加，仍然很低，乃至有县尉写诗发牢骚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
梁山一百0八将中，上山之前，有好些个在官府任职，但究其实质，要么是低级官员，要么是不入流的小吏。并且，由于施耐庵似乎对宋朝官制并不熟悉，他所写的这些好汉担任的职务，常常东拉西扯，与真实历史相差甚远。
其中，关胜是巡检，花荣是知寨，也相当于巡检。巡检乃是在市镇、关隘要害处所设的巡检司的首长，全称为巡检使，属县令节制，正九品。呼延灼是汝州都统制。宋朝其实没有都统制这一职务，反倒是金国曾设过。按小说中的情况推断，呼延灼相当于汝州军分区司令，级别自然比关胜和花荣高，约相当于六品或七品。
关胜征梁山时，朝廷给他配了两名副将，即韩滔和彭玘，两人的职务均为团练使，一个是陈州团练使，一个是颖州团练使。团练使起于唐朝，级别较高，乃是仅次于节度使的地区——一州或数州——的军事负责人。宋朝也设团练使，系虚职。
以小说中情况而言，韩、彭二人也相当于州军分区首长，其级别，自然比关胜高得多。这就相当于一个武警中队长出任总指挥，却配了两名军分区司令作他的副手，于情于理都不通。
几个武职外，其他在体制内混过的，级别更低，比如宋江的郓城县衙押司，相当于县政府办主任；雷横、朱仝、武松、李云等人当过的县都头，相当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长，已经不在官的行列，而是属于无品的不入流的小吏了。
按宋朝高级官员待遇优厚而中下级官员待遇甚差的特点，这班人的俸禄应该都不高。不过，这些人却没有一个因工资低而受穷，这就得拜灰色收入之所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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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灰色收入。古人说，千里做官只为财。又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下级官员和小吏本身的正常收入不高，但他们要直接与民间打交道，就有各种机会捞取灰色收入。从《水浒传》看，灰色收入实际上占了他们收入的大头。
比如劫取生辰纲事发，宋江及时通风报信，晁盖等人才顺利逃过抓捕。为了报答宋江恩情，晁盖在梁山立住脚后，立即派刘唐上门，给宋江送上一百两黄金。
再比如雷横，他和晁盖是朋友，和宋江也是朋友，既收过晃盖的银子，也收过宋太公的银子。更有甚者，他出差时途经梁山泊，“一连住了五日”，辞别时，“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其时梁山已有近六十位头领，对晁、宋以外的其他头领来说，雷横是两个老大都如此尊重的救命恩人，他们赠送的金帛自然不会少。雷横顺路去梁山走的这一趟，其收入，恐怕超过他的俸禄上百倍也不止。
宋江为吏多年，深知灰色收入这一潜规则。他发配到江州时，差拨到他房中，他忙主动献银十两，“管营处又自加倍送银两并人事”，“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
不过，对另一个级别在管营和差拨之上的官员，宋江却没有任何表示，差拨提醒他，“贤兄，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来时，须不好看，连我们也无面目。”
果然，次日，这个没及时拿到常例人情的节级一见宋江便破口大骂：“你这矮黑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
由此可见，每个新来的犯人，向下到差拨中到管营上到节级的牢城一应官吏送银子，乃是不成文的、铁打的规矩。当然，宋江不送银子给节级事出有因——节级便是神行太保戴宗。
节级一职，唐宋时是军中小校，后来又成为狱节级的省称。书中说戴宗的职务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那便属于后者。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江州监狱管理局的一个处级官员。放到宋朝，是不入流的小吏。当然，这个小吏的油水比较丰厚，戴宗生活不错。
与此相比，他手下的小牢子李逵，没有灰色收入滋润，只有几个死工资，日子就过得很是狼狈，想要请宋江大哥吃杯酒也没钱。
灰色收入的来源，最独特的要数金眼彪施恩。施恩是管营的儿子，并非体制内官吏，无法像管营、差拨、节级那样收受犯人常例人情，却另有一条非常稳定的谋财之道。
孟州东门外的快活林，“山东、河北客商们，都在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施恩在快活林开了一家酒肉店，酒肉店只是幌子，更重要的是，他仗着父亲牢城里“八九十个弃命囚徒”，“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寻觅，如此赚钱。”就是说，他乃是快活林的黑道老大，在快活林做生意的商家都得向他按月交纳保护费。
保护费之丰厚，以至于张团练也眼红。张团练是政府官员，看上了黑道保护费，不会亲自动手，而是由蒋门神出面充当白手套。这样，才有了后来武松发配到孟州被施恩相中，并充当施恩打手，重新夺回快活林的故事。重夺快活林后，施恩的保护费翻了一番——“各店家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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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抢劫分赃。《水浒传》是一本写强盗，以强盗为主角的书。讲述的是多个不同的小型强盗团伙，因缘际会，聚集一起，组成一个大型强盗团伙的故事。
在天罡地煞齐聚忠义堂之前，江湖上有名的小型强盗团伙有二龙山、桃花山、清风山、少华山、饮马川等多个。这些山寨，除了各有数名后来名列一百0八将榜单的好汉外，还有从三两百到七八百不等的小喽罗——也就是好汉们口中所称的孩儿们。
这些与政府和正常社会为敌的强盗，不事生产，不做买卖，还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唯一的来源就是抢劫。那些从山寨及周边经过的行人客商，轻则蚀财，重则财命两失。单靠打劫行人客商，不足以养活如此众多的头领和孩儿，那么，周边村镇便是他们的洗劫对象。比如梁山攻打祝家庄和曾头市，双方有过节是导火索，梁山觊觎人家的财富才是最根本的深层原因。
抢劫到手的如果是粮食，那自然存储在山寨里，大家共同食用。如果是金银绸缎，那就要分赃。正如对山寨事务的话语权，孩儿们只能听头领的一样，在分赃比例上，也是强者多吃，头领多吃。
桃花山“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这两个大王，便是李忠和周通。他们抢得一伙客人的两辆车，车上尽是金银绸缎，分配方案是分作三份，李忠和周通各得一份，其它孩儿们共得一份。就是说，小喽罗分赃所得，仅相当于首领的七百分之一。
假设桃花山是一家公司的话，公司领导的奖金高达七百万，员工却只有一万。当然，差可安慰的是，桃花山二龙山这些公司，虽然奖金分配极不公平，但所有员工都管吃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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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犯罪收入。占山为王，公然对抗官府，是极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还有一些犯罪行为，罪行也很重，只不过，它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进行的。如果说占山为王抢劫行旅是豪夺的话，那他们就是巧取。
比如开黑店的张青和孙二娘夫妇，以及要客人吃板刀面的水匪张横、张顺兄弟。他们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可观，他们也没必要干这种杀人越货的见不得光的勾当了。
武松刚与张青夫妇相识，张青便送了武松十两银子，同行的两个公人也各有二三两零碎银子。并且，张青夫妇的黑店真正的黑在于，谋财害命之后，就连受害者的尸体也要充分利用，“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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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劳动所得。劳动所得，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最普遍最正当的谋生方式，但于梁山好汉而言，最普遍最正当的谋生方式，反而占比最少。个中奥妙，可能在于劳动所得，尤其体力劳动所得实在太微薄。
先说脑力劳动。智多星吴用上山前，论功名，是个秀才，论职业，是一家只有几个孩子的私塾先生。私塾先生收入极低，仅能糊口。《儒林外史》中讲，周进发达前，在山东汶上县薛家集教书，主要收入是“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
之所以说是主要收入，乃是逢年过节，学生们会给先生封个红包。当然，红包都很小，“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当先生，是在明宪宗成化年间。查史料可知，其时，山东米价为“一石准银二钱五”，即一石大米的价格是二钱五，也就是四分之一两银子。
周进的年薪，可买大米四十八担，也就是二千八百八十斤。年节红包加在一起，肯定也还不到四千斤大米。就算四千斤，以今天大米五元一斤计，也才仅仅两万元。
吴用与周进一个生活在宋朝，一个生活在明朝，但同为私塾先生，收入差距应该不大。那么，吴用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书生，才会在听说要劫取生辰纲后，立即兴奋地出谋划策。
再说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上梁山前的好汉中，有渔民，有猎人，有走州撞府卖艺的江湖艺人。其收入，最差的就是渔民。吴用到石碣村说三阮撞筹时，身为渔民的三阮，不论衣着还是居所，都是一派赤贫者的窘迫。不仅阮小七一文不名，不得不把老娘头上的钗儿也索去充赌资，就连晚上吃喝的酒菜，也得吴用掏出一两银子——这一两银子相当于吴用大半个月的收入，想必，也不是他这个穷知识份子的，而是晁盖给的。
对登州猎人解珍解宝兄弟，书中没有涉及其财务情况。以常理度之，打猎为生，又有几个能发家致富呢？并且，解氏兄弟年轻力壮，早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却都“不曾婚娶”，也可能和家境清寒有关。
与渔民和猎民相比，跑江湖的艺人的收入可能略高一些，但同样还是穷人。艺人走南闯北，依靠耍枪弄棒招来观众，再向观众推销膏药。这样的收入，显然不稳定；这样的营生，显然很辛苦。
病大虫薛永在揭阳岭镇上“使了一回枪棒”，拿起盘子，求围观者或买膏药或打赏，但“没一个出钱与他”。又要第二次，“众人都白着眼看，又没一个出钱赏他”。此时，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宋江“见他惶恐”，便取了五两银子给他。五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吴用先生要教小半年的书，三阮要打小半年的鱼。薛永非常感激，把文面犯人尊称为“恩官”，并“愿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传扬”。
同样是跑江湖的打虎将李忠，就没有遇到宋江这样的“恩官”——官倒是遇到了，但不是“恩官”。渭州城里，史进与鲁达结识后，二人同去吃酒，路遇正在卖艺的李忠，及后，鲁达与李忠有几句对话——
鲁达：既是史大郎的师父，同和俺去吃三杯。
李忠：待小子卖了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
鲁达：谁奈烦等你，去便同去。
李忠：小人的衣饭，无计奈何。提辖先行，小人便寻将来。
鲁达是经略府的提辖，相当于今天的校级军官，待遇优厚，自然不能理解吃江湖饭的底层艺人的艰辛，对这种草根职业也颇为不屑。所以，他一下子就焦燥起来，“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跤，便骂道：‘这厮们挟着屁眼撒开，不去的洒家便打。’众人见是鲁提辖，一哄都走了。”
鲁达赶走了李忠的衣食父母，李忠敢怒不敢言，还得陪着笑跟他去酒楼。等到鲁达要资助金翠莲父女回乡，他自己拿了五两银子，并表示“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问史进和李忠借。史进拿出十两银子，李忠拿出二两银子。鲁达见状，认为李忠小气，当即骂他“也是个不爽利的人”，把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
李忠的二两与史进的十两相比，自然是史进多而李忠少。但考虑到二人身份——一个是辛苦跑江湖挣血汗钱的艺人，一个是继承庄园的富家少爷，二两银子对李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十两银子对史进的重要性。由是，李忠其实根本不是鲁达口中所说的不爽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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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们收入迥异，花钱自然也大为不同。宋江、柴进、史进，这些人都很大方，尤其是宋江和柴进。这当然和他们的经济收入有关。谁有钱且又愿意把钱拿出来大家花，谁就是最讲义气的好汉。
说到底，义气也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所以，矮胖的宋江武功低微，反而是人气最盛，人望最高的英雄。卢俊义这样的大富豪，当他被押往沙门岛时，身无分文，这也才第一次体会到了无钱的苦处。
好汉们上山前经济收入的高低，也直接影响了他们上山后对招安的态度。简言之，上山前收入越高越富有的，对招安也就越心怀渴望（例外的是鲁达和林冲这两位中级军官），这些人最希望回到从前。从前，他们置身主流社会，有地位有身份，吃香的喝辣的。
上山前收入越低越穷苦的，对招安也就越心怀抵触。从前他们是底层，身处社会边缘；上山后，虽然仍处于社会边缘，但从经济上讲，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提高，终于过上了向往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幸福生活。是以他们拒绝体制，拒绝招安，愿意在烟水苍茫的梁山泊，快乐而肆意地过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