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天地玄黄，鼎新革故，在这新一轮的历史航道关卡口，为何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即便是此前对“共产学说”不理解甚至抵触的那些人，依然选择了留在大陆？而实际上，直到1946年初，当时的文化人还普遍对我方有疑虑。
最有名的证据，是来自那个圈子中关键人物的近身观察。那年4月，著名学者罗常培写信给即将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秘密报告周边情况，称“北大同人，除曾昭抡之外，比较右倾的多”，意即绝大多数教授是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的，是他们可以争取的对象。罗常培自己，就是在“阋墙之争”即将爆发的1945年底，选择去美，受聘耶鲁大学终身教授，一度想躲开时代旋涡，可又在1948年底建国前夕毅然选择归国的。
这里边，就存在一个中国晚近历史的“大哉问”：何以在1949年前后两三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集体改变了立场，至少对国民政府不再有幻想？这中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些人在认知上产生如此裂变？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北大名教授钱理群数十年（或可称为“钱理群之问”），也是当代无数学者反复纠缠的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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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重要信息，可能多数朋友并不清楚。那就是：在民国时代，大多数大学校长，以及大量教授其实都是国民党员。
国民党本来也是“革命党”，是从反清救国理想转化而来，早期党员也多仁人志士。更加上彼时国民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所以大学里国民党员比例极高。比如论起国民党员身份，北大蔡元培是，清华梅贻琦是，南开张伯苓是，广西大学马君武也是，公立大学校长不是的绝少；1940年代早期，看西南联大教职员登记名册，教授总数155人，其中国民党党员就占了85人，含量在50%以上。
而到了1949年前后，形势上最大的逆转就是，这些国民政府“体制内人”突然普遍“反水”。他们即便没有公然反戈一击，也是多数心怀不满，消极不作为，透着深深的失望与无力感。例如前述清华校长梅贻琦本人，当初就是毫无征兆地被迫架上飞机走的，连哄带骗带威胁，根本不是完全个人意愿。所以，这些知识人的心态转变、去留取舍，就变得很微妙。
我们现在回看可以知道，刚抗日战争刚结束时，这些人还广泛支持国民政府，对之有很大期待，1946年4月罗常培给胡适的密信就是这种舆情的反馈。可吊诡是，差不多就在这前后一两月时间，中国知识人的态度突然直线下降。1946年5月底，也就是罗常培那封“乐观”信件发出一个多月后，获任上海新一任市长的吴国桢，亲自出面邀请校长、教授们“一块吃饭、喝茶”，却遭遇极为尴尬的一幕。据他自己说，“尽管大多数校长和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见个面“共商国是”的机会都集体不给，而这里面的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诸人跟吴国桢还是同学关系。事态的发展，真是一日而驰千里，打得这些国民政府要员都措手不及。
那么，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如此剧烈地激化这个群体呢？答案其实是很显然的：1946年5月初，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在重庆展开谈判，但蒋方一再为难，并无诚意，甚至蠢蠢欲动准备陈兵开战，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我军，当时舆论已经普遍反感，极为失望，也才有了民盟等“第三条道路”与中共的合作出现。而与此同时，我方在根据地朝气蓬勃，开明为民，尊重并礼遇知识分子，经过国内外记者报道，形象火箭式飞升。两相对照，不言自明。
更别说，当时国民政府治国无能，贪腐有法，社会经济开始转入崩溃状态，形势甚至比之抗日战争时期还要恶劣。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经济日趋崩溃，知识分子的生活一下子又从云端掉到谷底，怎么可能不愤怒？比如当时一个很荒谬的决策:1946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居然直接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一个区区民营出版公司的老板，生意最鼎盛时期所管理员工也不过就300来号人，竟然一下子让他掌舵一个4.6亿人口大国的经济事务？日后法币政策搞得民不聊生，王云五就难辞其咎，堪称罪魁祸首。
可惜，这些国民政府这些要员，对眼下危急境况还懵然无知，还以为国内文人们不过是生活状况暂时受挫，一时间有情绪还转不过弯来而已。吴国桢邀请函发出遭拒后，还对上面报告说，他认为这些人只是“可叹的生活条件”导致，显然是很无知的，严重低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操乃至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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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吴国桢的报告书里头，有一点判断可能又是对的。那就是，彼时这些知识分子尚不懂共产主义的“性质”，主要是不满国民政府。毕竟是政学两栖大佬，吴国桢到底精准把握到了彼时知识分子立场激化的根源：国民党表现得太糟糕了，已经到了令人深恶痛绝的地步，完全不得民心。
我想，有一则旧事，也许能说清此中微妙，以及当时绝大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话说，一度曾任清华农学系主任的虞振镛，是个纯粹的科学家，大半生都远离政治专心科研，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1945年抗战结束，他抱着罢战息兵百废待兴的热忱，受邀就任“国民政府”司长。有一回，受派查账，他赫然发现农林部那些人造一个鸡窝的费用居然和修建一栋洋房差不多，他气到破口大骂，“断子绝孙！断子绝孙！”，并且立即辞去所有职务，甘心“下海创业”。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思想迅速左转，虽然此前与中共没有接触，但当国民党败走“田横之岛”时，他自然也拒绝随往。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们愿意留下来，绝大多数并非对共产主义有认同，而是直接源自对国民政府的彻底绝望。这里边最关键的点，就在于蒋氏王朝已经彻底失去民意支持，卷起铺盖仓皇跑路时非铁杆拥趸一般都不愿意跟从。早先国民政府费尽心思游说，可临阵磨枪，再苦口婆心，效果依旧很差：“中研院”80多位院士，走了不到⅓；围困北平时，国民政府竭力“抢救”最具分量的知识分子，名单计划62人，结果只有19位愿意走，也是不到⅓。这个数据本身就说明了民心所向何方。
当时的著名留美学人，长期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的吴有训，他有一段话也是颇具代表性的：1945年10月，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这个职务向来都由国民党内“高级亲信”担任，可见颇受高层器重。但是，仅仅两年多以后，当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传话让他出国或随迁至台时，他当即就拒却了。在私底下，他对家里人说，“三民主义让蒋搞成了三迷主义——官迷、财迷、色迷，如此腐败，哪能不失败？中国的希望，今后就看共产党了！”毫无疑问，他选择留了下来，后来当了几十年的中科院副院长，转过来长期给郭沫若打下手。
像吴有训这种学者教授，本身也是不问政治的，也一度对国民政府有寄望。但他们的失望也是急速坠落的，反身的关键时间点都集中在1946年前后，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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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情况也大体类似。更具说服力的范例当然是闻一多们：他们本身对延安并无多少了解，但是对“国统区”天怒人怨情况是亲身体验且历历在目的，所以很坚决地认定，“国民政府不亡，没有天理”，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为此献身在所不惜。
这是一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最彻底绝望感。当局势逐渐明朗，需要在“楚河汉界”中站队，选择一方时，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毫无意外地选择到了新中国这一边。国民政府及其当政的国民党，从备受拥护到人人喊打，局势的天地大逆转，实际只经历了短短数年。想在1935年12月，彼时的国民政府召开“五届一中全会”，实践“知识精英治国”理念，会上改组出来的各部新部长职务，大多数还都是由那些留洋知识分子担任，以至于胡适们满怀希望，总以为从此将蒸蒸日上。谁也没想到，仅仅数年之间，这些知识分子就将迎来深重的绝望感，走人的走人，自绝的自绝，反水的反水，一下子分崩离析溃不成军。
简单一句话：当时的国民政府，从根上都已经烂透了。对于如此不可救药的权政，中国知识分子不愿与之陪葬，选择留下来，是情理之中的。至于所谓“安土重迁”的心理因素，“润”到异地生活的畏难情绪，实际都不是很重要的，更非具有决定性的考量。要知道，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留洋出身，在异国他乡生活并无障碍，即便是到台岛上去，在“僧少粥多”急需用人的局面下也可能会受到更好的任用，这一点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比如钱锺书杨绛这批教授学人，如果真的要走，生活质量并不会因此下降，甚至还是大举提升。早在1948年，钱锺书的“下家”们就开始主动联络他，杭立武请他去台大做系主任, 港大邀他当文学院院长, 朱家骅诚邀他任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连牛津大学也抛来了橄榄枝，但钱锺书夫妇无一例外都拒绝了。钱杨夫妇仅仅还只是一介普通教授与作家，在当年还远远不够“重量级”，可都能允诺得到如此好待遇，更何况其他真正的“大佬”们呢？他们愿意留下来，参与新社会的建设。
所以，1946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们，何以会突然集体逆转反国民政府，答案早已呼之欲出。在历史要“重新洗牌”之际，国民政府自己不“作死”，过去或不问世事，或曾深入参与的知识分子们，是不会彻底心死，最终绝然放弃的。实际上，晚到1944年以前，即便是闻一多这等著名“烈士”，还一心憧憬着做“汉学大师”，满怀信心可以安度晚年的。据冯契回忆，在联大上学时，有一个傍晚，他曾与朱自清、闻一多在野外散步，谈到清代学术大佬多长寿，闻一多自信满满，大笑着说，自己能不能成为“大师”还不敢夸口，但是“活七八十岁，我绝对有把握”云云。
在当时，谁也预料不到，时代与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速度是疾如雷电，所有人都将身不由己，连自身的转变都毫无准备——仅仅两三年时间，那个联大埋头学问的典范，前“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就激烈得让所有熟人都大感意外，并且很快惨死在国民党暗枪之下。
2024.7.14，晚于武汉
参考资料：丁晓山著《为什么要革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冯契《忆佩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