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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汉语拼音“run”，因与英文单词“run”拼写完全一致，故被当代青年拿来赋予新的内涵：从现实生活中逃离、跑路，起初多指移民。
近些年来，随着金牌讲师的大红大紫，随着无数良民走线出去溜达风生水起，润学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的自我调侃。
时代的热潮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勾起人们历史的回忆，数十年前客死他乡的张爱玲又一次被人们记起，有人认为张爱玲魂不能归故里而显得分外凄凉，却也有人说她赌对了历史的风口，是“润学”的开山大师。
我们的疑问由此浮出水面：张爱玲，真的是“润学”的鼻祖吗？
也许我们需要深入张爱玲和她的时代，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张爱玲的润学轨迹，可能得追溯到她的母亲身上。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张年仅6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远渡。这一场关于自我放逐与探索的出走，或许也为张爱玲日后的选择埋下一颗种子。
40年代，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在战乱中求学。由于二战爆发，张爱玲无法就读本来考取的伦敦大学，于是手持伦敦大学入学考试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单，进了香港大学文学系。
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这时候，她的“归去来兮”只是为了读书，并不是为了“逃离”。
50年代，那时她作为作家，已很有名声：
《沉香屑·第一炉香》在1943年5月的《紫罗兰》刊物发表，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后又陆续发表了《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佳作。 1944 年 9 月，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出版，轰动一时，为她的文坛声誉再添色彩。在洋洋洒洒的一众作家中，她是别具一格的存在。
作为谈资，她也很有名声：
她有一个赫赫大名的文化汉奸前夫胡兰成，他们的情感纠葛也如传奇小说，为人乐道，这段故事在几十年后被作为原型，由三毛执笔编剧，成了电影《滚滚红尘》；她本人特立独行，在遍是中山装和列宁装的时代，她仍着旗袍，她不像她的同行，比如苏青一类，积极投身“红色文学”，她仍被文联视为需要积极争取的“中间对象”。
电影《滚滚红尘》海报
她虽然说，出名要趁早。但真的出了名，于她又是负累和枷锁。
名声即是限制，但她最不愿受束缚。“连旗袍也不准穿了，暴风雨就要来了”，她的家世和经历使她有着对时局气候相当的敏感性。
此时的她，不再如香港求学时困窘，有着丰润的稿费收入，这是她出走的底气。
此时的她，感情上亦无牵挂。和胡兰成断了瓜葛，和缺少爱的原生家庭早也割袍断义，又与相依做伴的姑姑也约定好，此去互不通信。
她与这些滋养过她又伤害过她的、成就了她也束缚了她、她求索过又厌倦了的情与爱、名与利，默然且决绝地作别。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身着旗袍，过境罗湖口岸，去了香江。
1955年秋，又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自此飘摇，走向了润学之路。
“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一艘很神奇的船，在那个年代，无数人的命运随着这艘船在大洋彼岸起起伏伏。
比张爱玲稍早一点的时候，1949年的初春，北京的胡适发表了一番诸如“面包和自由”的言论后，带着一群国宝级教授跑到了南方。
不过他本人显然对写日记的光头先生并不感冒，不久之后，胡适选择了自己一直想做的学术事业，渡过大洋回到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他所乘坐的，就是那艘“克利夫兰总统号”。
克利夫兰总统号
离开北京之前，他善意地问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自己的儿子，要不要和自己一起，若是有不同意见的人，只是尊重，绝不干涉。
想去南方的安排飞机，想在京城的留下房子。
相较于张爱玲，胡适这位老前辈的“润”显得更加不沾烟火气，这其实也算为“润学”立了一条规矩：
来来去去，聚聚散散，都是个人的选择。
在胡适去国怀乡几个月之后，在美国已经崭露头角的老舍，在接到文艺界30多位朋友的来信之后，选择了回国发展，戴上“人民艺术家”的帽子。
回国的船，还是那艘“克利夫兰总统号”。
张爱玲现在“润学鼻祖”的名头，其实就是跟老舍对比才被调侃的，所谓“公寓里的张爱玲饥寒交迫，湖边上的舒庆春栩栩如生”。
这何尝不是一种狭隘呢？
胡适
很少有人认识到，老舍的归国，其实也是一种广义“润学”所在。当一个人选择离开原本舒适的环境，迎接新的世界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种实际上的“润”了。
至于未来与结局，则往往并不在“润学”的思考之内。
“润学”的核心并非是获得什么，而是舍弃什么。
1955年作分水岭，“润”到海外的张爱玲的后半生也拉开序幕。
由于离开了熟悉的华文环境，开始她的小说并没有如国内那般受追捧。销路不广，收入有限，才女如张爱玲，也不能不向生活低头。
因为以中国专才难民的身份入美，她先是住在难民营，又努力申请到文艺营、遇到老迈潦倒的赖雅，未能续住后，他们租住在一处破旧的小公寓。
捡到跳蚤市场的破烂物品，也能令她开心抱回家中；操心柴米油盐，她还要奔波着为年老的丈夫治病；因为伏案赶稿，她的眼睛过度疲劳导致溃疡出血……
“润”后的生活里那些不曾尝过苦涩，融入文字，她也永远是看似凉薄的淡淡叙述，触目惊心。
她在《小团圆》里描述亲身经历的堕胎，“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
她在公交车上挤着、在汽车旅馆辗转、在租住的公寓用了Phong的化名，没人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张爱玲。
她竭力避人、避世，停地搬家，说走就走，躲着恼人的跳蚤，躲着好奇的人群，躲着晚年国内那些狂热爱好者们的围追截堵。
在闹市区生活得像个隐士。
她“非必要不麻烦”的年轻朋友林式同回忆，初次见面时，她“快步走来，瘦瘦高高，潇潇洒洒，头上包着一副灰色头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他说“你真是一位隐士！” 她笑了笑没有作答，也没有否认。
张爱玲与丈夫赖雅
1989年她摔坏了肩骨，依旧平和沉稳在电话里跟朋友说：“没有什么，不必担心”，也谢绝了他人照顾的好意。
超脱，淡然，是她晚年留给朋友的印象。
与其简单定义她是“润”，不如说她是找一处陌生的地方隐匿自己，孤独而自由。
她从来都是散漫的自由主义者，天生的文艺人，“家”和“国”对她构不成强烈的归属与屏障。
她离群索居，只为追逐适合自己的栖息之处。她的“润”，是找灵魂栖居之所，如同无脚鸟，不断的寻觅。
从这个角度去看，张爱玲未必真的是所谓的“润学”始祖，但她何尝不能看做一种“润学”态度的象征呢？
前有胡适来去自由，后有木心去而复返，其实都能看到张爱玲旗袍飘扬的身影。
摩西出埃及你不敢说是他带着希伯来人“润”过红海，伍子胥一夜白头也不好说是他胆战心惊“润”出了韶关；唯有陶渊明拂衣归田、张翰“莼鲈之思”辞官回乡，或者如韦小宝般逍遥跑去通吃岛，才可以称得上一个“润”。
这一点，张爱玲确实当之无愧。
张爱玲晚年最后一张公开照片，举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报纸，大眼睛里露着孩子般的一丝狡黠与调皮。
或许“润”到最后，其实是遇到了当初的自己。
本期作者：高乔 翟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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