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最近跟朋友讲，这好像是一个适合我的时代。我从农村到城市，从北方到南方，从机构到江湖，有意无意发展出一套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哲学。每当我留心社会的发展趋势，都会发现这套东西可以帮我在混沌之中开辟出一道可以呼吸的缝隙。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我们不必等世界变好再开始生活。
故事要从我小时候的社恐说起，但我人生哲学的核心只有一条：我不相信延迟满足。
我从小就怯于与人打交道。有一次跟一个同学去另一个村找朋友玩，我发愁我们都不认识他们家怎么找啊，我同学大惑不解，鼻子下面是什么，嘴啊。这件小事让我印象如此深刻，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开口问路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我同样害怕的还有，在集上跟人砍价，在学校跟老师打招呼，在很多场合跟人寒暄。
我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我长大，我如愿进入了导航时代，网购时代，社交网络时代。我不擅长的那些东西，逐渐变得没有必要。估计现在就连农村，砍价也不是一项必备技能了。时代的变化，让许多人不适应，但这些变化对我的解放意义更大。顺便一提，这其实也是有史以来对文人最友好的时代，不需要货与帝王家就能有许多生存空间。当然那些一门心思要货与帝王家的人未必同意。
因为害怕与人打交道，尤其不擅长虚与委蛇，而虚与委蛇是熟人社会每个人都要掌握的生存技巧，我一直被认定“适应不了社会，肯定会饿死”。没想到社会反过来适应我了。但是在成长过程中，这个性格给我造成的障碍与痛苦是结结实实的。我永远无法融入现存秩序，不管在哪里都孤零零待在边缘。
就像人进入黑暗之后眼睛会逐渐适应一样，我在边缘每日思考自身的处境和那把我排除在外的秩序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个过程中，我读了很多书，进入了很多时空，与人类最好的那些头脑做过触及灵魂的交流。这种交流是那些社交达人们不具备也不相信的。
我逐渐发现，每个时代的所谓主流秩序，主流生存法则，都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偶然。但每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把周围人认定的主流当作神明来敬奉，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从不敢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他们就像羊群一样，被看不见的牧羊犬指挥着，前方是丰美的草地，是拥挤的羊圈，还是万丈悬崖，都没人在乎的。
所谓主流，就是这么个玩意。但是架不住飞蛾扑火，代代不休。“所有人都是在他们的社会中思考和行动的，而文化却是武断的，并且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不存在什么超验甚至先验的东西在指导着人类的变迁——人的变迁是不可预期的。”
季羡林说，自己在“十年浩劫”中，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不可接触者”。在这个时候，他身边有两只猫，“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这一点暖气，支撑着他走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这时他说，“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时过境迁之后，季羡林恢复了地位和荣誉，他一下子又成了“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辞，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然而此时他的两只猫却已经死了，回到家里，阳光虽照样明媚，他却感到异样的寂寞与凄凉。于是他说，“我感觉到欢，又感觉到悲。”
认清了主流的虚幻之后，我便坚决地不再相信任何延迟满足。因为所谓的延迟满足，基本都是某种与主流秩序的跨时间的勾兑。为了主流秩序的要求，我先压抑着，忍耐着，顾全着大局和他人的颜面，然后在他是他地，主流秩序会给你一种适当的回报，但这种回报是没有约束和保障的。
我发现，延迟的满足，往往是畸形异化的满足。压抑的是人性的美好，得到的却只是变态的欲望发泄。案例太多了，不胜枚举。
所以我选择的是即时满足，无偿付出，不期待任何回报。我对孩子，对朋友，对写作，都是这种态度。
我学不会说假话，我也不需要任何需要说假话来维护的朋友。今天我们约在一起聊天，我能给到的时间和这个时间里的我，就是我能给的一切。我不暗示，不许诺。
我读书散步，读书散步时呼吸到的空气，观看到的云霞，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我不要求更多。
我写文章，通过文字能够攀登的精神山峰的高度，就是我唯一的期许。
我当然相信付出会有回报，真诚可以赢得真诚，但对于中间的转化方式和转化效率，不做任何预期。全情投入，然后随时准备抽身而去。所有回报来临的时候，都当作意外的惊喜。习惯性忽略沉没成本，当我想做什么的时候，那一刻我已经拿回了我想要的。剩下的，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现代社会，一切要么在流动，要么准备流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流动性。很多人因为对结果感到茫然，所以不愿意对任何严肃的事业投入生命的热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亏本的精明。说到底，人生除了过程还能有什么呢。
继续阅读